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读随写罗不特战后日本的中国史权威西嶋定生写给普通读者的秦汉史——《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深入浅出之作。最初，这部书作为讲谈社《中国历史》第二卷于1974年出版，后被列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系列于1997年再版。1983年黄耀能将此书译成中文，由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白话秦汉史》。初版印行四十余年后，社科文献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大陆，由顾姗姗担任翻译，晚是晚了一点，好在大家手笔魅力犹 ...

 随读随写 罗不特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权威西嶋定生写给普通读者的秦汉史——《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深入浅出之作。最初，这部书作为讲谈社《中国历史》第二卷于1974年出版，后被列入讲谈社学术文库系列于1997年再版。1983年黄耀能将此书译成中文，由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白话秦汉史》。初版印行四十余年后，社科文献出版社将此书引进大陆，由顾姗姗担任翻译，晚是晚了一点，好在大家手笔魅力犹存，算是经历了时间的淘洗与考验。

     正如黄耀能在译者序中所说，本书的一大特点在于“作者能抓住秦汉时代的重点来加以叙述发挥”。在我看来，首先作者牢牢把握住了秦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意义，一个是“因统一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即皇帝制度以及与其并存的官僚制、郡县制；另一个是秦汉帝国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即最终在汉代确立了国教地位的儒学。如果加以符号化，秦汉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的象征是秦始皇，精神文化基本形态的象征是孔夫子；而秦始皇加孔夫子确实是贯穿此后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阎步克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加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当然也可以说好像卑之无甚高论，不过要把它融汇到全书的脉络中，成一家之言，就不那么容易了。

 

皇帝制

众所周知，“秦王扫六合”，一统宇内，建立了盖世功勋。秦王政从一国之王一跃而成普天之下的主宰——皇帝，由此形成一套绵延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关于皇帝制度，据笔者所见，学界有两篇大文章，一为雷海宗的《皇帝制度之成立》，一为邢义田的《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邢义田认为，皇帝制度的本质是“家天下”，进而勾画了皇帝制度从兴起到衰落的整个过程。与之相比，雷海宗则着重分析了皇帝制度的诞生，尤其强调皇帝的神化，由此造成皇帝与臣民的对立。有一处细节很值得注意，这两篇文章都提到战国时代齐国势力的强大（齐湣王与秦昭襄王分别称东帝、西帝），雷海宗说“对强秦最愤恨的是齐人，对帝秦极力破坏的也是齐人”，邢义田说“在战国末期，自以为最具资格统一天下的是齐国人”；而田余庆、陈苏镇、鲁西奇等强调秦与楚在文化、制度上的冲突（当然这里面还有差别，陈苏镇等侧重东西之别，鲁西奇更重视南北之异）。

雷海宗在论述皇帝的崇高时，格外关注西汉的郡国庙现象——从高祖到元帝时期，汉朝68个郡国共建了167座帝庙，他认为这种生前立庙、遍地立庙的政策是为了震慑人心、维系皇权。西嶋定生也很重视这个现象，并花了不少笔墨来铺陈和分析：“高祖以来，郡国庙是‘家族国家观念’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皇帝为人民之父，而汉帝国则是以皇帝为父的一个大家庭。汉朝廷认为，在郡国设立皇帝庙，并在地方官的管理下令人民去祭拜，是让皇权渗透地方的恰当手段。”与雷海宗不同的是，西嶋定生还讨论了郡国庙的废除问题，认为这个延续了160年的传统，却因《春秋》之义的儒家理念而改变，显示出儒家思想在西汉末年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西嶋定生在本书《前言》中指出，皇帝制度在形成时期的秦帝国和其后的汉帝国就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比如，同样是称帝，刘邦和始皇帝都认为帝位比王位尊贵，但秦始皇称帝后取消了王位，而刘邦称帝，其前提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诸侯王的拥立。其结果是，秦朝消灭了封建制，汉朝则实行郡县与分封并行的郡国制。再如玉玺制度，西嶋氏认为，六玺制度是西汉末期才形成的，与谶纬的兴起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皇帝三玺、天子三玺相对应，皇帝与天子的职能分工在西汉末年明确化，皇帝的称号是对内的，代表其政治性的一面（权力的至高无上），而天子的称号是对外的，代表其神性的一面（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由此构成中国古代君权的二重性。

