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至1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科学工艺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甘肃省文物资料信息中心、时艺多媒体及阁林文创共同主办“秦‧俑—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近两百件与秦文化有关的文物首次登台，谱成一出恢宏绚丽的秦之史诗。

 

　　这些精美的文物分别来自二十家文物典藏单位，除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其中位于陕西省者十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博物院、咸阳博物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陈仓区博物馆、凤翔县博物馆、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岐山县博物馆、陇县博物馆），位于甘肃省者六（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礼县博物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

 

　　内行人一看便知，这十九家文物单位的地理分布，大致呈现了秦人逐步由西向东发展壮大的历程，也就是指秦人从迄今所知最早的起源地天水（西陲），经平阳、雍都一路往东，最终迁徙至统一帝国首都咸阳的历程。今人即便筹划田野考察旅程，一路从兰州到西安，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遍访这十九家单位。纵使真能亲历这十九家单位，也不可能在空间有限的展厅里尽览这些文物精品。更别提这十九家单位中，不乏并无展览文物职责的考古所，一般人根本不得其门而入。

 

　　想征得这十九家文物单位同意借展不易，要从十九座库房里堆积如山的文物中挑出两百件精品展出，更是不易。此次策展人、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助研究员蔡庆良（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及长期且全力协助此次策展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在策展期间的辛苦付出，实非外人可知。

 

　　走进展场玄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陕西秦始皇陵出土的彩绘铜车马。马车四驾，上有一御者，整体大小为真实车马的二分之一，但完全仿真。马车的行进方向即观展方向，随着马蹄达达、车轮滚动，观者仿佛搭乘铜车马穿越了两千年历史长廊，回到秦帝国的历史现场。而观者漫步展场一周，领略秦文化从萌芽到茁壮的发展历程后，走回展场大门，赫然发现秦始皇陵的彩绘铜车马同时也是此展览最后一件展品，象征秦文化的句点是秦始皇。策展人的精心布局，从一开始便可窥见。

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
 

 

 

　　随着铜车马的引领，观者走进展场见到的第一件展品是近年在陕西出土的西周早期周公庙甲骨。由于殷墟甲骨的出土，殷商时期成为无数人心目中最早的中国信史，甲骨文象征现代学术体系下的中国上古史的确立。策展人以甲骨为此展览的第一件文物，若有意焉。该件周公庙甲骨卜辞内容记载了东方地名“蒲姑”，反映出西周早期周人与东方的关系。策展人藉此引出第二件展品——近年闻名遐迩的清华简《系年》复制品，呈现了秦人东来说的最新史料。

 

　　循此，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物——传甘肃天水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目前最早的秦文化遗址——西周中期的甘肃清水李崖遗址随葬陶器，以及迄今最早的秦青铜礼器——西周晚期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随葬礼器、陕西边家庄随葬玉器、春秋早期甘肃礼县大堡子乐器坑等文物源源不绝而出，既反映出秦人与周人的密切关系，更揭示了早期中国的庞大交流网络。

 

　　秦人起源于东抑或西，虽仍不能遽定，但秦人东来说并非无根之谈，早期秦人确实可能生于东方，经过千里跋涉，封建于西方，深受周文化影响。如果我们真的走出疑古时代，不妄疑司马迁《史记》、清华简《系年》的历史书写，那秦人东来说的证据实比西来说更为丰富坚实。

 

　　顺着秦人东来说的历史脉络，此展览着力呈现了秦人继承周文化传统，秦与周的密切关联。秦人既更接近周，则必有别于戎狄。那么真正的西戎是什么样子？这正是此展览在秦人东来说后的主旋律。

 

　　甘肃天水马家塬战国晚期墓地出土的大量随葬金银器与饰品：金发饰、金银项圈、金臂环、金腰带、银鞋底……以及陕西宝鸡益门村二号春秋墓随葬的金柄铁剑，共同赋予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将“穿金戴银”与戎狄形象联系在一起。仔细观察器物上錾刻的图像，虎噬羊、格里芬（鹰首狮身）、大角羊等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艺术母题随处可见，反映了西戎文化中的北亚草原属性。

 

　　加上展场上大量秦国君主的随葬品如：铜车马、秦子镈、秦公鼎、秦公簋、秦公钟等上铸饕餮、云雷等纹饰的青铜礼乐祭器，以及璜、觿、璧、玦等玉器。金、银与玉、铜之间的质材差别遂深深烙印于观者脑海之中，秦人与戎人的文化差异、“秦”政权内部的族群差异也被清楚地揭示出来。

 

