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黄文弼在他的几次西域考古调查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文物资料，其中也包括纸本文献。这些文献既有汉语的写本和印本，也有各种胡语文书，包括回鹘语、粟特语、龟兹语、据史德语、梵语、于阗语、中古波斯语、藏语、蒙古语等等，其中不乏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的文书。我们曾经把学者们对于黄文弼所获胡汉各种语言文书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书，即拙编《黄文弻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科学出版社，2013 年），可以全面了解黄文弼所获文书对于许多学术领域的贡献。 

本文选择黄文弼所得两件不太引人注意的汉语文书残片，就其内容加以申论。因为这两件发现于古代龟兹国范围的文书内容涉及到唐代的于阗，故此在我从事于阗史的研究过程中，一直萦绕心怀，反复琢磨。今借西北大学召开“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之机会，略加申说。这两件残文引发我对于唐代于阗与龟兹之间交通道路的关注，而沿于阗河（今和田河）而贯通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这条南北通道，曾经是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也是黄文弼先生的西域考古之路。 

黄文弼发现的两件文书，一件我们定名为《唐碛西行军押官杨思礼等辩辞》，编号考3447、 K7512，现据《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刊图版，参照黄文弼的录文，用今日整理文书的规范方式， 校录如下：

这里似乎是说这件状文附带送到神山馆，而这件文书发现在麻札塔格，则这里就是唐代的神山之地［11］ 。按唐朝交通制度，官道上每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那么，这里的神山馆就是唐朝确定的官道上的一个馆驿。

2004年李吟屏先生刊布一件据传发现于和田策勒县达玛沟乡的文书也提到了“神山馆”［12］ ：

这好像是一位商人携带着驴十二头，在获得行文后前往安西（龟兹），途经神山馆时的记录。 

又麻札塔格出土M.T.0634（Or.8212/709）号文书《唐贞元六年（790）善政坊罗勃帝芬等纳神山马料抄》文字如下［13］：

善政坊、宜货坊大概是于阗都城内的坊，这里的百姓在向神山纳马料时，神山馆的馆子王仵郎要发给纳税者抄，以作凭证。这里的馆子应当就是神山堡的馆子，抄分两份，一份分别交给纳税人，一份连抄存底［14］。这里的一份应当就是神山馆存底的抄，因此在麻札塔格被发现。

在德国慕尼黑五洲博物館（Museum Fünf Kontinente）保存的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和田收集品中，也有一件《唐送神山馆马料人帐》，编号Ho.1（205a+b）+Ho.3（205），系两个编号三个残片，残片大小为13厘米×8.2厘米，15.3厘米×7.1厘米；9厘米×4.4厘米，3行。Ho.1 （205a+b）两残片应上下排列，但无法直接缀合；中间为Ho.3（205）。保存的文字如下［15］：

此件得自英人，或出土于麻札塔格遗址。文书记前往神山馆送粮食和马料的人名单及小字所记所承当的粮料数额，运送人看名字胡汉兼有，其中尉迟仙奴、尉迟光奴还像是兄弟二人。人名上有勾画，表明事情已经做完，也就是粮料已经送达神山馆，由相关人员做了勾记。这也证明这件文书应当出土于麻札塔格。

麻札塔格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地处东经79°44′～80°48′，北纬 38°27′～38°44′之间，是大沙漠中最大的一座山体，大致呈东西走向，山体宽约2～8千米，相对高度100～400米。其东部紧临和田河岸，在临河处有两个山嘴，南侧陡峭，北侧舒缓，颇有气势。北边的山嘴由白云石组成，呈白色；南边的山嘴由红砂泥岩组成，呈红色。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红白山。在红山嘴上有古戍堡一座，紧依山体北面顺坡垒筑，南凭陡峭断岩，东近河岸，形势险要。古戍堡之西，在同一山脊上约50米处有烽燧台一座。欧洲探险家和黄文弼先后在这里做过发掘，出土了汉语、于阗语、 藏语、粟特语等文书。斯坦因在古堡遗址附近的一座垃圾堆里发掘到大量文书，内容十分丰富，既 有汉语文书，又有大量的于阗语和藏语文书［16］。戍堡和烽燧属于唐代，于阗语用表示“山”的普通名词gara而来的gari来称呼这里［17］，唐朝文书称此戍堡为“神山堡”，见斯文赫定收集品种的Hedin 24号文书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唐贞元十四年（798）闰四月典史怀仆牒为尽收人畜入坎城事》：“乘驼人桑宜本口报称：闻神山堡鼓（下残）。”［18］此戍堡一直沿用到吐蕃占领时期，古藏文文书则用Shing-shan指称此地［19］。贝利指出，Hedin24的“神山”正是藏文Shing-shan的来源［20］。藏语文书大多是吐蕃占领这一地区时留下的，年代在9世纪初叶以后［21］。于阗语文书则唐朝、吐蕃时期的均有［22］。戍堡下方有后来修建的麻札，故名麻札塔格（麻札维吾尔语意为“坟”，塔格意 为“山”）。

