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在自己的书房工作。 新华网 前卫 摄

　　新华网北京8月25日电（刘军）曾几何时，文化遗产和历史名城保护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这其中，古都北京和西安的保护更是难忘的记忆。北京城墙为何黯然消失？西安城墙又为何得以幸存？这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在新中国迎接60岁华诞之际，曾亲身经历过两座古都保护的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向新华网记者敞开心扉，把这段不曾被人知晓的往事娓娓道来……

　　初识谢辰生 陋室德馨

　　北京市城北安贞里的一个普通的居民区，迎着昏暗的楼道走上三楼，便是谢辰生的朴素而又充满书卷气的家。 
 
不足30平米的“陋室”，一张有些破旧的书桌和一对老式的沙发，以及斑驳的墙面，谢老便在这里接受了新华网和《中国文化报》记者的联合专访。

　　记者略微打量，屋子虽然小，但有“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的感慨。

　　自言为文物保护“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谢老笑意盈盈，高瘦的身材，精神矍铄。殊不知他已经是癌症患者，却依然对国家的文物情深依旧。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

 
 
 谢辰生自写的七律言志诗。 新华网 前卫 摄

　　回忆北京城 物非人非

　　“以前的老北京完全不是这样！”谢辰生开口便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这位几乎跨越一个世纪的老人对北京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说，北京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以前的老北京风貌几乎不复存在。想到小时候，小胡同，四合院，北京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却别有风味，那会儿城墙也都还在。

　　谢老介绍，老北京城的风貌发生变化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北京的城墙。1952年始，外城城墙被大量拆除，大跃进时达到高潮，整个外城墙几乎拆完了；1965年修地铁，内城城墙从上至下被连根挖掉；至70年代初，整座城墙就被拆得差不多了。当时梁思成痛心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梁思成当年断言：不出50年，你们会后悔的！

　　反对拆城墙的人不少，谢老是最坚决的专家中之一。他回忆道，拆城墙时最先拆的是城门楼子，当时社会各界对拆城墙有很多争论，许多专家坚决反对。1958年，文化部给国务院递过建议书，国务院当时是有个文件转给北京市的，支持专家们的建议。但后来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北京的城墙还是没有保住。不过，当时的拆除还没牵涉到城市里的胡同、四合院等，通俗来说，只是“扒了层皮”。

 
 
 
谢辰生（后中）全家福。 新华网 前卫 翻拍

　　拆除老城墙 西安告急

　　谢老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是习仲勋，非常重视文保工作，那会儿专家们递交上去的文件多数也是他批的。1956年，为了配合全国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国务院发布了《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是在这个通知里，提出了要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开展文物普查的基础工作等。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遵循其中的一些规定。”谢老说，后来，习仲勋为保住北京城墙，半夜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大概意思是说，看起来北京城墙保不住了，一旦北京城墙拆了，怕全国其他城市群起效尤，那会是个灾难性的事件，一定要把西安城墙保下来！

　　西安城墙位于西安市中心区，是明代初年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北墙长3241米，总周长11.9公里。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每个城门都由箭楼和城楼组成。现存城墙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1378)，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如果当时不做工作，恐怕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西安的城墙风貌了。”谢老无限感慨。

　　谢老接着说，在习仲勋的努力下，钱俊瑞找到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王书庄又找到谢辰生说这个事情。谢辰生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去找罗哲文和陈明达，紧急整理出了一个材料，交给了钱俊瑞，报给了习仲勋，建议西安城墙不能拆。

　　随后，就是焦急的等待。后来，西安接到中央的指示后，没有仿效北京拆去城墙，而是把城墙保护了下来。

　　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西安城墙赫然在列。

　　谢老说，这是他第一次和媒体的记者说起“北京城墙没保住，却保住了西安城墙”的故事。 
 
 
 年轻时的谢辰生（右）。 新华网 前卫 翻拍

　　“梁陈方案”到底是否可行

　　说起北京城的保护，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方案秉承“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但“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谢老称，即使方案能够采纳，因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财力有限，暂时也不可能实施。

　　现在看来，“梁陈方案”成了一份历史文件，但正是因为这个方案，老北京曾经获得了一种“完整保护”的可能。其价值在于，50年前，北京这座千年老城有可能被保护下来，今天，当我们面临着城市建设带来的种种问题时，这个方案是否可以再次提醒我们慎重思考：北京这座伟大城市的命运，该何去何从？

　　谢老说，无论怎么说，财力达不到是历史的客观现状，但这个方案的思路毫无疑问是对，而且现在国家的实力完全可以施行。遗憾的是，往日的景象现在大多已是记忆。

 
 
谢辰生（左一）和文物保护专家们。 新华网 前卫 翻拍

　　周总理保护团城不被拆

　　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交通问题逐渐复杂，为了城市建设，老北京的许多牌楼开始被拆除。旧时北京著名的牌楼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前门大街五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帝王庙牌楼、景山前街大高玄殿牌楼等。这些牌楼多在50年代因妨碍交通而被拆除。

　　谢辰生回忆道，拆东四牌楼时，因为有争议，当时最高国务会议进行了讨论，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甚至因此而落泪。后来有人提出来，拆东四牌楼是可以的，影响交通，不拆不行，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东四牌楼已不是原先的东四牌楼，是民国期间用钢筋混凝土新建的，所以拆了也无妨。

　　对于专家们保护牌楼的一些想法，有领导引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思，批评说这是“黄昏”思想。

　　彭真当北京市市长时，北京市政府一方面认为应该保护文物，但又觉得需要保护的一些建筑有些阻碍城市建设，矛盾和冲突较多。1954年，由于拓宽金鳌玉栋桥，发生了拆除团城南部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团城实地考察，最后决定保留。据谢老的回忆，当时总理是在没有任何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自己去团城考察的，独自转了一两个钟头，思考着拆还是不拆。

　　后来，总理下决定：绝对不能拆，这是重要文物。当时总理的意见很明确，重要文物是不能拆的。于是，团城就保留下来了，并且贴着国务院的墙往南移了一定的距离，国务院的墙也因此向南移了一点。这说明国务院还是挺重视的。

　　其实，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大部分的风貌还保存着。

　　直到80年代，北京城也没有太大的变动。真正开始变动，是从90年代开始的，至本世纪初，北京的“五脏六腑”开始大动干戈。

　　文化遗产日的由来

　　上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北京老城受到城市建设的巨大冲击，全国其他地方也差不多。西安、南京等城市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2005年，包括谢辰生在内的12位著名文保界专家提出建议，希望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后来因罗哲文出差，最终签名的是11个人。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亲笔批示。于是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

　　谢老呼吁：文化遗产不是经济项目，是文化事业，不能以经济为目的。现在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是强了，但是要搞明白一系列问题：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事业？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保护它？是因为它有历史科学价值，是文化遗产，民族文化繁荣的标志，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还是为了发财？

　　目前，很多人，包括一些媒体，一提到文化遗产，一提到文物，就把眼光聚焦在值多少钱上，比如一些电视台的节目，人们找到古董首先要问的是值多少钱。这是一种误导，慢慢全社会就形成了“一讲文物就谈值多少钱”的观念，于是，盗墓的多了起来。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很少有盗墓的、走私的、破坏文物的，这些年太多了。

　　谢老说，他会一如既往为文物保护而奔走，永不放弃，一个人有坚定的信仰，为信仰而奋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