　　秦人与戎人既然隶属同一政权，之间必然有所交集。戎人对北亚文化传统的汲取虽然更为明显，但这并不表示秦人对北亚文化毫无兴趣。蔡庆良在此展览图录所附专论里指出，春秋晚期秦国的青铜短剑与玉饰的造型皆受到北亚金银器艺术的影响，北亚文化在秦国内部是族群共享的资源。同时马家塬墓地亦随葬一些鼎、鬲、甗等周式铜食器与秦式铜茧形壶，反映出当地戎人并非不知或不用周、秦等中原文化。楚式铜敦出土于马家塬墓地，更引人遐思于南楚与西戎之间的交流互动。而马家塬墓地随葬的卵形器，原来应属草原文化的器类，最终却被焊上三蹄足，更令人想到西汉南越王墓随葬裂瓣纹银盒上所焊的圈足。

 

　　此展览的种种器物，均反映中原大地的子民并非盲目接受舶来品，而是发挥自身创造力、融合固有传统，甚至将舶来品改造成适合自身使用的器具。循此不妨推测，马家塬墓地所展现的强烈戎狄特色，虽然其来有自，却也是当时戎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战国晚期受秦国统治的西戎知晓且使用秦式、楚式等中原器物，但他们更热衷于使用与中原传统不同的北亚风格器物，藉此在一定程度上“去中原化”。当代少数民族往往会透过服饰、饮食等明显可见的表征来彰显其特殊身份，战国晚期受秦国统治的西戎或有类似之处。换言之，战国晚期以前，当地的秦、戎文化差异未必如此明确。在一定程度上，秦、戎的文化差异可能是随着秦国政治力的扩张与深化，方被凸显、建构的现象，值得学界深究。

 

　　战国晚期已长期受秦国统治的西戎尚且如此，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甫尝亡国之痛的东方六国遗民，在社会及文化上必与秦国、乃至秦人格格不入，酝酿着再度分裂的种子。故帝国若想长治久安，秦始皇的统一就不能只是政治上的统一，还必须是社会上、文化上的统一，书同文、车同轨等强制措施皆为此而发。

 

　　二十一世纪出土于湖南里耶古城的“秦更名方”，上头记载“毋敢曰猪，曰彘”、“毋敢曰巫帝，曰巫”、“王犬曰皇帝犬”等诸多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更改名号的措施，让我们首次了解秦朝的管辖范围深入且全面：不只统一文字，还要统一方言；不只树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甚至要取代宗教权威，皇帝神格化运动的力度远比我们过去想象得大；“皇帝”名号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就连动物也未能幸免⋯⋯

 

　　就今人观点而言，两千年前的秦始皇无疑“管太多”。但秦始皇若不管那么多，战国七雄又怎么能凝铸成一个更具整合力的“中国”？“秦更名方”甫公布不到十年，原物藏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至今似仍未于公开展览露脸，策展人选件的敏锐眼光令人佩服。

 

　　至于秦朝之速亡，是否与秦始皇的极端控制有关？继承秦制的汉朝又与秦有何区别？何以能长治久安达数百年？这些问题固然有趣且重要，但已逸出此展览的内容范围。让我们期待未来策展人继“赫赫宗周”、“秦·俑”展之后，再次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秦汉文物大展。

 

　　笔者观展时所见精彩处之荦荦大者，已如上述。但“秦文化”涉及的文物数以万计，此展览选件再精再丰，仍不免留有遗憾，更无法满足所有观者的胃口。下文从个人的狭隘专业出发，但本着“温情与敬意”，充分考虑展览的目标与限制，勉力提出个人观展时三处不满足，以供策展人日后参考。

 

　　上文多着眼于此展览的图象与物质文化展品，这也是文物展览通常最吸睛之处。但此展览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煞费心思地展出许多较不吸睛，但意义重大的出土文献。

 

　　策展人从陕、甘二省借得周公庙甲骨、询簋、“高奴”铜权、“五年相邦吕不韦造”铜戟、阳陵虎符、放马滩秦简牍、相家巷封泥、“民居赀公士富”残板瓦等大量真品，辅以石鼓文、诅楚文、秦皇刻石等传世拓片，再利用复制品与图片的形式，将陕、甘以外的重要出土文献，如秦骃祷病玉版、清华简《系年》、里耶秦更名方、北大汉简《赵正书》纳入展览之中。

 

　　在策展人的努力下，与秦有关的出土文献类别几乎被一网打尽，随之而来的好处为秦人历史的发展脉络亦得而清楚呈现。吸睛但易碎片化的物质文化展品，透过出土文献所编织的叙事网络，被纳入秦人的大历史之中。出土文献与物质文化展品相得益彰，共同呈现出丰富且多元的“秦文化”。

 

