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洛阳是由“大代”(西晋封国)确切传承曹魏(被晋篡位)之“大魏”正统王朝都城的具体实践，也是北魏与偏居江南的南朝诸政权正朔之争的重大胜利。据记载，孝文帝迁洛之初，巡视洛阳故都，观魏晋宫阙之废墟，睹汉魏石经之残迹，所见所闻感慨万千，随口咏出《黍离》诗，左右随从无不流涕，显示了孝文帝对中原文化的倾心。

    

　　东汉末年，曹操对遭受战乱最为严重的中国北方的统一和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创造的社会稳定与国家逐渐统一的势头，为后继篡汉的曹丕和篡魏的司马氏所继承。殊为可惜的是，西晋短暂的统一和经济复苏的大好局面，不仅没有维持下去，反而被司马衷为首的统治集团毁掉，并将国家带入比东汉末年更为惨烈的战乱之中。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历时16年，紧接其后的“永嘉之乱”历经6年。雪上加霜的是，自东汉以来盘踞在中原周边的多个少数民族，借西晋王室内乱，纷纷涌入中原。他们不仅推翻了晋王朝，而且各割据政权间的杀戮极为惨烈。晋王室和中原衣冠士族纷纷南迁，民众逃离中原，自汉晋以来营建的西安、洛阳两大繁华帝都皆被夷为平地，中原地区由此进入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战乱时期。

    

　　北方中原地区的这种割据混乱局面，持续了约百年。最终再次承担起统一大业的，是一个称为大魏的政权。这个由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大魏(史称“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与三国时期曹丕所建的大魏(史称“曹魏”)没有任何血统与隶属继承关系，但它却传承发展了曹魏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面貌和都城形制。

    

　　这个横空出世的民族和所创立的王朝，有着颇为传奇的兴起迁徙传说和复杂的立国迁都历程。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初称为代、代国、大代，当与建国之地为传统的中原诸侯封国“代国”有关；后来国名更改为魏、大魏，寓意其是延续中原正统曹魏政权、对抗避乱到江南的伪晋政权之意，也就是继承中原正朔之争。

    

　　拓跋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古代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崛起的又一支游牧民族，据传最早属于东胡族。秦汉之际，东胡族被匈奴打败，分别逃往被称为乌桓山和鲜卑山的大兴安岭地区，并以山为族名，形成乌桓族和鲜卑族。其中鲜卑族位于乌桓族北面，在茂密的山林中过着悠闲的狩猎游牧生活。据　《魏书》　记载，其先祖居住在大鲜卑山的巨型石室中，“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曾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管站的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北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附近嘎仙洞的石壁上，考察发现了这一重要的石刻祝文和一些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铁一般的证据印证了这段史实，补充和订正了《魏书》的记载。

    

　　汉武帝时期对中国北方匈奴族的多次讨伐，使之分裂为南、北两支。东汉初，在汉王朝和南匈奴联合打击下，北匈奴被迫西迁。鲜卑族趁机走出大鲜卑山，逐渐融合众多草原部落，先是进入拥有“大泽”(今呼伦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带，其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指沼泽水域)，谋更南徙，未行而崩”。这是鲜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南迁，从茂密森林进入大草原，结束了较为单纯的狩猎生活，开始了驯养大量牲畜的游牧生活。1960年，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若儿矿区北部，考古发现了约为东汉初期的鲜卑人大型墓地，出土大量与草原民族生活和中原文化交往的遗物，显示了鲜卑民族的迁徙和文化发展历程。

    

　　魏晋时期，拓跋力微统领的鲜卑部落联盟拥有“控弦士马二十余万”，逐渐南下游牧到云中　(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后又迁都到盛乐。315年，力微之孙拓跋猗卢助西晋王朝对抗匈奴刘聪有功，被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建都盛乐，这是拓跋鲜卑成为国家的开始。但时隔不久，前秦攻代，什翼犍战死，代国灭亡。

    

　　386年，随着前秦的崩溃，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重新复国，即位代王。不久，又迁都盛乐。同年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自此，拓跋鲜卑政权完成了由代到魏的国名变化，这不仅是拓跋鲜卑民族由游牧流动生活向农耕定居生活的巨大转变，也是其政权模仿和继承中原传统文化和正统王朝制度的重要步骤。

    

　　关于代都盛乐的具体位置，目前因缺乏考古资料，学界尚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是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也有认为是在托克托县北部的古城镇。而史籍中有关盛乐，却有“定襄之盛乐故城”与“云中之盛乐宫”等不同记载。结合记载可知，托克托县古城镇的城址即战国赵武侯修建长城时所筑之云中城，战国、秦、汉都是云中郡所在；和林格尔的土城子城址，是西汉时定襄郡成乐县治，东汉划归云中郡。曹魏时，定襄、云中皆迁至今山西境内，此地遂弃之荒外，拓跋力微才得以率部进驻。云中古城地域平整宽阔，城垣宽大，周长16余里，汉代至北魏遗物丰富，当与拓跋鲜卑迁居的云中或“云中之盛乐宫”有一定关系。和林格尔土城子城址规模与云中城相近，但城址分为三区，南区为汉代成乐古城，北区是魏晋至北魏城址，中区则晚至辽金时期，格局与沿用较为复杂，也与记载的定襄或云中之盛乐有关。究竟这两座古城哪座才是盛乐城?　期待以后的考古发现来解答。

    