麻札塔格出土的神山堡或神山馆的文书，为我们考察沿于阗河的南北交通给了一个很好的坐标点。

德藏和田出土文书T Ⅳ Chotan（MIK Ⅲ 7587）《唐于阗镇神山等馆支粮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23］：

文书记于阗北于阗河西岸的神山及以北草泽、欣衡、连衡、谋常四所馆驿支用粮食帐，这四个馆被合称为“神山已北四馆”，因为是以神山为基点来说的，所以这四个馆的记录顺序，应表明它们的位置是从南到北，依次为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24］。该文书所记应当是神山馆当地的支出，包括从四个馆来的馆子和般运子，还有探寻敌情的都巡，有经过的押官，还有某位叫阳清的人，及脚力人等等，表明文书是属于神山馆，由此推知，神山以北四馆都应是属于于阗镇的馆，它们在可能归神山馆供给和统领。

草泽馆未见其他文书记载，设置馆驿一般要就水草泉泽所在，因此这里是一个叫“草泽”的地方。

欣衡馆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GXW0176《唐彦朏状为欣衡馆主曹小奴买驴事》，我们整理组的录文如下［25］ ：

欣衡馆主应当是该馆平日运作的负责人。这位曹小奴买驴一头，但是到了还钱之日却一文不还，所以被卖主名彦朏的人告到官府，希望向曹小奴讨回钱债。驴是交通路线上的重要蓄力［26］，馆主曹小奴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倒卖。这位曹小奴，看名字很像是一个粟特曹国的后裔，“小奴”可以对应粟特语的βntk，汉译作“槃陀”。

值得注意的是，在麻札塔格发现的M.T.092v（Or. 8212/1557）《唐别奏康云汉文书》中，欣衡一名还和连衡一起出现［27］：

这件文书是一个康国粟特商人康云汉携带着作人、奴隶以及牲口经过连衡和欣衡两个馆时，由负责馆驿的监官检查通过的记录。文书记录的形式与过所大致相同，应当康云汉持有，但是到了神山馆以后，可能换了新的过所或公验一类文书，所以这件就留在了神山，而被后人在麻札塔格发现。从先连衡再欣衡的记录顺序来看，康云汉一行是从拨换南向往于阗行走的路线，文书发现地在麻札塔格，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一个“连衡-欣衡-神山”的道路顺序，这和《唐于阗镇神山等馆支粮历》的记录顺序相反，但前后一致，只是缺了草泽馆，可能另有记录。连衡、欣衡的记录顺序，印证了我们关于神山已北四馆顺序的看法。

欣衡、连衡一起的记录，还见于人大博藏 GXW0192《唐某年十月欣衡连衡等馆领物帐》，文字如下［28］ ：

这里提到“欣衡十月马䜺拾伍硕”“连衡九月、十月使料，米陆㪷，酒两   ”，推测这件文书也是神山馆所写，是两所馆破用粮食、酒、马料等各项支出。但因为是按日记录顺序，所以欣衡、连衡的前后出现不表示顺序，但它们相连在一起出现，可能还是因为它们是相接壤的两个馆。

《唐于阗镇神山等馆支粮历》所记神山已北四馆中最北面的谋常馆，又见于斯坦因在麻札塔格发掘到的M.T.0628r（Or.8212/708r）《唐于阗谋常监馆粮米帐》，残文如下［29］ ：

