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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考古故事——英国《古物》杂志所见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步伐
摘要: 中国考古学的进展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内以考古学“三大杂志”为代表的期刊，历年来都雄踞海外订阅期刊榜的前列。但受到语言和一些因素的制约，一直以来，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基本都刊发在国内中文专业刊物上。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考古学已然成为人文学科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之一，国内学者也开始选择海外专业期刊，作为新发现或研究文章的首发之处，讲出了一个个精彩的中国 ...
中国考古学的进展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内以考古学“三大杂志”为代表的期刊，历年来都雄踞海外订阅期刊榜的前列。但受到语言和一些因素的制约，一直以来，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基本都刊发在国内中文专业刊物上。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考古学已然成为人文学科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之一，国内学者也开始选择海外专业期刊，作为新发现或研究文章的首发之处，讲出了一个个精彩的中国考古故事。其中，英国《古物》杂志（Antiq⁃uity Journal） 就是一个极佳的考察海外中国考古学学术发展历程的刊物。
《古物》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专业期刊，自1927 年创刊至今已有九十余年的悠久历史，文章所研究的对象以欧洲、西亚、埃及考古为主，兼及世界其他地域。近二十年来，由于世界考古学蓬勃发展，刊物容量也不断增加，由最初的100 余页逐渐扩展到近300 页，2015 年以来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古物》办刊风格类似于国内的《考古》杂志，近年来的板块主要有研究文章（Re⁃search）、书评（Book review） 等构成。简要回溯这本近百年的刊物，发现其对中国考古材料的关注从未中断，并占有一定份量，但刊发数量在不同时期有一定的波动（图一）。以下结合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来逐一考察。
第一阶段自1927-1948 年。1927 年创刊至1949年前后的92 期中，刊发的与中国考古相关文章达14篇，涉及到13 个年份。
早在该刊创刊之际中国的选题就未被忽视。1928 年，即创刊的第二年（总第5 期），就刊发了两篇针对中国考古学的评论性文章，内容涉及到安特生1925-1927 年出版的中原及甘青一带史前考古学报告。此后关于中国考古材料的文章便不断出现，相关中国考古学研究著作或发掘报告的书评经常见诸于《古物》之上。所关注的考古发现中，周口店一带的旧石器考古研究，是本阶段所刊内容的重点，且刊发时间十分迅速。自1931 年总第17 期开始，此后十年内又陆续有3 篇相关文章涉及到北京人和山顶洞的发现。
这一时期的文章作者基本为西方学者，诸如柴尔德(Child)、毕世博（Bishop） 等均撰写过相关论文。研究对象多数为当时中国境内的新发现以及相应的研究热点，如北京人、山顶洞人、华北史前文化、北方管銎斧、长安夯土建筑，也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中西及中印古文明对比这样的课题。这些研究和新成果的发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悠久历史的了解。
第二阶段自1949-197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大杂志”陆续创办，成为考古新资料和相关研究发表的主阵地。《古物》杂志在这一时期仅刊发14 篇中国题材文章，包括研究文章和书评，从中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首先是作者身份的变化。华人学者这时开始出现，如张光直、郑德坤（ChengTe-k'un） 等均有发文；其次是研究题材的转换。海外学者们积极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大量考古学新成果，以独特的研究视角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现象，内容涉及古代马车、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也有文章讨论了当时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再者是成为中西方考古学界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在这近三十年时间内，国内与西方考古学界交流处于低谷，但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对西方研究者又充满吸引力。1958 年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受邀访华，并于《古物》1959 年第2期中，介绍了此行考察新中国考古学的收获与感受。1963 年夏鼐先生发表“Archaeology in NewChina”（该文同名中文版《新中国的考古学》1962年曾在国内《红旗》《考古》杂志发表过），向西方考古学界介绍建国后十余年来中国的考古学新成就，也成为第一位在《古物》杂志发文的国内学者。鉴于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性，1974 年该刊还专门编发了一组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这在当时的刊物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阶段自1978-2016 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机会增多，中西方考古学界互动频繁，“走出去”与“请进来”逐渐常态化。从该刊中也能明显体现出这种发展特点，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文章数激增。以几个重要节点统计，其中1978-1991 年10 篇（3 篇书评）， 1992- 2000 年25篇，2001-2010 年刊发20 篇，至2011-2016 年间更是高达30 篇，年均刊发5篇。个别期号同时刊发数篇中国考古文章， 如在1993 年第4 期中出现4 篇，2013 年第3 期中则刊发了三篇，文章主题相对独立。1997 年第1 期中收入的2篇文章，则围绕苏秉琦学术思想展开，反映了西方考古学界对当代中国考古学派的关注。个别期号甚至还以专栏形式呈现，如1998 年第4 期中发表一组7 篇与稻作起源相关文章，基本为中国材料。二是国内学者积极介入。自1993年开始这种现象愈发明显（图二）。这批学者中既有学界前辈，如苏秉琦、李学勤，更多的则是一些中青年骨干力量，有的学者彼时正负笈于海外。他们开始注意到将掌握的重要材料及其研究心得，用英文向国外推荐，加快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三是合作互动密切，尤其是在新世纪以后，西方考古学者撰写的中国题材文章，联合署名渐多，独撰的比例减少，而多以与国内相关考古机构人员合作的方式开展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中西合作的比例也较高。四是文章题材广泛，研究追踪热点。所发表文章集中在旧石器文化、稻作与农业起源、早期冶铸技术、中国考古学学派思想、重要考古遗址研究等方面。