 

郡县制

和前代的分封建国相比，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是一项巨大的“制度创新”。作者认为，郡县制是定义秦汉帝国性质的最基本的制度形态。引人注目的是，西嶋定生并不赞同顾炎武最早提出的春秋郡县说，他援引增渊龙夫的研究，认为春秋时期的“县”与诸侯封邑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强调不能单纯根据“郡”“县”的称谓来判断郡县制的产生。不过，有的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的见解，似乎并不赞成西嶋氏的观点，比如邢义田认为秦始皇有两项决定影响深远，其一是采用战国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说，其二就是推行郡县制，而这是“秦统一天下以前的旧制”。

作者认为，郡县制的成立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郡县长官由中央任命，而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担任，即郡县制是用来加强皇权、摧毁贵族制的；二是郡县制与封建制的统治方式不同，后者以氏族集团为单位接受国家统治，前者则是以个人为单位，建立国家对个人的支配关系。在作者看来，应当从氏族制的解体、君主权的产生、农耕地的开拓、新军队的建立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现象来考察和判明秦汉的郡县制。

就郡县制的内容与特征而言，似以杜正胜《编户齐民》的论述最为详尽透彻。他说，“从封建制到郡县制，聚落景观大概没有大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立。”他认为，不能仅仅根据文献出现的“县”字来论断县制的起源，而要考察有没有制度化；另一方面，他主张从封建城邦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去查考县制的渊源，“以地理景观而言，小农村和大国都都是具体聚落，前者转为秦汉的里，后者转为秦汉的县，构成地方制度的基本骨干；不像郡县，只是行政区域而已”。接着，他考察战国时期的郡，认为列国如果有郡，也是设在边城的军事特区，性质与统一帝国的郡不同；秦汉的郡县制倒有可能源自齐国的“都县制”。

另外，杜正胜十分强调户籍制度的意义，认为它的作用在于彻底控制人力，以保证“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的国家结构稳固完善。鲁西奇则在《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户籍制度是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的基石，它比任何官僚制度、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制度，都具有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等爵制

我们都知道，西嶋定生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对二十等爵制做出了开创性的、成体系的研究。所谓“牵牛要牵牛鼻子”，西嶋氏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二十等爵制这一秦汉特有的政制。封建制下的爵位是贵族独享的，二十等爵制则是为全民而设的。其中“文帝即位与民爵制度”一节对短短十八字的赐爵诏文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出人意表，却又在情理之中，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原来朝廷赐爵，允许聚众饮酒，不仅有敦睦邻里、增进情感的作用，更巧妙也更重要的是达到了重新确认个人身份、规范社会秩序的目的。想来作者对此是颇为得意的，因为从中可以“窥探到当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秘密”。

阎步克在《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是一个巨大权重。”并对战国秦汉的政治转型作了高度的概括：

从“制度”上说，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的创立；从“势力”上说可以看到军功阶层、文吏、士人三种新兴力量的崛起。秦之政治法律制度，系法家与文吏之功；儒生群体则是王莽改制的主要推手。从皇权中衍生出了宗王、外戚、宦官等势力，不但参与政治角逐，也以不同方式影响到了政治制度与政治形态。东汉二百年间的政治制度相当稳定，然其初年与后期的政治势力格局却变化甚大；东汉后期，清议名士以其巨大影响力影响社会生活、参与政治斗争，以及士族的崛起。

     与之相较，《秦汉帝国》对官僚制的把握未免显得逊色，或者说淹没在具体史事的叙述中，缺乏提炼。不过，话说回来，一本书也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做到十全十美。

 

