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其所承载的新理念也得到了更多认同。无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开放型平台来说，经济与文化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文化的维度不可或缺。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古丝绸之路起始于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背后是文化沟通。古代中国许多物质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近代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知识，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今天，挖掘和研究曾经在中西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文化遗产和案例，不仅有助于深化“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而且有利于增进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与民族的理解和交流，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如何传到欧洲的

今年是欧洲宗教改革500周年。历史学家在谈及这场改革的背景时，常常会提及古腾堡，称古腾堡活字印刷革命有力地支持了宗教改革运动。其实，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因缺乏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个别国家的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首创权提出挑战。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造纸术和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的历史做一回顾。

造纸术西传没有很大争议。很多文献都表明，在蔡伦发明造纸术后的1000多年，欧洲才建立了造纸厂。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早在公元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亚的撒马尔罕。西班牙最早的造纸厂1129年建于克萨蒂瓦（Xativa），但一开始基督教世界对此并不欢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于1221年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所有写在纸上的公文都无效。直到15世纪中期欧洲印刷业兴起后，欧洲人才逐渐改变了对纸张的看法。

活字印刷术发明于中国。据《梦溪笔谈》所述，北宋毕昇研制成功了泥活字。一百年后，元朝王祯制作了木活字三万多个，于1298年试印自己编修的《大德旌德县志》。1193年南宋名臣周必大用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排印了《玉堂杂记》。周必大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其中所记“沈存中法”，即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如何传播到西方的呢？

李约瑟认为，如果印刷术由东方传到西方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个中间环节的话，既熟悉雕版印刷又熟悉汉字印刷的维吾尔人，极有机会在这种传播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一书中得到了证实。该书介绍了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实物。据考证，回鹘文已有以音节、语音为单位的，介于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和汉字活字之间的中介类型活字，已经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原则，是我国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的中介类型活字。

这些回鹘文木活字大部分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早于古腾堡使用金属活字二百年左右。这就从事实上否定了“古腾堡第一个用字母活字印书的观点”。

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曾于1925年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中，展示了4枚回鹘文木活字，并写道：“迄今没有发现过字母活字的物证。敦煌发现的活字仍然仿照中国的方法，不是字母，而是一个个拼成了的字。”但实际上卡特看到的只是个别的以字为活字的回鹘文活字。而我国专家经考证发现，这些活字所表示的文字符号有7类，分别是：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以词为单位的活字、以动词词干为单位的活字、表示词缀的活字、以不表示词义或语法功能的语音组合为单位的活字、表示页面版框的活字（其中有单栏，也有双栏）和表示标点符号和附加符号的活字。这些活字均出自敦煌莫高窟。

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认为，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期间由阿拉伯商人传到欧洲的。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古希腊人）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活字印刷发明于中国毋庸置疑，但为什么人们把古腾堡活字印刷称为一场革命？原因在于，它在当时欧洲社会革命中扮演了大众传播工具的角色。我国专家也承认，欧洲使用机械铸字和印刷，大大提高了活字印刷效率，使活字印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明权与传播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普及化是传播力的基础和前提。其实，在蔡伦前已经有了造纸术，蔡伦在传播上的贡献在于他用了更廉价、更易普及的材料，如刘光裕所说，“以麻类纤维为原料并非蔡伦创造，以废弃麻类纤维和谷树皮为原料乃是他的创造”。

“中国风”对近代西方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除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以外，中国文化在西方一直具有较高的地位。以“中国风”（Chinoiserie）为例，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传播了中国文化。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欧洲又掀起了一场“中国风”。“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

西方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兴盛“中国风”呢？有学者提出，莱布尼茨经过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考察，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西方人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自然神学，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而不应裹在圣经和神学的章句和概念中走不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人都把“中国风”视为一种高尚。早期的几届世博会虽然中国政府尚未正式参与，但都设有中国馆或中国风格的庭院。1889年巴黎举办世博会的时候，中国人在园区里造了一个中国风格的亭子，世博会结束后法国人把它买了下来。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法国人曾问我们能否找到该亭子的主人，但始终没有查到。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一轮开放和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它不是古丝绸之路的翻版，但是要真正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就必须把文化合作和交流放在重要位置上，因为这有助于民心沟通。近年来在文化领域，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高层交往密切，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与不少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在不同国家举办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可见“一带一路”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其文化价值和意义更为深远。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更要文化先行，通过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共同构筑起一个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文化对话和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图书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