摘要: 　　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上海世界考古论坛上，前来参会的缪丹女士告诉我，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引进2020年最新第八版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希望我能够帮助翻译新一版的修订本。鉴于我手头正在翻译另一本教材《人类的过去》，分身乏术，所以特地邀请了董宁宁、薛轶宁和郭璐莎等几位青年才俊帮忙，以便能够按时交稿。本来以为，修订本的主体已有中译 ...

　　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上海世界考古论坛上，前来参会的缪丹女士告诉我，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引进2020年最新第八版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希望我能够帮助翻译新一版的修订本。鉴于我手头正在翻译另一本教材《人类的过去》，分身乏术，所以特地邀请了董宁宁、薛轶宁和郭璐莎等几位青年才俊帮忙，以便能够按时交稿。本来以为，修订本的主体已有中译，局部修订和改动相对比较省力。但是，上手之后发现并非如此。

　　第八版与第六版相比，修订幅度相当大，某些章节的结构几乎做了重组，这种需要东找西寻的修订过程并不比按部就班的翻译省力。第八版与第六版相比，增删了不少内容。其中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醒目的是在第四章里增添了良渚的专栏，伦福儒在自序中将良渚称为“极具魅力的个案，是回眸中国早期复杂社会形成的杰出例证”，是中国考古学跻身国际学术之林的可喜进展。其他值得一提的新内容依次简介如下：第一章“考古学史”的编排基本照旧，但是对遗传学、放射性碳断代做了补充。重写了后过程考古学和最新思潮，强调了多样化的过去和原住民考古学，即由美洲和澳洲原住民群体参与的对他们自身考古遗产的研究与管理。本章还特地提到了始于2013年的“上海世界考古论坛”，认为这个论坛已经与“世界考古大会”和“史前史学科联盟”两大国际会议并驾齐驱，成为一处并不由欧洲学者主导的重要会场。本章还增加了“日本考古学史”的专栏。第二章“证据的多样性”将第六版埋藏学的内容移到了本章，并做了调整。作者多次强调背景（context）分析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了解和解释考古发现，出土遗存的背景是各种自然和文化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也说明了，为何被盗掘的文物和被扰动破坏的遗址失去了大部分科学价值的原因。第三章“何地”特别介绍了无人机在勘探地表遗迹和制作图像上的功效。第四章“何时”变化不大，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遗传学在断代上的突破。第五章“社会考古学”内容和结构变动较大，将塞维斯的新进化论放在专栏里介绍，并根据当下学界对塞维斯模式的看法做了小结。这章还增加了“密西西比斯皮罗大墓”“良渚”“网络分析”的专栏，前两者是复杂社会分析的新案例，后者介绍了一种分析聚落形态和考古遗址之间空间关系的可行方法。这章还特别讨论了“异构（heterarchy） ”或“平序”的概念，这个英文术语没有可以与考古学内容相匹配的中译名词。这个术语最初由卡萝尔·克拉姆利（Carole Crumbley）引入考古学,将其定义为“彼此之间关系平等的诸多元素，具有以许多不同方式分出等级的潜质”。克拉姆利以汽车为例加以说明，汽车作为最终产品，其组装的各种配件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汽车制造商在管理、研究设计、组装和销售各部门的组织和决策来说是有等级的。在本书里，这个术语指没有等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社会成员基本平等，但会因长幼、性别和个人能力而存在某种地位差异，或等级社会中平行的结构或序列如世系、族属、宗教等。比如《人类的过去》一书里，该术语是指宗教和世俗行政机构的平行等级序列，一如古埃及王权、军权和神权的平行权力等级。这个术语为我们在平等社会之中，以及在等级社会不同组织之间添加了新的观察维度，以探究更加微妙的社会系统，并对社会复杂化有新的启示。对于探讨复杂社会的演化和形态差异无疑很有帮助，特别是可以对史前平等社会墓葬材料所反映的社会和个人关系做更加仔细的观察和分析。第六章“环境考古”编排基本照旧，删除了“古代北美的水污染”专栏，增加了“亚马孙和人为的改变”新专栏。第七章“食谱”介绍了从容器中各种残渍来提取酒类和各种食物成分的技术，并介绍了一种提取脂肪成分的层析法。本章还增加了从叙利亚杰夫·埃尔—阿马尔遗址探讨西亚新月沃地的“农业起源个案”、英国“斯塔卡遗址”的季节性分析、“为巨石阵提供食物”和“古蛋白质组学”等新的专栏。第八章“工具与技术”编排变化不大，增加了“美国西南部的陶器形制与学习”专栏，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克朗根据霍霍卡姆和明布勒斯陶器生产之间的差异来研究能动性的一个成功案例。该章还介绍了如何从岩相学分析来分析陶器产地和分布的进展。第九章“贸易和交换”删除了“趋势面分析”专栏，添加了“日本的罗马和新波斯玻璃器皿”专栏。该章还补充了史前玉器和黑曜石作为珍贵材料长途交换的内容。第十章“认知考古”增加了两个专栏，分别是“尼安德特人的艺术”和“布罗德盖海岬：奥克尼的仪式中心”，并对“世界最古老的圣所”专栏介绍的哥贝力克丘做了补充。第十一章“他们是谁”的正文结构基本照旧，但是专栏用“格劳巴勒人：泥沼中的尸体”取代了“林道人”，并新增了 “微生物考古”和“理查三世”两个专栏。本章对遗传学在探索古人类世系和现代人种群关系取得的进展上着墨较多，如海德堡人、尼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关系，还有美洲和澳洲原住民的起源问题。第十二章“阐释”部分虽然编排变化不大，但是结构做了很大的调整。作者有两项比较大的补充，一是新技术为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新洞见，特别是分子遗传学和古DNA为古代人口迁移提供的信息，肯定了早年根据陶器分析做出的“大口杯人群”移居不列颠群岛的传播论解释。二是强调后过程考古学研究个体、能动性和物质交集的价值。作者提出，就考古学理论而言，过程论和后过程论的争辩大体已经结束，现在的考古学思想以两者有趣而相互交融的方法为特点。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章的内容基本照旧，但第十五章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严峻现状做了许多新的陈述，首先是基建对考古资源的威胁，其次是战争给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特别是2011年埃及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开罗博物馆被盗；2013年埃及被罢黜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支持者洗劫开罗南部200公里处的马拉维古物博物馆；还有就是2015年“伊斯兰国”对摩苏尔博物馆和尼尼微等考古遗址的洗劫和破坏。作者在“国际保护”一节中呼吁对世界濒危遗产名录的保护；在“对策”一节中，特别介绍和称赞了中国金沙遗址和良渚遗址的保护和展示；专栏中“实践中的文化资源管理”案例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至东谷“地铁轨道项目”取代了“田纳西—汤比格比航道项目”。原来第十六章“新探索者”被删除。

