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前，中国西北地区成了西方列强开展“探险”的竞技场。欧洲各探险队的丰厚收获刺激了不甘落伍的美国人，1922年，时任美国宾州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说“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华尔纳认为在对中国的探险中美国不能缺席，应该在地上、地下全面开展工作。

        20世纪初，美国迎来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经济的繁荣又催生了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进而导致对东方文物和艺术品需求量的增加。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跃跃欲试，准备在中国西部一展身手，以丰富其东方美术品的收藏规模。馆长福比斯（Edward Waldo Forbes）以哈佛大学拥有“那条早期商贸道路（丝绸之路）特定遗址的记录，可确保我们发现一些重要艺术品和考古珍宝”为由四处游说，募集到了40400美元的捐款。曾去日本研修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后来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担任过副领事的华尔纳被福比斯邀请，参加前往中国的探险之旅，同时受邀的还有一位哈佛人翟荫（Horace Jayne）。

        1923年7月，由华尔纳和翟荫组成的第一次福格中国探险队，踌躇满志地向中国进发，目的是探索在额济纳旗对黑城遗址进行发掘的可能性，以及从东方美术史的角度对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进行调查。

        临行前，华尔纳向哈佛大学专攻意大利壁画技法的汤普森（Daniel V. Thompson）讨得了一个配方，他打算有可能的话用化学药剂粘取一些敦煌壁画作为标本。其实，早在1916年，他就盯上了敦煌莫高窟，在给赞助人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的信中他写道：“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

        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幅华尔纳在中国探险的照片，1923年11月拍摄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第一次福格中国探险队曾在这里发掘了9天。照片由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赠予。

        1924年1月19日夜，华尔纳和翻译王近仁坐着一驾由四匹新疆小马拉着的大马车，由安西抵达敦煌。翟荫则因为在黑城时脚严重冻伤，被华尔纳安置在了张掖的名医高金城处治疗。

        到达敦煌的第二天，在饱餐了一顿热土豆之后，华尔纳去买了一些布料和劣质香烟，为前往莫高窟做准备。

        1月21日黄昏，经过了多年梦想和漫漫长路的华尔纳终于来到了莫高窟。趁着天还未黑，他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洞窟。尽管此前已长时间研究过法国探险队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但身临其境的华尔纳还是被公元14世纪前的画家们在墙壁上留下的精美绝伦的壁画大受感动，“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我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显灵。”

        刚到莫高窟的华尔纳看到“洞窟下面簇拥着羽毛般层层叠叠纤细柔弱的白杨”。照片由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赠予。

        经过一番对洞窟的巡礼后，华尔纳认为敦煌壁画是古代中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劫难之后，留给人类的独一无二的遗产，是无以替代的珍宝。但当他看到两年前沙俄残兵遗留在壁画上的划痕和部队番号，这种“斯拉夫式的对神灵的亵渎”让他感到震惊。也是巧合，他又看到了三位香客在无人管理的洞窟中随意用手抠壁画，对于穿着的宽大皮袍对壁画的摩擦更是漫不经心。

        这些，似乎给了华尔纳粘取壁画的“正当理由”。他在当天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不用说，我就是折颈而死，也要带回一些壁画。我的职责就是拼命从这个很快就会变成废墟的遗址中，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和保护任何一件东西。很多世纪以来，这里一直处于稳定安宁的状态，但如今它的末日就在眼前了。”

        很显然，华尔纳到莫高窟的第一天就打算要粘取壁画了。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收集壁画样品带回美国进行研究，更主要的是要“妥善加以保护，防止进一步的损坏。”幌子是如此的高尚！

        他曾反复考虑怎样才能合适地带走壁画样品，德国人曾经在新疆从壁画后面的泥墙着手，成功地锯掉并保存了一些精美壁画。不过，华尔纳觉得这种做法对于他负担过于沉重。他也曾尝试着想从最松动的地方入手将壁画撬下来，但即使小心翼翼地用锯子割或者是凿沟槽，都没有成功。剥离下来的壁画都不大，无法使一些重要的细部得以保全。

        最后，华尔纳还是决定采用汤普森介绍的技术——用胶水粘取壁画。对此他早有准备，一到北京就购买了黏结剂，用来将壁画上的颜料黏结在一起，他还带了可溶性底基配料，还在敦煌买了布料。华尔纳为自己辩解道，“我既不是一个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字画修复师，而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强烈考古意识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大可能完成。”

        华尔纳在写给弗利尔的信中说“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他拍摄的这幅莫高窟第323窟壁画，还保持着唐代以来的原始形态。照片由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赠予。

