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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理论

发布时间：2017-5-23 22:56 | 查看: 659 | 发布者: IICC |

摘要: 作者简介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意大利文物与艺术品保护专家、艺术评论家，20世纪文物修复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导了意大利中央修复研究院的建立并出任院长，在意大利多所院校教授艺术史和文物修复课程，创办多份艺术刊物，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邀请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并担任过许多文物修复项目的顾问。布兰迪的文物修复理论影响了《威尼斯宪章》和意大利《1972修复宪章》的制定，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石。 ...

作者简介

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意大利文物与艺术品保护专家、艺术评论家，20世纪文物修复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导了意大利中央修复研究院的建立并出任院长，在意大利多所院校教授艺术史和文物修复课程，创办多份艺术刊物，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邀请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并担任过许多文物修复项目的顾问。布兰迪的文物修复理论影响了《威尼斯宪章》和意大利《1972修复宪章》的制定，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石。

译者简介

陆地，长期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的教研与实践，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建筑遗产》杂志编委。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砖石建筑遗产的古锈（patina）保护研究”（项目批准号51378351）。著有专著《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发表建筑遗产保护与再生方面的论文近20篇。

内容简介

本书是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从事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人士的必读书目。主体部分包括八章正文和七章附文，其中既有布兰迪曾经发表的论文，也有以中央修复研究院的教学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的文章：涵盖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涉及修复的概念，艺术品的本质、时间性与空间性，伪造的判别，残缺的整合，古锈的保留等论题；提出了可识别性、可逆性、预防性修复等重要原则。本书还包括《修复理论》意大利文版及英文版序言、重要的导言性文章及补充阅读材料，完整收录原版插图，结合保护实例对原文进行注释，完整呈现布兰迪理论的产生背景及其深远影响。

维泰博（Viterbo）马扎托斯塔小礼拜堂（Cappella Mazzatosta），洛伦佐·达·维泰博（Lorenzo da Viterbo）所绘《圣母玛利亚的婚礼》（Sposalizio della Vergine）。

（上）碎片重组后的细节；

（下）对残缺部分进行重新整合之后。

中译者序

一、《修复理论》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

……

但也正如瓦尔萨西纳在序言中引述的布兰迪的学生埃尔马内（Théo Antoine Hermanès）的话，由于缺乏翻译，布兰迪的这些“常识”只在意大利是“常识”，即便在其他欧洲国家也难以称得上是“常识”。事实上，英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乔纳森·阿什利－史密斯博士坦言，直到盖蒂保护研究所1996年将《修复理论》摘译成英文之后，他才知道布兰迪的名字及其保护理论，而且他认为自己“不是当时唯一仍那么无知的人”，从历史上看，各种原创性保护思想通常几十年后才真正起效。译者应该补充强调的是，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系统接触西方保护理论并不太久、总体上仍经验地处理保护对象的国家了。

布兰迪这部“老旧”的《修复理论》对中国读者来说到底“新”在哪里？我们为何要读这部《修复理论》？译者认为，一言以蔽之，这部《修复理论》对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界意味着对一种受到广泛认可的现代保护与修复理论的“寻根之旅”。

诚然，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许多国际公约、宪章、指南类规范性文件，它们构成了国际保护界的理念与实践基础；而且，这些文件几乎都已译成中文，可以说不仅广为人知，而且也已或多或少融入我国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但是，这些文件里的原则更像是一条条没有给出证明过程的干巴巴公式，因此，人们在应用时就有普遍的不理解，乃至抵触情绪。更糟的是，由于不了解证明过程，人们甚至曲解这些国际文件里的概念与原则。比如，“真实性”常被我们理解为在修复或重建中，仅仅基于“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甚至原来的风格或意向而进行的原模原样、一模一样重制；“完整性”常被我们理解为保护对象曾有过的完整状态，于是经常不惜拆掉后来的各种变迁而将其恢复到“完整状态”。就像人们知道勾股定理，却不知道其证明过程那样。对一门学科及其从业者而言，真的可以只知道现成的定理，却不了解其证明过程，不了解其原理？如果这样，当我们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时，如何能信任与坚持那些“定理”？如何能知道这种“定理”在何种情况下，应该调整什么参数才是适用的？如何能理解各种参数之间的逻辑关系？甚至如何能确保在不断发展的新领域里有理有据地推导出其他“定理”，使我们的保护学科真正取得有价值的原创性发展？

