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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深藏在大海和时光中
探寻海洋之心
方天戟 按
辽阔 神秘
深沉 浩荡
承载一切 吞噬一切
地球上第一抹生命的火花
点燃于海洋
并从冰冷的海水间劈开一条道路
迸发着光彩登上陆地
沧海桑田
若干年后
一艘艘满载的帆船又从陆地进入海洋
在岛屿与岛屿之间
在大陆与大陆之间
在文明与文明之间
开辟出一条条泛着银光的海上之路
如今
它被称为
海上丝绸之路
又是若干年后
像寻找那枚失落的“海洋之心”
一个个考古人员
跃入蔚蓝的大海
一艘艘沉船上出水的一件件珍宝
闪耀着海上丝路的瑰丽神奇
今天推荐的
是原山西省考古所所长
现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副主任宋建忠一篇文章——
《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水下印证着海上
考古指引着今天
深藏在大海和时光中
海洋之心
已经永远融入海洋
海洋丝路
却在滚滚波涛间愈见清晰明亮
世上本来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而自古至今，
所谓人与物走的路不外乎
陆路、水路、空路三种。
21 世纪的今天，
全球立体交叉的海陆空交通线路，
无时不在将不同国家的人与物运往世界各地，
无时不在将世界各国的命运共同连接在一起。
全球化势不可挡，
地球已成为一个村子。
01
回望历史，人类借由自身体质及科学技术发展，先后开辟出了陆路、水路与空路，而同时能连接古今与东西的无疑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多年来，这两条见证了人类文明历史无数次兴衰更替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思想之路，如今再一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不容否认，当今世界正处在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何挖掘丝路遗存、诠释丝路历史、保护丝路遗产、弘扬丝路精神，毫无疑问，考古与历史学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如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讲 “对历史的不同诠释可以挑起、也可以平息昔日对手之间的敌意和争端”。因此，我们以调查、发掘、研究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为己任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担当起历史重任，全面深入调查发掘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化遗存，保护好这份珍贵遗产，诠释好背后丝路精神，助推好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讲好中国故事。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02
丝绸之路，实际是贯通东西、互通有无的贸易之路，因不断刺激并释放出人类逐利的欲望与本能，得以在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上不断兴衰。
丝绸之路之名，首先由德国地理学者李希霍芬于 1877 年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则由中国学者饶宗颐于 1974 年提出。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认同，其根源乃中国丝绸是这两条路上贯穿始终的主要贸易品，并且以其柔软、舒适、飘逸、美丽而深受东西方喜爱，用它作为两条路上贸易品的代表无出其右。
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被赋予一种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它不仅连接着现在和过去，同时还连接着东方和西方。
当然，丝绸之路名称提出不过是为研究方便而已，但沿线贸易的商品绝不只是丝绸。除此之外，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古代中国销往国外的大宗商品还有瓷器、茶叶、铁器、铜钱等，而换回的国外商品则有香料、白银、象牙及奇珍异宝等。此外，随船出海的不同国家、民族、语言背景的人员又将不同技术、文化、宗教、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这条贸易之路，也有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信仰之路等不同称法。
▲水下考古工作者海底采样
▲水下绘图
▲“南澳I号”沉船遗址原始堆积状况
▲“南海I号”沉船遗址正射影像
根据现有古代文献与考古资料，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不晚于秦汉，广东的徐闻、广西的合浦就是最早进入南海并通往印度洋、地中海的始发港，合浦博物馆展示的大量当地汉墓出土的异域物品如玻璃器、宝石等就是佐证。
进入唐代，中央政府积极鼓励支持，海外贸易持续扩张，公元714年，在广州始设 “市舶使” 管辖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兴盛。公元671年，唐朝僧侣义净乘船经苏门答腊最终到达印度，其记载与他同时期去往印度的朝圣者 60 人，22 人行走陆路，但37 人都乘商船走了海路，由此可窥唐代海外贸易之兴盛。1998 年，在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现的 “黑石号” 沉船载有近 6 万件唐长沙窑瓷器，也是唐代海上贸易兴盛的佐证。
进入宋元时期，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及指南针的应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加繁荣，以至于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荒芜。进入明朝，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贸易的历史壮举，无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里程碑。此外，虽然明朝政府对民间贸易实施海禁政策二百年，但民间走私贸易仍屡禁不止，所谓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其实质就是民间武装走私集团与倭寇联手的贸易走私活动，或许东南沿海发现的明代沉船就不乏这样性质的沉船。