儒学国教化

本书对秦汉时代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国教化问题，提出了耐人寻思的独到之见。在我看来，“儒家思想与谶纬说”一节是全书又一个引人入胜之处。作者开门见山：自汉元帝时期开始，儒家官僚在政坛上日益活跃，并提出了国家祭祀礼制改革的问题，预示着儒学一步步走向国教化。可是，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是以王道思想作为其政治理念的。所谓“王道”，其核心就是“德教”，主张以伦理道德作为建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基本原则，其典范就是“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政制。而王道思想与皇帝制度之间显然颇有罅隙与隔阂，儒生作为一个群体在秦和汉初未能跻身政坛，恐怕与此有莫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中没有解释“皇帝”这一君主概念的理论。儒学要国教化，要得到皇权的重用，在帝国上下沁入肌髓，“其前提条件是儒家思想必须成为一种肯定皇帝存在的思想”。

在作者眼中，以阴阳五行来预言未来的谶纬说适逢其时，成为儒学国教化的黏合剂与助推器。所谓黏合剂，是指儒家采用了谶纬学说中的神秘主义，使经书与纬书互补、和谐共存，以谶纬来肯定皇帝的权威。所谓助推器，即利用神秘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煽风点火，造成沛然莫御之势——孔夫子与秦始皇终于在西汉末期实现了有机的嫁接，儒教从此一统江湖，历千秋万代而不衰。

稍显遗憾的是，西嶋氏对孔子本尊的祭祀缺乏叙述，好在黄进兴近些年对孔庙祭祀有不少研究。譬如，他曾指出：“汉代的统治者为什么要祭拜孔庙？这与孔子在先秦时代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系。汉代讲究谶纬，纬书开始把孔子塑造成为一个汉代政权的保护神。”倘若把这个维度纳入进来，我们对儒学国教化当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对儒学确立国教地位的时间问题颇为关注。他在《再刊之际》特地作了说明：“旧著写作时，学界将儒学国教化的时期定在了西汉武帝时期，笔者批判了这一观点，主张儒学的国教化完成于王莽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然而，最近刊行的学者板野长八的遗著（《儒教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95）通过对各派儒家思想的细致分析，得出了儒学国教化完成于东汉光武帝时期的结论。板野氏的这一观点，很难说已被人们充分理解（例如载于《东洋史研究》第55期之一的关于这一著作的书评，就未能充分理解板野氏的观点），因而理解其观点并反省敝人拙论的观点便是笔者今后的学术课题。”这也提醒我们，读书并不是记住书中的结论，甚至认为权威学者的观点颠扑不破，将之奉若真理，而应成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同时，这段话也体现了一代大家虚怀若谷、严谨求实的作风。

 

东亚世界

作为一位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对“东亚世界”的念念不忘，也构成本书迥异于中国学者秦汉史著述的一大特色。中国学者虽然也讨论秦汉的对外关系，但那是一对一的，如汉与匈奴的关系，而不像日本学者那样把“东亚”当作一个单元来整体对待。这大概是研治本国史与外国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换言之，本书包涵了作者对日本的殷切关怀：理解中国的历史，最终是为了理解本国的历史。其实，作者在《前言》里就建议读者思考秦汉时代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用当前流行的学术话语，就是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考察秦汉帝国。不过，他认为在秦汉时期全球尚未一体化，基本上还是分处几个世界，而在近代以前中国是东亚世界这一完整独立的世界的中心，这样东亚世界的形成问题就成了全书的一条主线。

通常所说的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地区。在讨论汉与朝鲜的关系时，作者自问自答：为何秦帝国没有出现外藩政策而汉帝国却出现了呢？答案就在秦的郡县制与汉的郡国制的差异之中。这其实涉及到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作者的问答应该还有商榷的余地。邢义田在《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一文最后总结说，中国人的天下观源远流长，一直都在“严夷夏之防”和“天下一家”这两端徘徊，历朝历代往哪个方向倾斜，其实跟国家实力大有关系。

