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黄文弼先生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为中国丝绸之路考古、边疆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3月4日，“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会议聚焦黄文弼先生生平事迹、学术理念以及丝绸之路考古等内容，共同推动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陕西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张彤、校党委副书记张清参加开幕式。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 ...

　黄文弼先生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的先驱者和奠基者，为中国丝绸之路考古、边疆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3月4日，“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会议聚焦黄文弼先生生平事迹、学术理念以及丝绸之路考古等内容，共同推动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陕西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张彤、校党委副书记张清参加开幕式。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罗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朱岩石，黄文弼先生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纪苏发表致辞。

　　开幕式上，黄文弼先生后人黄纪苏、袁复礼先生后人刘卫东向西北大学捐赠了先祖遗物。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也是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重要创建者和奠基人。黄文弼先生以其高尚的爱国情操、卓越的学术成就，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当前西北大学考古“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术蓝图，总体上仍然遵循着黄文弼先生指明的研究方向。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在致辞中表示，总结黄文弼先生在西北大学任教时期的丝路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立足西北、扎根大地；二是学术报国、有用于世；三是立意高远、止于至善。郭立宏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共同探索丝绸之路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935年黄文弼赴陕西工作，对陕西文物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1937年—1938年，以黄文弼为主任的西安整修碑林办事处，对西安碑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工程，西安碑林的规模由此基本形成。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延续、传承以“开成石经”为核心，是西安碑林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1937年—1938年整修西安碑林工程，在对石碑进行分类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残损调查、文字校勘。整修西安碑林工程把碑林教育功能放在突出位置，为后来建成陕西历史博物馆奠定了关键性基础。

　　纵观黄文弼先生的学术兴趣，为何从哲学转向艺术史，又转向西北考古？基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认为，黄文弼之所以转向西北考古，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从西北史地之学到西北考古调查的学术史视角看，这来自西洋和东洋学术界的刺激；从有关边疆考古中的“学战”视角看，这源自中外学术竞争中的“胜算”与“胜负”；从近代视角来看，这源自中国学术界为重建中国而开始重建一个独立连续、又包容四裔的中国历史的学术努力，尤其是受“九·一八”事变的刺激，强烈的民族情感与国家意识使得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从“独立连续的历史”转向“包容四裔”的历史。

　　黄文弼与傅斯年都是五四运动中从北大红楼成长起来的现代学者，对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关注，使他们在学术上多有交集。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认为，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对于黄文弼与傅斯年的往来书信和相关资料作出笺释，可以有效揭示黄文弼在西安碑林期间为史语所搜集史料、在抗战期间为考古报告出版奔波、在任职西北大学期间为聘请人才而与傅斯年的交往，以及重要的“古物影片”等材料在黄文弼西域研究中的价值。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汉代丝绸之路史研究的历史学与考古学完美结合的经典。西北大学史学部主任王子今认为，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对丝绸之路生态条件的充分关注与认真考察，体现出立足前沿的创新意识，亦达到了领先学界的高水准，对罗布淖尔古水系变迁的研究、罗布淖尔汉简“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等信息的揭示、节令所透露气候问题的关注都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识见。就丝绸之路史研究和生态环境史研究等学术方向,《罗布淖尔考古记》都起到了标范的作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那么应该如何理解“五星”锦上的动物纹及其寓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认为，关于“五星”锦上所织四种动物纹，分别对应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天宫四象的组合。沈睿文认为，将“五星”锦和“讨南羌”锦视作出自同一织物，导致了一些误解，“五星”锦是通过星占用辞作织锦吉利语，配以天宫为背景是再自然不过之事。“五星”锦上所织四种动物纹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宫，共同构成四象体系，四灵同时出现面作为赤道宫的象征。唯有如此，才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之语境提供了相称的天象语境。

　　佛教考古是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内容。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冉万里指出，咸阳洪渎原成任东汉墓地发现的两尊金铜佛像，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是改写了中国古代出现独立的供养佛像的历史，将这一历史从三国至东晋十六国时期（3—5世纪初期）提前至东汉晚期即公元2—3世纪，提前了百余年；二是改变了以前的东汉时期佛像主要发现于长江流域这一现象；三是说明东汉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汉王朝的包容，而大月氏人在其中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不仅在中原北方地区已经有了以上层社会为主的信众，而且已经出现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的膜拜对象——金铜佛像；五是从将佛像作为随葬品这一点来看，表现出东汉时期，人们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丧葬观等对待佛教及佛教造型艺术的。

　　唐代的碎叶地区，最早是塞人游牧之地，公元5世纪以来为从河中地区迁来的粟特人居地。西北大学中国民族史团队首席专家周伟洲指出，唐代碎叶在丝绸之路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碎叶地区为诸国商人聚居、商业繁荣之地，是丝绸之路所经的重要城镇。从唐代碎叶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可以发现，唐代碎叶地区聚居着原土著塞种、粟特人及曾长期统治该地的突厥人和隋末唐初内地迁入的汉族官吏、将士、商人和移民，以及吐蕃人和稍后的大食人。故而，唐代碎叶的历史不仅可以说是唐代鼎盛时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而且也是唐代鼎盛时中西文明交往的一个典型例证。

　　来自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近50家学术机构与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本次会议为期2天。会议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主办，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和协办。（记者：陆航 实习记者：杨非非）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