　　若关注出土文献里的简牍，此展览的选件可谓全面。不管是早期出土的放马滩、郝家坪秦简牍，还是近年出土的里耶“秦更名方”，甚或不在“秦简”范围之内的清华简《系年》与北大汉简《赵正书》，均难逃策展人法眼，原物或复制品令观者大饱眼福。正因如此，此展览不禁令人纳闷：最早出土的秦简——睡虎地秦简跑哪去了？睡虎地秦简的内容绝非无关紧要，其《法律答问》有关“夏子”的内容，反映了秦人与戎狄通婚的社会问题，恰恰呼应此展览着意呈现的秦帝国内部戎狄与秦人的互动关系。而《法律答问》的展出更可补足法律简这一出土文献的重要门类，进而使秦人尚法重刑的印象更加立体化。

 

　　没能见到睡虎地秦简，是第一处不满足。

 

　　接着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物质文化展品。“马车”无疑是此展览的文物明星之一，但此展览展出的马车共有两辆，引领观者入场的秦始皇铜车马固然吸睛，但给观者更深印象的应是比秦始皇陵铜车马大了整整一倍（真实比例）、错金饰银、穷极奢靡的西戎贵族马车复制品。然而观者若对秦始皇陵铜车马仍保有印象，心中不难产生疑问：为何西戎贵族的马车比秦始皇铜车马大了不只一号？难道战国晚期戎狄君长的权力与地位更胜于秦朝的皇帝？

 

　　秦始皇陵的铜车马缩小了二分之一。此举肯定不是异想天开，因为缩微二分之一的模型传统亦见于汉景帝阳陵的大量随葬陶俑。但此举也不能视为秦始皇陵的主流作法，因为大量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理想化的人体比例，他们甚至比多数现代男子都还要高大。此问题目前不易清楚解释。

 

　　尽管如此，若只探讨秦始皇与马家塬戎狄君长的权力与地位高下，则不困难。只要在展厅里，将面积56平方公里的秦始皇陵与3万平方公尺的马家塬墓地平面图，并列于同一幅解说牌上，其可动员人力的多寡、死后所占人均面积的大小，便昭然可见。马家塬戎狄君长的权力与地位，肯定远不如秦始皇。

 

　　至于西戎贵族马车大于秦始皇铜车马的现象，可能的解释很多。或者戎人比秦人更重视马车，或者秦始皇陵尚有更大、更华丽的车马未被发掘出来，或者……无论如何，博物馆展览既然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策展人便须尽可能消除观者观展所产生的疑惑。

 

　　更有甚者，此次展览文物的出土地点包括了目前最早的秦文化遗址——西周中期的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秦公墓地、陕西凤翔春秋秦景公大墓、凤翔秦故都雍城遗址、西安秦始皇陵等重中之重的秦文化遗址。但诸遗址平面图只见于图录里的专论，多未见于展厅中的解说牌。正因如此，展厅一开始虽置有四幅秦疆域演变图，呈现了秦人由西向东的扩张历程，但秦帝国疆域演变与秦考古遗址的关系并未清楚呈现。

 

　　其实，策展人只要在展厅制作一张示意图，将李崖、大堡子山、雍城、秦始皇陵等重要遗址的平面图，依照比例并列，秦重要考古遗址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便可清楚呈现在观者面前。配合展厅里的秦考古重要遗址位置图，观者便能直观感受到秦从蕞尔小邦发展成庞大帝国的历程。

 

　　没能见到更丰富的考古遗址平面图解说牌，此为第二处不满足。

 

　　最后我们再将目光移回出土文献。此展览展出了二方西安相家巷秦封泥，但相家巷秦封泥总数达上千方，二件展品不啻沧海一粟，反映的历史意义难免有所局限。大量展出相家巷秦封泥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相家巷秦封泥不少载有地名，是秦朝下属郡县将文书或物资上呈中央的印记。将相家巷秦封泥所见地名逐一标记于地图上，便可极其形象地呈现出秦三十六郡及其属县，秦始皇的天下一统也真真正正地跃然纸上。

 

　　没能在秦帝国疆域地图上见到相家巷秦封泥，这是鄙人观展第三个不满足之处。

 

　　上文的三处不满足，实乃求全责备之词。历史学者根据有限的史料去探求无限的历史现象，向称“说有易，说无难”。文物展览恰恰相反，是从近乎无穷的文物里挑选出少量精品以展出，故可谓“说无易，说有难”。作者甘冒此大不讳，是希望从简牍学与秦汉史的角度，指出“秦文化”尚有胜义可寻，广阔的古史天地尚有无数角落需要探究。想要呈现无边无际的历史图景，再精彩的文物展览都不可能一次到位，尽管“秦‧俑—秦文化与兵马俑特展”已完满达成了它的阶段性使命。

 

（本文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的鼓励下完成。写作期间得策展人、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助研究员蔡庆良惠赐图录，并五进五出两大展馆，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