▲“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大量瓷器
▲“黑石号”沉船上发现的金银器
在民间持续强烈的对抗下，隆庆元年 （1567 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全面放开海外民间贸易。与此同时，西方地理大发现导致新航线的开辟，西班牙、葡萄牙航海探险家终于绕过了阿拉伯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环球海路终于形成，海上贸易达到顶峰。
直到清代中晚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借助季风的大帆船逐步被更快更便捷的蒸汽机船替代，但借助海洋的贸易并未减少，人类追逐利益的脚步仍在大踏步前行，香港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
▲郑和下西洋
03
由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风帆贸易的显著特征，从水下考古角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沉船及船货无疑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
迄今为止，中国海域发现的沉船时代以宋、元、明、清为主，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过程相一致。由于海底海水环境而能留存至今的船货则以瓷器、铁器、金银铜器、香料、木料等为主，如 “南海Ⅰ号”发现的大量瓷器、铁器、金器等，泉州古船发现的大量香料，韩国新安沉船发现的大量瓷器、紫檀木、铜钱等，而以探讨这些货物产地、技术、流通、贸易为主的环节则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内容。
▲“南海Ⅰ号”出水文物：绿釉印花葵口瓷碟
▲“南海Ⅰ号”出水福建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四系罐
（内套装小瓷瓶）
▲“南海Ⅰ号”出水的鎏金腰带
▲“南海Ⅰ号”出水的石雕观音佩饰
此外，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港口、码头、寺庙、造船、航线、航海术、更路簿等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随着政权的兴衰交迭、港口码头的变迁、贸易商品的变化、造船技术的进步，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中心港口、贸易商品、船舶特点以及语言、文化、宗教的变化。如不同时期不同航线的始发港徐闻、合浦、广州、福州、泉州、漳州、宁波、南京、扬州、登州等，这些城市的发展变迁很大程度上与其港口地位变化有一定关联。
▲福建漳州（月港）明代帆巷遗址
走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已为构建中华文明演进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于田野考古学而言，严重受制于技术条件的水下考古学二战以后才起步发展，而传入中国则比田野考古学晚了60 多年。
或许因此，我们也大大低估了中国古代文明对于世界海洋文明的重大贡献。在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极力倡导下，中国历史博物馆于 1987 年成立了水下考古研究室，中国水下考古得以艰难起步；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心支持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于 2009 年成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水下考古得以迅速壮大；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 “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 2014 年独立建制，中国水下考古全面进入跨越式发展。
▲“南海I号”整体打捞成功
▲“南海I号”发掘现场
今年恰逢中国水下考古发展 30 周年。5 月 12 日，国家文物局在海口组织召开了 “南海和水下考古工作会”，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关于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批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就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批示又作了重要部署。
面对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又一次大变革，书写了两千年历史的丝绸之路，今天被赋予新意并再次焕发出生机，而关于人类不同文明间如何互动的丝绸之路研究也必将迎来一个新高潮。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低头回望与翘首展望，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都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探讨不同文明、种族、国家间如何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历史廊道。
中国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从研究，无疑恰逢历史最好机遇。我们应当站在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海洋战略、文化战略的高度，凝神聚力、提高认识、聚焦主题、深化研究、向外拓展；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毫不迟疑、背起行囊、撸起袖子、扬帆远航。
