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给予死去的先贤先辈祭拜位置，是反映其内在历史态度的标志。在生命长眠的另一端，不论是追思还是悼念，逝去的人物都被封存于历史的隧道之下，留下的信息凝固在石刻载体之中，犹如我们读大地之书、认家园之道，超越死亡之旅去重新解读远古的隐秘。

慎终追远，还是从早期人类文明说起吧。

古埃及人认为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不断延续，逝者的灵魂要得到永生，其肉体与轮回转世的物品一起放入墓中，受亲属的委托置于逝者身旁，不仅帮助死者面对未来、克服未知的危险，而且防止在冥界被怪兽吞噬不得超生。古埃及墓葬中随葬石碑的历史较为悠久，从古王国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各个时期（公元前2650—前332年）。在不同时期，石碑都有不同的形状和图像。石碑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保证在丧葬品遗失或在没有亲人看护坟墓的情况下，死者仍能获得必须的丧葬品和祝福，这种功能一般是通过石碑上面的文字来实现。

2005年我们考察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博物馆埃及馆时，看到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5年—前1781年）的迪杰菲尔哈皮的随葬石碑，这块石灰岩石头做成的碑上，刻有其姓名和称号。而末朝时期（公元前6565—前332年）的祭司潘布石碑，不仅雕刻有文字符号记录墓主人生平，还在墓碑上描绘有死者曾经在人间的生活环境（田耕收获、酿酒制陶）和曾经享受过的欢乐时光（游猎宴饮）。记得看完这些墓碑后，我们只有感叹这些相当于中国夏商周时期的文物，不愧是重要的人类文明遗产，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阿拉伯之路——沙特阿拉伯出土文物展》首次亮相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公元前6000年到前2000年的德丹文字刻铭石碑，以及公元前4000年的人形石碑，接着是公元前五到前四世纪的墓碑，砂岩石板雕刻一张面庞，下刻“纪念塔伊姆 扎伊德之子”。还有公元前四世纪著名的哈拉姆石碑，上面装饰的星相人物源自美索不达米亚，铭文则属于阿拉姆语。在古代阿拉伯半岛南部，这类石碑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阿拉姆语曾经是国际通用的商贸语言，铭文涉及里西安王室成员之子的一系列行动，也体现了阿拉伯半岛西北部与南部的联系。

我几次询问策展人这些墓碑文物的年代可靠准确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沉默无语，内心不得不佩服两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早于华夏祖先。中国与两河流域远隔万里，可是“视死如生”的观念与厚葬之风，与我们的春秋战国何其相似。是否有文化的联系或是偶然的交流，不敢随意判断，但是丧葬文化的厚重着实反映了灵魂不朽的观念。与国外石刻墓碑相比，中国的石刻墓志和碑刻出现相对较晚。据我所知，墓志刻石肇源于东汉，墓葬中随葬石刻墓志的风气盛行于北魏，魏体汉字书写的墓碑作为艺术佳品而名扬天下。北齐、北周至隋代的墓志亦不少。煌煌盛世的唐代出土墓志已成千上万，数量上不仅远远超过前代，也力压后世宋、元、辽、金。宋人编的《宝刻丛编》中已著录了相当数量的唐代墓志，可知唐代墓志在宋代已有出土。

近年来各地墓志石刻大量出现。随着全国经济开发而带动的城市建设项目高速推进，考古工作使地下墓葬中墓志石刻资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些地方民间博物馆也如井喷一般冒出各个时代的墓志。目前，仅唐代墓志总数就达到了近一万方，其中陕西无疑是唐墓志最重要的出土地，仅在长安高阳原、少陵原、神禾原等地就有大量墓葬出土墓志。近十年来（2007～2017年），陕西发现的唐代墓葬何止千座，其中不少是纪年墓，为学术界提供了可观的实物研究资料。例如轰动社会各界的唐玄宗之武惠妃墓、盛唐宰相韩休夫妇墓、武则天时代的女官上官婉儿墓等，以及周边地区的李道坚墓、执失思力墓、秦守一墓、戴胄墓等等。特别是唐代家族墓地被多次发现，从郭子仪家族墓到令狐楚家族墓，从阿史那氏家族墓到安氏、炽俟氏、曹氏、康氏等诸多墓葬，其中如唐代百济国遗民祢氏家族祖孙三代的墓地、唐代突骑施王子光绪墓，都为我们研究东亚和西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古都长安及其周边京畿之地墓志发现与收藏的大单位，不但数量大而且品相高，特别是高等级墓葬集中于长安地区。围绕着黄土台原分布有大量古代墓葬，诸如长安区韦曲街道的神禾原、少陵原，浐河以东的龙首原、长乐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以及长安区的高阳原、细柳原、凤栖原、毕原等，都是古代墓葬分布的密集区域。由该院编纂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是继《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石刻文献著作。这部书收集了从前秦、西魏到隋、唐、宋、元诸朝代共二百二十八种墓志，其中唐代一百零九方，有将近八成是首次公布，为学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其中还有名将马璘家族、大宦官梁守谦家族以及宋代蓝田吕氏家族三代人共二十八种墓志，为增订缙绅世系谱续写了新篇。如果说唐代后期门阀世族因为战乱被打散流失，那么家族墓地仍然坚持回归家庭的传统，即使不在一个墓园，也会在故乡遥遥相望。