文书上残，没有保存更多的馆名。“谋常监馆”应当就是谋常馆的管理者，这里供给粮食的单位应当就是神山馆。 

人大博所藏GXW0217《唐谋常昆岗等馆用粮帐》，为我们提供了谋常馆与昆岗一起出现的信息，极为重要［30］：

“昆岗”一名见于上引贾耽《皇华四达记》，在赤河（今塔里木河）以北［31］，是从拨换南下于 阗的第一个重要地方，与这件文书中的“昆岗”应当可以勘同。昆岗与谋常馆记录在一起，说明两者距离不远，很可能昆岗和谋常是相连接的两个馆。试看上引《唐于阗镇神山等馆支粮历》所记神山以北四所馆的顺序是草泽、欣衡、连衡、谋常，前面已经论证过，这应当是从神山向北依次记录的，所以谋常在最北端，而据GXW0217《唐谋常昆岗等馆用粮帐》，谋常北面应当就是昆岗。位于塔里木河北面的昆岗，照理说应当属于拨换的范围，也就是属于龟兹国或龟兹都督府的辖境［32］， 但这里记其所用粮食也是由神山堡提供。敦煌写本《沙州图经》卷三（P.2005）“一十九所驿”条所记瓜州的四所驿，即瓜沙之间第五道上的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四所驿，虽然行政上归属瓜州，但却是由“沙州百姓越界捉”［33］，即有沙州百姓来供给和管理。我想昆岗的情形应当相同，其地虽在龟兹范围，但交通系统属于于阗，故此由神山馆为基地的于阗馆驿系统来管理和供应。

至此，我们可以把《皇华四达记》中的相关记录，补充如下：“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三叉），渡赤河，又西南经（谋常、连衡、欣衡、草泽）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疎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因为过赤河后，道路是偏西南行的，所以这四个馆的位置应当和神山一样，都在于阗河的西岸［34］。

还应当讨论的是“神山道”问题。俄藏和田出土文书 Дх.18917《贞元四年（788年）五月杰谢百姓瑟   诺牒为伊鲁欠负钱事》文字如下［35］：

这里是百姓瑟   诺牒，提到杰谢百姓伊鲁“见在神山路探候”，但和所由萨波思略等人产生账务纠纷。我们在整理这件文书的时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神山堡和杰谢镇（丹丹乌里克）之间道路的存在，并认为这条路在唐朝时称作“神山路”［36］。陈国灿先生则认为“神山路”当指拨换与于阗间的官道，因神山堡的重要性而得名［37］。然而，伊鲁为杰谢的百姓，杰谢与于阗河之间的距离是75千米，如果往于阗河沿线的所谓“神山路”探候，似乎于里程无法说得过去；而于阗河沿岸道路的巡探，更应当来自于阗河沿岸的乡村，这一带的人口要比杰谢多得多。因此，陈先生的说法从里程和派役制度的角度都难讲通，难以成立。 

经由于阗河的南北交通道路，自西汉时期即已开通。《汉书·西域传》记：“姑墨（阿克苏）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魏以后，利用者更多，直到唐朝，使者之外，也多为求法僧所经行。殷晴先生的《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38］和李吟屏先生的《和田历代交通路线研究》［39］两文对这条道路从两汉到清朝时期的情形，做了详细的阐述，此不赘述。

1929年4月，黄文弼先生从北向南，沿和田河考察，其《蒙新考察日记》给我们留下其沿途所见所闻的详细记录，现摘录其4月13日日记云［40］：

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黄文弼先生非常关注《史记》《汉书》《水经注》等书所记的“南河”，所以在穿行和田河的过程中，他不断横跨和田河床，攀上两岸的沙山，往东西纵深数里，寻找南河遗迹［41］，其精神可嘉。与此同时，他对南北纵贯和田河的交通道路也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证实在他脚下，应当就有那一条古老的交通道路，其间散布着馆驿遗址。

黄文弼先生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他在多次考察新疆古迹时，发现大量考古和文献材料，并及时做了整理与刊布。我们今天在西安西北大学聚会纪念这位20世纪20年代新疆考古孤独的先行者，不禁想起尚爱松先生《奉慰黄文弼先生》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