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建设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特色强省,是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明确提出的“十三五”贵州文化发展新任务。在年初召开的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省委书记陈敏尔提出要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已在全省上下形成共识。这是对贵州民族文化价值的重要提升,是“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如何突显“特”,怎样彰显“强”,是贵州文化发展实践的要务。为此,本报推出“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专栏,旨在解读特色文化现象,梳理文化肌理,揭示文化内核,引导发出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好声音。

　　首篇推出遵义海龙屯遗址系列报道,围绕我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看它的发现之旅、申遗之路和文化之髓,以期给建设“多彩贵州特色民族文化强省”的当下,提供一个有效挖掘保护利用文化资源,树立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的样本。敬请关注。

　　4月10日,花开漫山。从遵义市区沿着汇川大道驱车直驰,短短半小时车程,就来到形态特异的海龙屯景区游客接待中心。大厅里的多媒体与灯光,路道边的规划与宣传图,焕然一新的进山旅游步道,让人真切地感到:海龙屯,未见其形,先闻其声。

　　雄踞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的龙岩山巅,海龙屯始建于1257年,毁于1600年,遗址至今仍保留漫长的城墙、雄伟的关隘、古老的石道、倾圮的宫殿,在经历了数百年之后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作为我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是我省历史文化的高地,也成为我省文化旅游的地标。

　　从古建筑群到文化遗址

　　9个月前,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遵义播州海龙屯遗址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海龙屯始建于南宋晚期,是在抗蒙背景下,地方势力获得中央朝廷恩准修建的防御为主的“新城”。明万历年间,播州第30世土司杨应龙进行大规模重建,并毁于播州之役。海龙屯虽偏处一隅,但这两次战争都与国运相关,影响深远。海龙屯遗址反映了遵义及周边地区从南宋到明代数百年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

　　翻开史书,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明朝廷调8省24万军队发动平播之役。节节败退的播州第30代土司杨应龙退守海龙屯,倚天险与明军对峙,杨应龙败亡。415年后,海龙屯举世瞩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土司城堡海龙屯,是明朝“万历三大征”之一“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它的陷落使得明朝开辟“二千里封疆”,不但让一个统治了725年的土司家族就此彻底结束,还瓦解了贵州悠久的土司制度。

　　“海龙屯一直都在,只是如今我们看待它的视角不一样。”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所说的“不一样”,是指对待文化资源的观念发现了转变,“首先是我们对自己文化资源的发现和发掘。”

　　过去,被定义为古建筑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龙屯,随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突破,其作为文化遗址越来越清晰。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到现在的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原真的模样逐渐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角金瓯补未完,雄关依旧对连峦。蛮云如怒天孙老,断魄将招楚调残。七百年来花变灭,三千世外梦耽槃。可怜鞭石成何用,孤负多情泪一汍”。诗家徐晋如在获悉海龙屯申遗成功之后,写下了这首豪迈壮阔而又有几分怀古的诗。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等创业家和学者,也都紧随其后,纷纷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这首诗。

　　700多年遗址的磅礴与苍凉,随着海龙屯遗址申遗成功,再引世人关注。

　　作为绵延时间相当长的土司文化大本营,透过海龙屯斑驳的古墙、关隘、前朝后寝的宏大建筑,土司的权势、与中央王朝的错综复杂与微妙,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完整有力的样本。

　　土司制度的物化载体

　　作为全国屈指可数的考古所女所长,贵州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数不清自己上了多少次海龙屯。但她清楚记得,考古队刚进入海龙屯时,放眼望去四周都是经济林,周围也有农户居住,那些城墙、关隘、石道甚至宫殿都被掩盖,考古队员们心里也和当地人一样直犯嘀咕:这片“破土坡”真的能发掘出有价值的遗迹吗?

　　3月28日,71岁的遵义文物工作者葛镇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1979年至今,为了探寻海龙屯,已经600多次去过海龙屯。”

　　1979年,接到整理遵义文物古迹、修订地方志的任务,葛镇亚根据民间流传的杨应龙的故事,找到掩埋在深山里的海龙屯。

　　被重新发现的海龙屯崭露头角,于1982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秋,我省启动第一次针对海龙屯的考古试掘活动；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初,为抢抓申遗的机会和时间,贵州省文物局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期开始申遗筹备,作为申遗必不可少的学术支撑,对海龙屯的考古发掘最先展开。