　　395年，拓跋珪攻灭后燕。398年，他决定将都城从盛乐迁往更靠近汉地的平城　(今大同市)，这是北魏迁都中原的第二步。自拓跋珪复国，至明元帝、太武帝，北魏经多年的征战，继前秦之后又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割据的混乱局面，历史由此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之后，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相继即位，逐步实施了各种改革措施，如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汉化政策等，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使社会经济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为下一步迁徙中原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魏在平城所建都城，是在汉代平城县基础上改建。先是“截平城西为宫城”，后在宫城南面修筑外城，城内悉筑坊巷，都城仿制中原的“邺、洛、长安之制”。据考古研究，曹魏国都洛阳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邺北城和长安城，均为单一宫城居北的布局，北魏平城显然也不例外。平城的宫室建筑是遵循中原制度逐渐仿制与改建，如最初宫城主殿为永安殿，其后改营太和殿或太华殿，孝文帝迁洛前又拆掉太华殿新建太极殿，显然是在仿制曹魏洛阳以太极殿为中心的都城制度。在国家祭祀方面，北魏也仿照中原，废除早期在西郊祭天的习俗，改到都城南郊。1995年在平城南郊发现的帝王祭天的明堂遗址，与北魏洛阳城南郊发现的明堂有诸多一致性，而洛阳明堂就是在东汉和曹魏旧基上修建而成，显示了北魏政权对中原传统礼制的融入和传承理念。

    

　　北魏政权对多元文化采取了兼蓄并收的开放态度，自东汉传入、作为异域宗教的佛教由此迅猛发展。在归附的汉人士族倡导下，中原传统的儒教和道教也得到发展。这个时期，除太武帝信奉道教、抑制佛教外，其余皇帝多崇尚佛教。平城外城内就修建有“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的永宁寺七级佛塔，与云冈石窟都是当时佛教兴盛的重要例证，也是迁都洛阳后修建的同名佛寺永宁寺九层木塔的延续。

    

　　490年，文明太后驾崩，孝文帝亲政。为尽快入主中原，孝文帝493年以讨伐南朝为由，实行迁都洛阳的策略。这一举措最终完成了拓跋鲜卑族迁徙中原的目标，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北方游牧民族，为形成之后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开创了先河。

    

　　洛阳是北魏迁徙中原建立的第三座都城，是其由“大代”(西晋封国)确切传承曹魏(被晋篡位)之“大魏”正统王朝都城的具体实践，也是北魏与南朝诸政权正朔之争的重

    

　　大胜利，体现了时人“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的思想。据记载，孝文帝迁洛之初，巡视洛阳故都，观魏晋宫阙之废墟，睹汉魏石经之残迹，所见所闻感慨万千，随口咏出《黍离》诗，左右随从无不流涕，显示了孝文帝对中原文化的倾心。因此，北魏在洛阳重建都城，是直接以魏晋都城旧基为模本，承袭了曹魏创立的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居中宫城形制及“洛阳宫”的称谓。

    

　　北魏的沿承不止于此，结合史籍与近年的考古发现，北魏都城内众多的城门、宫门、街道、殿堂、台阁、宫院与池苑等建筑设施的名称及相对位置也多沿袭曹魏。如都城正门宣阳门与门内大街铜驼街，宫城阊阖门、止车门和端门三道正门，宫城正殿太极殿和两侧的太极东、西堂，后宫内的凌云台、九龙殿和灵芝九龙池，宫城北面的禁苑华林园及园内天渊池、景阳山等，都是按曹魏时的名称和格局进行重建。此外，北魏还沿承前朝在都城南郊设置了诸多礼制建筑，如城南1公里东汉至魏晋的明堂和太学，城南20公里曹魏在委粟山设置的祭天圜丘，以遵循汉地制度。

    

　　除了传承和沿袭，北魏对洛阳都城也有创新和发展。最重要的变化是宣武帝时在都城周边的郭区外围，新筑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外郭城墙，郭城内修筑了320多个里坊以安置迁徙到都城的众多人口，使都城洛阳成为一座具有三重城圈、规模空前的新型都市。同时，自汉代就已连通中原和中亚的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畅通，来自中亚和西域的胡商尤其活跃。在北魏时人杨衒之著述的《洛阳伽蓝记》中，就描述了京城洛阳的繁盛景象，“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为了方便来自异域的商人从事贸易，东、西外郭城内分别设置有小市和大市，洛水以南设置了四通市，洛水上修建了可与城内往来的浮桥。史书记载，在洛水以南修建有称为“四夷里”和“四夷馆”的里坊和馆舍，以安置在京城长年居住和附化的胡商。

    

　　北魏在洛阳都城外围修建外郭墙的做法，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都城形制上出现了三重城圈，最内圈是继承中原曹魏都城的居中宫城，第二圈内城中主要设置官署和庙社等皇家建筑，最外圈郭城内设置规整的里坊和市场，这是一种全新的都城形制。二是中国古代城邑的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原来“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重宫室、轻民居的单一防护功能，朝着“宫城建中立极、内城官府林立、郭城筑坊兴市”的多重功能转变，真正具有了“城”、“市”并重的概念。三是都城规模空前扩大，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带来了大量人口，胡商云集，商贸经济繁荣，京城洛阳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北魏洛阳开创的这种都城形制，不仅直接影响了后世隋唐长安和洛阳的封闭坊市制都城，也是之后北宋东京开放坊市制都城的基础。

    

　　从拓跋鲜卑由北向南的民族迁徙、由代到魏的政权变化、由盛乐至平城再到洛阳的迁都历程，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北方一个从狩猎到游牧、再到农耕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崛起之路，也可以感受到中国多民族群体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传承与国家形成过程。正是包括鲜卑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勤奋努力和文化传承，在这块称为“中国”或“中土”的土地上，诞生了若干王朝和政权，其国号、民族、都城可以不同，但以“中原”或“中土”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却一直不变，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和统一国家的概念也不曾中断，这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能够不断融合进步和持续传承发展的重要缘由。(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7年4月7日文汇学人13-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