就此而言，布兰迪的《修复理论》恰恰是一部“证明之作”，一部“原理书”，而不是枯燥的、似乎强加于人的“定理集”。对于那些已经很清楚这种证明过程与原理的人来说，这部著作的确是“老的”；但对于那些还不清楚像《威尼斯宪章》样的国际保护文件中的种种概念和原则是怎么来的，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来说，尤其对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界来说，这部《修复理论》又的确是非常、非常“新的”。译者认为，这正是我们引进、翻译并推广这部著作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当然，布兰迪的《修复理论》不可能解决所有理论和实践问题。译者认为，史实、艺术、社会这三个维度就像三足那样，鼎立起了当代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布兰迪虽然是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但毕竟不是社会学家，连约翰·拉斯金那样“天真的”社会学家也称不上。他主要思考并解决的是史实和艺术维度的问题，是本体保护问题，而近二三十年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更关注的是社会维度的问题，尤其对于有着强大社会属性与功能的建筑遗产是如此。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爆发式发展，各种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强烈冲击着该领域的本体保护，比如为谁保护、谁去保护、传统应以何种方式合理传承、士绅化、文化遗产“生”与“死”的界限等理论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随着后现代、后殖民思想的崛起，普世性和地方性理解之间，即自然法和历史主义思路之间的权重差异与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之间文化诉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文化遗产保护的确面临着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而伴随这个过程迅速崛起的文化产业也使得这些问题更纠缠不清、更紧张。就此而言，我们难以从他的保护理论里得到明确答案。但我们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不首先解决史实和艺术这两个维度，不解决本体保护问题，社会维度的问题就会像镜中花、水中月那样，难以谈得上获得合理解答。19世纪的“风格性修复”，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家园（Heimat）保护运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它们带来的只是畸形的文化繁荣、文化生态和自明性（identity），事实上也抹杀着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正因如此，布兰迪是如此关注本体保护；正因如此，让我们通过这部《修复理论》首先回归“本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修复理论》的翻译

……

为了更准确把握布兰迪的原意，更全面体现其思想和成就，此次的中文版，可以说，是在比对1963年、1977年的原文，以及2005年英文版、2006年中文版，乃至1988年西班牙语版的基础上，参考各种译本的综译本。这种综译性还体现在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可能是目前最全面的一个译本，既弥补了2005年英文版的漏译，也收录了其中没有收录的一些部分，比如布兰迪为1977 年意文版所作的“再版说明”。此外，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个中文版还添加了许多“译者注”，既包括国人可能不熟悉的人名、地名等，也包括不同领域的专业术语，以及译者在长期研究和翻译中对原文的个人理解。

将这部《修复理论》译成中文无疑是极为困难的，这不仅在于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更在于正如瓦尔萨西纳所言，许多意大利人也难以理解这部《修复理论》，“在这部《修复理论》如此复杂的文本中，充满了陷阱和暗藏的困难，充满了可能的误解以及曲解每个词的可能性”。这使得译者不得不大量查阅相关研究文献，比对各种译本，努力搞清每个词的确切含义。尽管如此，译者仍不时感到“翻译即背叛”这句名言的力量，正如英文版的译者所言，有时，原文中的一个词可能对应多种翻译选项，但由于语言差异，很难把其中的“弦外之音”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比如原文中不时出现的“punto di vista”，表面上看，译为“观点”（perspective）似乎可以捕捉到布兰迪从艺术作品角度审视保护对象的感觉，但从语境上看，显得并不够有力，因为这个词在相当多的语境里有着法理角度的“诉求”（claim）意味。无论怎么翻译，都没有一个词“能完全令人满意地表达布兰迪对各种无声艺术作品的辩护，几乎就像他在一个超出了我们理解的最高法院里正在为它们辩护那样”（英文版译者注）。

……

陆地

2016年6月于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