我们翻开全书拓片，可见许多有故事的墓志。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景云元年（710）《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铭》，志主即大名鼎鼎的上官婉儿，她既是著名诗人又是介入政治的女官，有文采有胆略，在唐中宗时代历经风云变幻，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近千字的墓志内容记载了她的世系、生平、身份、葬地等信息，丧挽文学笔意浓浓，执笔者很有可能是一个与她共过事的文人。另一个是唐玄宗时期受到欣赏的名相韩休伉俪墓志。韩休于开元廿八年（749）葬于少陵原，墓志记载他“十二能属文，十八通群籍”，不但文笔绝伦、出类拔萃，而且为人正直，对策国问，近忠良、远奸佞，被人们呼喧为“贤相”，为开元盛世、振奋朝纲做出过杰出贡献，居官荣贵几十年，家无私积藏金，真是一个“清官”“好官”。

近年出土墓志类图书所起的补史证史作用备受国内外关注，学者们均试图从志文记载中找出相关的历史事件、相关人物的家族谱系和生平经历，有些意想不到的墓志会带给人们新的认识。比如该书所收的《唐李范墓志》，披露墓主为契丹乌丸人，曾祖是北齐所授的八部落大蕃长。李善同曾祖是西魏夏州酋长。当时有很多其他民族被汉化的酋长首领，汇入汉文化圈，成为走向盛唐建基不可或缺的人物。

墓志基本都是由家属或是门生故吏所撰写，当然也有少数名家执笔留字，他们很有可能约定成俗而流传后世，有的彰显功勋、溢美歌颂，有的掩盖秘史、虚实结合，经历过跌宕起伏的官场风雨。像唐中宗时韦皇后家族墓地就在长安韦曲周边，其族参与政治斗争却几遭毁灭。而唐玄宗李隆基的养母燕国太夫人窦淑，开元九年（721）死后备极哀荣，不仅给予一品规格葬礼，而且树立为贤妻良母的榜样。

长安周围高等级墓葬区很多，但建立在莽莽坡原上，远睇三辅旧图，俯瞰黄壤千里，大唐气势确实非比寻常。而且豪门贵族的墓志，体量巨大，雕镂极精，四侧线刻的如意云纹、牡丹纹、祥云纹等衬托出墓主的高贵显赫，每当看到那些衬以远山、点缀森林的墓志线刻，看到“壸门”中兽首人身、持笏而坐的十二生肖图像，都会体会到“贵胄衣冠、世轨风模”的非凡气场。

当然，并不是所有墓志都是从高坟巨冢中发掘出来的。中唐以后，长安也出现了许多小墓志。因为安史之乱后，外族入侵，藩镇混战，朝廷溃逃，民众迁移，动辄数以万计的黎民百姓消失，不仅号称“门阀”的世家大族因社会动乱被杀戮而断绝，传统文化也随着精英阶层被打得七零八落而衰落，绝大多数人可能连墓志也未镌刻就云消烟散。现在从中唐以后墓志上并不能看出他们因战乱死亡的文字，家人花钱雇人写祭文和请工匠打磨石头都不容易，一些中产阶层的官吏文士或富商大贾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迹，粗制滥造的小墓志流行于民间，因而中唐以后能在惨色哀声中保存下来的墓志本身就已经很珍贵了。

目前各省市文物库房中堆积着许多无人整理的墓志，私人收藏者对石刻文字秘而不宣，数量估计不少，这就更凸显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年来墓志整理工作的突出成绩。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后遗症，这些墓志石刻中有近百方还暂时无法查清出处，但多是当年长安周边重要的政治、文化的遗痕，其上记录着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文学语言等重要信息，如果没有这些保存的碑志填补空白，很难想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隋唐长安以及三秦大地是什么面貌。所以我每次看着这些墓志，仿佛就能听到生命花开花落的声音，犹如采浩然之正气，念先人之功勋，沐历史之风雨。

“为文化留根，为民族存史”，是我们大家共同执有的心愿。近年来我参与编写、组织和策划的《长安新出墓志》《西安新获墓志集萃》《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等都经过长时间的考订，墓志中的异体字、别字、俗字以及文字残缺漫漶的困扰很大，深奥典故、拗口辞藻都颇费思量，深知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心血。李明等人将考古出土文物与古籍文献紧密结合的尝试，已经迈出了扎实的脚步。随着新的墓志石刻继续增加，他们的整理工作也将不断深入，视野也将不断开阔，使墓志由公物变成公器，这也必将嘉惠于海内外学术界，为人类尊重历史、超越死亡献上温馨的礼花。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定价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