　　考古学的进展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重大发现，这主要凭借运气和材料的保存概率，另一个就是运用技术方法带来的新突破和新认识。从本版新增的内容来看，技术领域的突破比较醒目，其中分子遗传学成为近年来发展最为显著的亮点。现在，考古学可以在根本不见骨骸的地方，仅从DNA就能探知人类的存在。考古学家已经在欧亚大陆的四个洞穴沉积中找到了40万到4万年前的尼人。根据DNA，考古学家分辨出了独立于进入美洲其他三批人群但没有留下后裔的一批移民。在埃及，该技术确认了一具不知名的木乃伊是图坦卡蒙的父亲阿肯纳顿。在欧亚，古DNA从距今4500年前人类遗骸中成功鉴定出一种已经灭绝的人类乙型肝炎病毒，并从牙菌斑上的DNA了解到公元前3500年前曾经肆虐欧亚的鼠疫，并确定一种罕见的肠道沙门氏菌是1545年墨西哥科科特利瘟疫的起因。一项具有里程碑的发现，是对西班牙阿塔普埃卡骨坑遗址出土的一件股骨的古DNA分析，这是迄今提取到的最古老的古人类DNA序列。而且研究结果出乎意料，因为这类海德堡人与后来西伯利亚丹尼索瓦人的亲缘关系要比欧洲尼人更为接近。作者还以相当笔墨特别介绍了付巧妹破译世界最古老现代人基因组的成果，认为对西伯利亚乌斯季—伊希姆股骨的遗传学分析，是迄今论证的具有高质量基因组序列的最古老解剖学现代人。此外，从人类遗骸中提取的Y染色体数据为欧洲早期农耕人群的扩散提供了更清晰的一种形态，它与欧洲农业开始之初来自近东的人口大量输入吻合。在欧洲青铜时代初，与库尔干土墩墓相伴，从黑海北部草原迎来了进入中欧的颜纳亚游牧者。