莫高窟第323窟的南壁上留下了华尔纳涂刷的胶水痕迹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比较细致地描述了华尔纳粘取壁画的情况：“我狠下心来，开始把用来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到墙上。片刻后，又把经过加热的胶水状的底基涂到壁画上。然而这时出现了不曾料到的情况：洞窟内的温度在零度以下，我难以判断药液在冻结之前是否已经渗到了墙皮里，还有热到沸腾的胶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王近仁和一名雇工勇敢地举着上面放着加热胶水的火盆，我蘸了胶水往壁画上涂刷。滚烫的胶水像糖稀一样滴洒在我仰着的脸上、头上、衣服上，正当我要施展本领精细操作时，手指被胶水粘在一起了。我首先在一些没有画面或残破严重的地方进行实验，结果证明并非完全失败但也不是非常成功。我只能这样揭取壁画了，把它们带到坎布里奇，让我在福格的朋友尽可能把它们从坚硬的涂层上挽救出来。”

法国探险队努埃特于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第323窟南壁

华尔纳的罪恶之手在莫高窟第323窟南壁留下了刺目的瘢痕

        在粘取壁画之前，华尔纳拍摄了壁画的原有位置。照片由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赠予。

        被华尔纳粘取的莫高窟第323窟的壁画，现在陈列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第2740号展厅。照片由王惠民博士赠予。

        华尔纳被福比斯等人认为有着能把死人说活的本事。果然，华尔纳在粘取了壁画后又为自己解释了一番：“我并没有触动那些公元6世纪的作品，它们的存在是绝无仅有的，我也没有剥取那些唐代最杰出的作品，我所选择的只是那些保存状况非常不好的唐代作品。……我们在美国，甚至柏林从未看到过如此精美的作品，它们比藏在那里的从新疆取下来的壁画都要优秀，足以让它们嫉妒”。不过，他的这段话可是矛盾百出。

法国探险队努埃特于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第321窟南壁

        事实上，华尔纳在莫高窟5个洞窟中剥取的壁画都是唐代壁画中的精品，而且当时的保存状况良好。

        在莫高窟的十天时间里，华尔纳花了整整五天来粘取壁画。每天晚上他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极度绝望且悔恨交加，但天一亮，他又“强迫”自己继续作恶。

        除了粘取壁画之外，华尔纳还说服了王道士，从莫高窟第328窟劫走了一尊唐代的供养菩萨塑像。

        华尔纳在搬离莫高窟第328窟的唐代塑像前，拍摄了它原来的位置和外观。照片由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赠予。

        这尊莫高窟第328窟的唐代供养菩萨塑像最终被华尔纳搬到了美国，他说“在它塑成后的一千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我，再没有任何粗鲁的手碰过它。”照片由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赠予。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2740号展厅中，来自敦煌研究院的两位学者仔细端详着这尊莫高窟的唐代塑像，久久不肯离去。

        华尔纳在莫高窟所有活动的费用，只是向王道士捐赠了区区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

        最终，华尔纳用毛毡包裹着粘下来的壁画，在外面夹上木板。对于那尊精美的塑像，他做了一个简陋的木箱，衬着从敦煌买来的棉花、毛毡、被单，甚至还有华尔纳本人的羊毛内衣。18个星期后，历经马车、火车、轮船颠簸的敦煌宝物辗转到了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

        1926年，华尔纳出版了考察游记《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2740号展厅，展出了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劫掠的5块壁画、1尊塑像、1卷佛经，以及3幅绢画。

        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2740号展厅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贴着一张A4大小的纸，隐晦地说明了这些敦煌文物是华尔纳从中国所得。

        关于华尔纳在敦煌劫掠文物一事，敦煌研究院的王惠民博士做过全面的调查。他的研究结果是“华尔纳于1924年剥去320、321、323、329、335窟共5个洞窟计12块壁画，运到美国后，有一块遭到毁坏，剩余11块保存至今。另外有328窟供养菩萨塑像一身、还有一件北魏的影塑。”

        被华尔纳劫掠的莫高窟文物，现在有5幅壁画和一尊328窟的供养菩萨像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2740号展厅展出，另外的6幅壁画和一件北魏影塑被保存在哈佛大学的库房里。       

        对于被华尔纳带到美国的敦煌壁画，福格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在1974年承认修复结果并不理想，因为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

        这幅保存在哈佛大学库房的敦煌壁画，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 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   

  这幅保存在哈佛大学库房的壁画，图像特征几乎已被彻底破坏。照片由王惠民博士赠予。

        二战时期，华尔纳加入盟军发起的“战后保护文物遗址、美术品和档案项目”，主要负责编制日本文物古迹保护指南和保护地图，将不宜轰炸的日本文化名城在空军的地图上标明。日本人认为华尔纳是京都、奈良免遭原子弹破坏的救星。华尔纳逝世后，日本人在奈良法隆寺主院西侧为他立了一座五层高的五轮塔。

        但是，在中国，华尔纳永远是文化的罪人！

        看了下面的这张照片，你一定会感到那种皮肉分离之痛……

        莫高窟第329窟北壁被华尔纳粘取后的惨状。图片来自数字敦煌网站。

本文所用照片除说明外，均为敦煌研究院孙志军拍摄。

参考文献

《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兰登·华尔纳

《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文物》，王惠民

《谁在收藏中国》，卡尔·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