水下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on the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2001年公约》）中指出：“水下文化遗产”系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比如：遗址、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的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船只、飞行器、其它运输工具或上述三类的任何部分，所载货物或其它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海底铺设的管道和电缆不应视为水下文化遗产；海底铺设的管道和电缆以外的，且仍在使用的装置，不应视为水下文化遗产。
古沉船、沉没的城市、被水淹没的洞穴和其它对人类具有重大文化或历史意义的水下遗存在《2001年公约》中被给予了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随着公约的生效，国际社会在文化领域也终于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法律文书。这一新的法律文书旨在为这类水下珍宝提供与陆地遗产同等的全面保护。其另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这对水下遗产的合理保护来说不可或缺。
中国水下考古重点项目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国开展水下考古工作以来，
国家水下考古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
全国一盘棋的良好格局，
中央与地方水下考古机构通盘合作，
完成了一批重要的水下考古发掘与调查项目。
▲“中国考古01”号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国首艘水下考古船
▲考古队员工作照
“丹东一号”沉船水下考古
“丹东一号”沉船遗址地处黄海北部、丹东市东港西南约50多公里的海上，曾为1894年甲午海战时的交战海区。
2013年11月，为配合丹东港建设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丹东一号”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在历时三年的工作中，考古人员开展了档案研究、物探搜寻、沉舰定位、探摸试掘、回填及初步保护措施等工作，确认“丹东一号”沉舰基本情况。该舰残长约61米，最宽处11.5米，舰体保存的高度约2.5米，发现残损的水密舱室、锅炉舱、穹甲板等结构。考古工作提取文物200余件，包括船体构件、船员生活用品及武器配件等。其中，带“致远”刻铭餐盘、铜加特林机枪以及刻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名号（Chin Kin Kuai）的单筒望远镜等尤为珍贵。经考古、军事、舰船专家研究认定，该舰为中日甲午海战沉舰——北洋水师致远舰。
目前，名为“寻找致远舰”的展览正在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举行。
重要的出水文物有：
▲带“致远”篆书的瓷盘
▲水下发现的穹甲结构
▲水下发现的鱼雷引信
▲水下发现的152 毫米副炮弹头
▲在恒温箱保护的加特林机关炮（除锈处理后）
▲加特林机关炮铭牌（除锈处理后）
▲水烟壶烟仓内盖刻字
▲吕义泰白铜寿纹水烟袋
▲物镜筒上Chin Kin Kuai 为大副陈金揆英文拼写
▲陈金揆（Chin Kin Kuai）所用单筒望远镜
▲57毫米哈乞开司炮的肩托
“南海I号”沉船水下考古
“南海I号”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标志之一，它的发现与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世界兴起一股寻宝热潮。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与广州救捞局在中国阳江的南海海域搜寻一艘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在距阳江东平港20多海里处，打捞上金银器、锡器和陶瓷器等珍贵文物200多件，经鉴定，这是一艘宋元时期的沉船。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将之定名为“南海Ⅰ号”沉船。
为使“南海一号”能长久保存，沉船被整体打捞起来,目前被置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内，并模仿它原来所处的海水环境。
部分出水文物有：
▲福建建窑系黑釉瓷盏
▲福建德化窑青白釉刻划花带盖碗
▲福建德化窑青白釉粉盒
▲福建磁灶窑褐釉扁陶瓶
▲鎏金虬龙纹环
▲铜环
▲宋代铜钱
▲木梳（残）
▲墨石用具
▲宋青石砚
▲朱砂
“南澳I号”沉船水下考古
“南澳I号”沉船为一条明万历年间的古船，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东南海域。2007年当地渔民网捞作业时发现，后经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调查确认为一处明代沉船遗址。2010 --2012年夏，连续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水下考古抢救性发掘工作，成果丰盛，并获评2010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
和“南海一号”不同的是，“南澳一号”沉船打捞只是把船上的器物打捞起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真性原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要尽量保持原真性，希望不要动船，因为船拆下来之后，就很难再装回去。为了保证“南澳一号”的船体不被破坏，水下考古工作者采取了另外一种措施，就是用一个大型框架把它罩在海底。
部分出水文物有：
▲左上：青花云龙纹碗 右上：青花立凤纹盘
左下：青花缠枝花纹瓶 右下：青花折枝花纹粉盒
▲左上：铜线圈 右上：柿饼
左下：铜炮凝结块 右下：描金漆木板“携琴访友”图
▲酱釉堆塑龙纹六龙系瓮
▲篦梳
▲骰子
▲青花折枝花卉纹套装盖盒，三件套装，景德镇窑
大盒高7.0、口径8.1、底径4.7厘米
中盒高5.0、口径6.3、底径3.7厘米
小盒高3.5、口径5.1、底径3.4厘米
▲瓷碟
▲青花花鸟纹“玉”款杯
高3.7、口径6.6、底径2.5厘米
▲青花缠枝菊花纹大罐
高29.8、口径11.3厘米
底径18、最大腹径30.0厘米
图│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辑│方天戟 南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