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约八年前，周卫荣教授的《钱币学与冶铸史》出版前，我曾为之认真作序。近日，周卫荣教授借赠我一部重要新作《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之机，希望为之撰一书评。尽管铸造工艺不是我的主业，但毕竟与周卫荣馆长深层次合作20余年，对他们的重大成果即便不能如数家珍，至少也有深刻印象。更何况这部专著与我之前在《钱币学与冶铸史》序言中的建议还似 ...

　　大约八年前，周卫荣教授的《钱币学与冶铸史》出版前，我曾为之认真作序。近日，周卫荣教授借赠我一部重要新作《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之机，希望为之撰一书评。尽管铸造工艺不是我的主业，但毕竟与周卫荣馆长深层次合作20余年，对他们的重大成果即便不能如数家珍，至少也有深刻印象。更何况这部专著与我之前在《钱币学与冶铸史》序言中的建议还似有关联，便自然爽朗地应允下来。

《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

作者：周卫荣、孟祥伟、杨君、陈旭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回顾以往与周卫荣馆长交往30余年的经历，确实主要聚焦于钱币的铸造工艺，这部专著涉及的不少内容，我多少都曾介入，然而评述这部专著之前，我首先拟再次向读者介绍2005年周卫荣教授和董亚巍先生向我阐述“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选择”的过程。应该说，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不信，不过，当他们展示曾侯乙尊盘的细节照片后，我方意识到他们见解的正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如今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结论的深远意义。不难理解，无论是西方的失蜡法青铜铸造工艺，抑或是东方的复合范法青铜铸造工艺，皆代表着青铜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既然这两大青铜铸造体系之间未见交流痕迹，那么，当时中西方文明的隔离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不久前，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在我校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明确指出，所谓欧亚大陆原生文明的形成和交流，可大致分为两大区域：其一为北非埃及、西亚两河流域经由伊朗与南亚次大陆连为一片的区域，另一则大体为单一的东亚华夏主体。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指出，张骞通西域前，虽然华夏主体与欧亚草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大原生文明区域之间则罕见直接交流。尽管这里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核实，但总的来说，王建新教授的这一精辟论断应基本无误。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说，相对于其他三大文明而言，华夏文明不仅是唯一连续不断的悠久文明，而且是自成一体的原生古老文明。

　　不难理解，作为华夏青铜时代高科技的象征，复合范法青铜铸造工艺自然受到学界的关注和探究。得益于周卫荣教授和董亚巍先生两位“亲密战友”的合作和指教，使我深刻认识到，欲探索这类铸造工艺，仅仅“纸上谈兵”必难奏效，而模拟制备实不可少。

　　或许有人认为，且不说几位学界权威多次出版了相关鸿篇巨著，就连我们的朋友，董亚巍先生父子都有两部评价甚佳的专著问世，更何况大型容礼器的铸造工艺远较钱币复杂得多，如此说来，周卫荣教授等人的这部专著似乎没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甚至没有出版的必要。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当我认真研读《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之后，便切实感受到该专著的价值所在，第一次深刻认识到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发展的全过程。

　　诚然，回顾我国光辉灿烂的青铜时代，钱币仅为众多青铜器种类中的小宗，其体量小、起源晚，加之工艺简易，以致其重要性似可忽略不计。然而，随着青铜时代的结束，青铜器虽整体退出，但并未绝迹，其中，持续发展至今的主要有铜镜和钱币，不过，相比于最受世人喜爱的铜镜，无论纹饰、铭文，抑或规格，皆非钱币可与之媲美，何况铜镜还常覆盖有神奇的“漆古”纳米膜。尽管如此，人们不难认识到，铜镜的铸造工艺，基本是原地踏步，几无特别作为。

　　与铜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钱币。周卫荣教授等基于非凡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代之后，青铜范铸技术之精华，其工艺思想其实并未消亡，而由铸钱业继承并不断向前推进。也就是说，正是铸钱工艺继承并不断发展着我国的青铜范铸工艺，直至将其提升至翻砂铸造的空前高度。尽管不宜将其等同于催生了工业革命的现代翻砂工艺，但其水平和价值绝不应低估。

　　围绕这一观点，周卫荣教授等熟练运用其倡导的“三重证据法”，在充分调研陶范铸钱的基础上，借助模拟实验，对石范铸钱、铜范铸钱、叠范铸钱等工艺开展了系统研究，虽经多次反复，甚至失败，但最终皆达到了预想的结果。所有这些内容，《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专著中都作了详细介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教授等人再次全面地介绍了翻砂工艺铸钱的研究成果。基于分析，他们发现，翻砂工艺应该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南朝盛行的叠铸工艺经不断改进，致使翻砂工艺于萧梁之后应运而生，然而在此之前的北魏永安五铢钱上，其呈现的翻砂铸钱特有痕迹，则成为早期翻砂铸钱工艺业已存在的实证。我深深意识到，这里尚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希望周卫荣馆长继续带领其团队，借助模拟制备，获取更为完善的翻砂铸钱成果。

　　不难认识到，以上介绍的各种铸钱工艺有一个共同点，即所铸钱币的质地皆为青铜。然而至少我知道，关于黄铜研究，学界无人能出周馆长之右，由此可知，在专著的最后一章，周馆长等不失时机地介绍“黄铜铸钱”，自在情理之中。显然。这一章的精彩之处不是铸造工艺，也不是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黄铜冶铸技术发展史，而是关于黄铜铸钱三个阶段的科学论证，即根据文献调研和成分分析，特别是镉含量分析，明确指出，黄铜铸钱始于嘉靖三十二年，而这时的黄铜钱币仍然配有铅锡，至万历后期方停止加锡。不过，这两个阶段采用的仍为矿炼黄铜，直至天启年间，人们将金属锌和铜配置的黄铜直接用于铸币，古代黄铜铸币方臻成熟。我以为，周卫荣馆长等人的上述研究结论固然重要，而他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则更应推崇。

　　如果说，以上介绍的是这部专著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有关铸钱工艺与钱范真伪鉴定以及货币起源的论述可视为相关知识的补充。基于铸钱工艺研究的深厚功力，周馆长等分别举例论述了若干陶质、石质以及金属质钱范赝品的判断依据，这里同样不乏闪光之处，读来竟不由得产生实践鉴定的冲动。

　　最后，谈谈关于我国货币起源的意见。必须承认，我对这一课题没有研究，原则上没有发言权。好在周馆长是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不揣固陋直抒己见。我的意见仅凭直觉，其大意为，从物物交换至货币产生，中间似乎还有一个具有货币性质的一般等价物阶段，这个代替物可以是海贝，也可以是碎玉块、碎铜块等，无论如何，至少应该将它们视为原始货币或货币雏形。很可能这一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即便如此，仍恳望方家不吝赐教。

　　《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专著的出版，是周卫荣教授等人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展现的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发展的全过程，将使世人进一步认识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并能有效激励青年才俊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