作者还指出，汉朝设置外藩时有两个条件，一是外臣必须固守边境，不得使周边蛮夷入侵中国；二是周边蛮夷首领要谒见中国天子时，不得阻碍。这两个条件分别反映了中原皇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国家关系时的两大思想原则——华夷思想与王化思想。这样，就把郡县制（郡国制）、儒家思想、对外关系结合在一起考量了，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

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西汉通过将秦帝国的一元郡县制改变为二元郡国制，才真正与朝鲜、越南等国建立了君臣关系，并由此确立了册封制度。但是到了武帝时期，又转变为郡县制，如此一来，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体系就瓦解了。那么，此后中原皇朝与周边国家是怎样的交往秩序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公元三、四世纪以后的东亚形势这个结果倒推历史，进而得出：东汉正处于新国际秩序诞生前一刻的胎动时期。

 

细节之魅

除了上述荦荦大端，书中不少细节也值得玩味，兹举数例，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譬如，本书用三十多页的篇幅叙述王莽政权的兴衰，详细梳理了王莽的内政改革与对外政策。对王莽的重视，也可算作日本学者治秦汉史的一个特点。此前阅读李零的论著，见他特别“抬举”王莽，把王莽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提并论，印象极深。此外，秦朝收缴民间兵器铸造钟鐻和金人，作者判定那些兵器并非铁制兵器，而是青铜兵器。再如，对《史记》关于始皇帝驾崩后秦二世胡亥伪造诏书阴谋篡位的叙述，作者以为：“也许是由于秦二世时代秦朝急速衰落，街头巷尾的人们将它与长子扶苏、将军蒙恬的冤死联系了起来，渐渐形成了胡亥伪诏登基之说。”而邢义田认为，赵高、李斯等人的合谋在秦代大概是一件公开的秘密。两位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不尽相同，却都体现出史家的智慧。

再举一个我读此书时的收获。全书配了很多图片（稍感遗憾的是有些图版模糊不清），尤其是考古出土的文物（足见作者对中国考古成果的重视）。其间，我注意到“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章”（109页）、“滇王之印”（209页）、“乐浪太守章”（212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叫“印”，有的叫“章”，有的又叫“印章”？背后可有讲究？说来也巧，马孟龙《秦汉史》里就涉及这一问题，正可解疑：“太初元年，武帝对官印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次官印改革主要针对两千石以上的官员，改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印章称呼。秦代的官印一律称为‘印’，太初新官印制度更二千石官员印章名称为‘章’或‘印章’。二是印章字数。秦代官印皆为四字，而太初新官印制度规定二千石官员印章字数为五字。例如原来丞相和御史大夫所佩官印印文为‘丞相之印’、‘御史大夫’，改革后变更为‘丞相之印章’、‘御史大夫章’。千石以下官员的官印不改，仍然沿用原来的制度。”倘要再加追究，则应查阅玺印方面的专著了。

作为一部数十年前问世的通俗读物，本书不可能把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一并融入进来，但读者自己不妨做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书中提到年号时有这样一段括注：“年号的设定始于武帝时期，建元为武帝第一个年号。不过，实际上年号最初制定于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元鼎这一年号，是当时在汾阴发现铜鼎时被命名的。而元鼎之前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则是追加命名的年号。”而根据辛德勇的研究，不仅元狩及其之前的年号是后来补定的，连元鼎、元封也是事后追加的，换句话说，汉武帝是在第七纪元即太初元年真正开始采用年号纪年的。具体论述可参阅其《建元与改元》。

 

综观全书，叙述秦和西汉部分占400页，东汉部分仅100页，重西汉、轻东汉的态势至为明显，这大概也是秦汉史研究现状的反映。据我观察，以前学界研究宋史，重北宋、轻南宋，而近些年经过一批宋史学者的努力，这一状况大有改观；而在秦汉史学界，这一现象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本书对上层政治史、文化思想史不乏精要的述论，而在基层社会、财政经济方面颇显薄弱。当然，前面说过，我们不能要求一本书面面俱到，项项皆优，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积累，或许到了推出一部新秦汉史的时候了。

（本文刊于《经观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