　　本书自2004年第三版和2015年第六版中译本出版以来，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年轻学子的欢迎，对我国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书有每隔四年进行更新和修订的良好传统，将国际学界最新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进展和成果纳入编撰的内容之中，使得我们能够体会到这门学科发展的脉搏和亮点。然而，这本代表了国际考古学前沿和发展趋势的教科书在我国大体上被作为参考读物来对待，并没有被看作考古专业基础训练的起点。可能不少人认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与世界各国有别，便把材料和目标的特殊性和民族性延伸到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我们应该清楚，考古学的发展在时间上是累积性的，在空间上是世界性的，中国考古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在讨论如何提高我国考古学理论方法水平的时候，往往总要加上“中国特色”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界定。好像非要有自己民族特色而与国际有别的理论方法，才能被普遍认可，才能引领世界。但是，那些我们自认为是传统特色的方法，最初也是来自西方的借鉴，而有些闭门造车的所谓创新和探索也很难达到国际水准。与考古材料不同，理论方法一般都是普世的，尽管它们在具体运用中会植入个人立场和偏好。正是蒙特柳斯类型学和柴尔德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普世价值，使得它们能够被我国考古学所采纳。所以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无视学术超越族属、超越国界、超越传统的本质，不但不能使中国考古走向世界，反而会使我们的研究另类化，妨碍中国考古学跻身世界之林的努力。学术只有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可以从长城、故宫、兵马俑、敦煌和良渚等世界遗产得到佐证。

　　由于我国考古学目前主要采用的仍是文化历史学的范式，考古专业的基本训练和课程还是集中在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上，对于至关重要的材料解释和历史重建并没有系统的方法论训练。而材料阐释的应对技巧构成了有别于考古学材料处理的技能和方法，这种阐释和历史重建要比我们承认的难度更大。长期以来，我国学界认为考古材料的解释主观性太强，不值得提倡。这是因为，如果缺乏阐释上的技能训练，考古材料的解释就只是一种个人想当然的看法，难以做到科学的历史重建。我们需要了解，考古发掘和发现只是收集研究的基本材料，分类和年代学梳理只是研究的基础工作。材料本身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历史故事，需要我们像侦探一样来重建过去。所以，面对考古学历史重建的重任，我们必须重视考古材料的阐释问题，阐释工作应该成为我国考古学专业训练亟需加强的一个重要内容。科林·伦福儒说过，考古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邂逅重要发现的兴奋，它给人以难以忘怀的愉悦。但是，这不是考古事业中最重要和最有趣的部分。真正的挑战是把考古材料以一种相互关联和合理的方式拼合起来，从中寻找意义并做出解释。这本教材为考古学如何从材料收集、通过分析、做出理论的阐释，提供了非常全面和详细的介绍。

　　近年来，我国高校考古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视野虽然有了很大的扩充，但是其主线似乎仍沿着某种传统的惯性而持续。这种传统训练的弊端可以在许多年轻学子的论文上表现出来，比如理论思维的薄弱导致明显缺乏问题意识，考古学文化仍被视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概念，方法上仍侧重类型学分析，无论是器物还是科技方法都忽视背景信息的整合以提炼更多信息，或就事论事试图用单一方法或技术解决所有问题，在解释上也没有实证的训练和逻辑推理的支持，结论表现为想当然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个人表述。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虚心聆听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在36年前对中国考古学提出的略显尖锐的批评，即中国的史前综合性探索还没有同全球更好地结合起来，大多数的研究被缺乏理论能力和研究技巧的状况所束缚。

　　为了进一步缩短学科的差距，我国高校考古专业课程应该从本科开始训练学生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能力，努力做到理论思考的前瞻性和指导性、研究设计的缜密性、发掘采样的目的性、分析手段的严密性、信息提炼的目的性和科学阐释的整合性。无论是史前考古学还是历史考古学都应当去探索和解决许多科学前沿问题，努力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并在解决特殊科学问题中获得重大进展，这样中国考古学才能对世界考古学产生重大影响并作出更大的贡献。希望第八版中译本的出版能够为我国考古学的努力方向提供一个新的标杆。

　　本书请科林·伦福儒爵士重写了中文版自序，在此对他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修订工作的分配如下：董宁宁承担第一、二、三、六、七章，薛轶宁承担第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郭璐莎承担第五、八、九、十章以及专业术语，我和郭璐莎共同进行了索引的修订。本人负责所有修订内容的校对和全书的审阅。

　　陈淳

　　202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