综上，这本近百年历史的海外名刊中所见中国内容，正是中国科学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透过这扇窗户，一方面可以投射出在不同时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考古学特征以及中西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情况，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学术不断走出国门的步伐，将会随着学科的发展愈发铿锵有力，中国的“考古故事”也将越来越生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16日7版）
《古物》是世界著名的考古学专业期刊，自1927 年创刊至今已有九十余年的悠久历史，文章所研究的对象以欧洲、西亚、埃及考古为主，兼及世界其他地域。近二十年来，由于世界考古学蓬勃发展，刊物容量也不断增加，由最初的100 余页逐渐扩展到近300 页，2015 年以来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古物》办刊风格类似于国内的《考古》杂志，近年来的板块主要有研究文章（Re⁃search）、书评（Book review） 等构成。简要回溯这本近百年的刊物，发现其对中国考古材料的关注从未中断，并占有一定份量，但刊发数量在不同时期有一定的波动（图一）。以下结合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来逐一考察。
第一阶段自1927-1948 年。1927 年创刊至1949年前后的92 期中，刊发的与中国考古相关文章达14篇，涉及到13 个年份。
早在该刊创刊之际中国的选题就未被忽视。1928 年，即创刊的第二年（总第5 期），就刊发了两篇针对中国考古学的评论性文章，内容涉及到安特生1925-1927 年出版的中原及甘青一带史前考古学报告。此后关于中国考古材料的文章便不断出现，相关中国考古学研究著作或发掘报告的书评经常见诸于《古物》之上。所关注的考古发现中，周口店一带的旧石器考古研究，是本阶段所刊内容的重点，且刊发时间十分迅速。自1931 年总第17 期开始，此后十年内又陆续有3 篇相关文章涉及到北京人和山顶洞的发现。
这一时期的文章作者基本为西方学者，诸如柴尔德(Child)、毕世博（Bishop） 等均撰写过相关论文。研究对象多数为当时中国境内的新发现以及相应的研究热点，如北京人、山顶洞人、华北史前文化、北方管銎斧、长安夯土建筑，也涉及到中国文明起源、中西及中印古文明对比这样的课题。这些研究和新成果的发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悠久历史的了解。
第二阶段自1949-197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大杂志”陆续创办，成为考古新资料和相关研究发表的主阵地。《古物》杂志在这一时期仅刊发14 篇中国题材文章，包括研究文章和书评，从中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首先是作者身份的变化。华人学者这时开始出现，如张光直、郑德坤（ChengTe-k'un） 等均有发文；其次是研究题材的转换。海外学者们积极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大量考古学新成果，以独特的研究视角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现象，内容涉及古代马车、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也有文章讨论了当时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再者是成为中西方考古学界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在这近三十年时间内，国内与西方考古学界交流处于低谷，但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对西方研究者又充满吸引力。1958 年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受邀访华，并于《古物》1959 年第2期中，介绍了此行考察新中国考古学的收获与感受。1963 年夏鼐先生发表“Archaeology in NewChina”（该文同名中文版《新中国的考古学》1962年曾在国内《红旗》《考古》杂志发表过），向西方考古学界介绍建国后十余年来中国的考古学新成就，也成为第一位在《古物》杂志发文的国内学者。鉴于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性，1974 年该刊还专门编发了一组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这在当时的刊物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阶段自1978-2016 年。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机会增多，中西方考古学界互动频繁，“走出去”与“请进来”逐渐常态化。从该刊中也能明显体现出这种发展特点，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关文章数激增。以几个重要节点统计，其中1978-1991 年10 篇（3 篇书评）， 1992- 2000 年25篇，2001-2010 年刊发20 篇，至2011-2016 年间更是高达30 篇，年均刊发5篇。个别期号同时刊发数篇中国考古文章， 如在1993 年第4 期中出现4 篇，2013 年第3 期中则刊发了三篇，文章主题相对独立。1997 年第1 期中收入的2篇文章，则围绕苏秉琦学术思想展开，反映了西方考古学界对当代中国考古学派的关注。个别期号甚至还以专栏形式呈现，如1998 年第4 期中发表一组7 篇与稻作起源相关文章，基本为中国材料。二是国内学者积极介入。自1993年开始这种现象愈发明显（图二）。这批学者中既有学界前辈，如苏秉琦、李学勤，更多的则是一些中青年骨干力量，有的学者彼时正负笈于海外。他们开始注意到将掌握的重要材料及其研究心得，用英文向国外推荐，加快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三是合作互动密切，尤其是在新世纪以后，西方考古学者撰写的中国题材文章，联合署名渐多，独撰的比例减少，而多以与国内相关考古机构人员合作的方式开展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中西合作的比例也较高。四是文章题材广泛，研究追踪热点。所发表文章集中在旧石器文化、稻作与农业起源、早期冶铸技术、中国考古学学派思想、重要考古遗址研究等方面。
综上，这本近百年历史的海外名刊中所见中国内容，正是中国科学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透过这扇窗户，一方面可以投射出在不同时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考古学特征以及中西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情况，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历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学术不断走出国门的步伐，将会随着学科的发展愈发铿锵有力，中国的“考古故事”也将越来越生动。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16日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