　　在偌大的海龙屯上,考古发掘工作犹如“蚂蚁啃西瓜”,考古队以“新王宫”作为切入点,经过发掘,“新王宫”近2万平方米。

　　牵住了学术的牛鼻子,伴随着对遗址的发掘,沉淀于泥土之下的中国土司制度也随之显现,海龙屯不再仅仅是一个古建筑群,而是古代制度文明的代表。

　　与海龙屯相辅相成,互映成趣的,还有散布各地的播州土司庄园,包括杨粲墓、杨介墓、杨辉墓等考古发掘在内的杨氏土司墓群,不断引起考古学界惊叹。

　　“海龙屯的考古发掘工作拓展了土司研究的视野,以贵州为主提出的‘土司考古’说,如今也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周必素告诉记者。

　　从2012年到2015年,贵州土司考古所获成果均入围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海龙屯考古因“以考古探寻中国土司制度意义重大”,全票入选2012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见证土司遗址价值的杨氏墓群考古被评为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5年,荣获“全球田野考古十大发现”称号；杨辉墓考古进入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首轮名单。

　　奖项的加持是对学术成果的肯定。土司制度凝练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礼制·王制篇》),亦即统一政令,施以教化,但保留其风俗与文化。海龙屯遗址则是土司制度的物化载体。

　　“海龙屯的考古工作是贵州省文物考古历史上,投入人力、物力最多,最科学、最全面、最完善、最彻底且有创新的一次考古发掘,开创了多个贵州考古工作的第一。”周必素这样定义。

　　考古,在海龙屯成为一种前沿而有趣的事。不仅第一次用全站仪对考古现场进行全面测绘,第一次航拍与航测,第一次对考古现场进行三维激光扫描等创新技术手段,海龙屯公众考古也成为全国范例。

　　先进的考古手段,扎实的考古成果,有趣的公众考古,让土司考古大热于当下,也让土司考古从“宋元明考古”的大项中单列出来,成为考古的新领域,贵州也成为土司考古的重要发言人。

　　2015年11期的全国权威学术期刊《考古》上,贵州的土司考古成果作为专辑,集中刊发了5篇学术成果。

　　在全国范围来看,无论是人员编制还是经费支持,贵州的基础都相对薄弱,甚至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而海龙屯的发掘和申遗成功让全国乃至世界都对贵州考古刷新了认识,重建了贵州考古的信心,海龙屯所代表的土司文化已声名远播,周必素在全国开会时也会被同行笑称为“周土司”。

　　遗址文物为历史“代言”

　　今天,在石头堡垒雄关依旧的海龙屯,有一位年轻的男解说员充满激情地为游客讲述这里的传说和故事,他叫刘炬材。

　　3岁开始在海龙屯上四处撒欢,8岁开始给零星的寻访者带路,年纪尚小的刘炬材就被这些残垣断壁深深吸引,断断续续地为来客讲述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传说。

　　在刘炬材眼里,海龙屯像一个伙伴,在伴随和带领着自己成长的同时,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改变:“小时候能讲清楚的是地点的名称,历史是搞不清楚的,我就去问专家、翻书弄懂。”

　　刘炬材家曾居住在海龙屯上的海龙屯村双龙组,因配合考古发掘搬离了海龙屯。但刘炬材发现,海龙屯一直是村民们珍藏在心里的精神家园,海龙屯的故事早已融入血液,他的解说讲得越来越富有情感。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有着不同的解说版本。游客的认知和惊叹,让刘炬材有一种自豪感。

　　和刘炬材充满感情的代言不同,考古队员们对于海龙屯的代言则显得冷峻和严谨。

　　李飞告诉记者:“文物修复就是考古工作者为历史‘代言’的方式,文物修复是一个漫长寂寞又庞大工程,需要清理、寻找、比对、拍照、绘图、记录等等细致工作,更加费时费力。在新王宫的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厨房遗迹,就清理出青花瓷瓷片14000多片,目前修复出近200件青花瓷器。”

　　谢长勇刚入考古队时才23岁,专业学习美术的他与考古结缘,从刚入队不懂文物,到如今已成瓷器修复专家。4年多的海龙屯生活,他边工作边学习,通过阅读大量书籍、向同事请教,如今已能轻松识别明清时期瓷器特点。“通常一天能修复一两件瓷器,比较复杂的则要持续两天或更长时间。”谢长勇对自己的专业自信满满。

　　2014年6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海龙屯考古工作站,将海龙屯的发掘、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常态化。

　　现在仍在持续的海龙屯考古工作,通过文物的修复、研究和展示,其所承载的海龙屯历史文化和土司文明正在娓娓道来。对于考古队员来说,发现海龙屯、解读海龙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