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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口优:汉代西北边界的研究:居延汉简和京都大学

摘要: 1、发现居延汉简的历史简牍的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1901年,英国探检家奥莱尔・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从三世纪到四世纪中国晋代的50枚木简。另外,同年,瑞典探检家斯文・赫定在探索梦幻之湖罗布泊的时候,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晋代的120枚木简。这是首次在边境发现简牍。之后,1907 年,在敦煌一带进行调查的斯坦因又在散布于河西走廊的 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七百多枚汉简。1912 年法国汉学 ...

1、发现居延汉简的历史

简牍的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1901年,英国探检家奥莱尔・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从三世纪到四世纪中国晋代的50枚木简。另外,同年,瑞典探检家斯文・赫定在探索梦幻之湖罗布泊的时候,在楼兰遗址中发现了晋代的120枚木简。这是首次在边境发现简牍。之后,1907 年,在敦煌一带进行调查的斯坦因又在散布于河西走廊的 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七百多枚汉简。1912 年法国汉学大师沙畹解读了这七百多支汉简。翌年,王国维参照沙畹的研究成果写成《流沙坠简》。此著作被视为以后汉简研究的基础。

后来,1930 年,由斯文・赫定任队长的中国与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横跨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的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万多枚汉简。这些简牍便是所谓的居延汉简。关于居延汉简的释文、图版的公开出版以及研究时所遇到的困难, 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进行论述。

1972-1973年居延新简的发现是边境汉简的又一次大发现。在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动乱总算开始平息的时期,考古队对出土过居延汉简的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大约两万枚汉简。这次考古调查重点发掘了作为军事设施的候官和以及作为交通要冲的关所。关于在候官发现的约八千枚简牍,其释文于1990年出版,图版也于1994年出版。而在关所发现的约一万两千枚简牍,直到2011年底才开始以图书《肩水金关汉简》的形式出版。《肩水金关汉简》包含释文和照片,共五册。目前(2015年12月 底)已经出版了三册。

并且,1999-2002年考古队又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调查,这次是以1972、73年调查时尚未涉足过的烽燧遗址为中心进行发掘的,共发现了约七百枚汉简。这些简牍就是所谓的额济纳汉简。额济纳汉简在2005年以图书《额济纳汉简》的形式出版,此书包含释文和照片。

但是,即使到目前为止,依然有很多已出土的边境汉简尚未公开出版。将来,如果这些汉简能够出版,将会深化对于汉简的研究。而且,第二次大战后,从古墓和古井中有非常多的简牍被发现。其总数已经超过了十五万枚。因此,如果我们将汉简作为主要史料来灵活运 用的话,相信能取得切实的成果。

2、1930 年后居延汉简研究的艰难历史

1930 年居延汉简发现以后,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即开始了对简牍的解读工作。可是因 1930 年代末中日战争的爆发,研究被迫中断。之后,被疏散到四川省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劳干继续对居延汉简进行解读和研究。于1943年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在四川省南溪出版,即《居延汉简释文之部》。1944年,劳干又用居延汉简的内容考证汉代制度史而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战后,由于国共内战,劳干移居台湾。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居延汉简的研究中,于1976年出版了《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篇》。这本书是他对于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而居延汉简的图版出版是在 1957 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此书的出版,使 1930 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的大部分照片得到公开。居延汉简的图版出版太晚的原因是由于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图版的制版在战争中被两次焚毁。

但是,居延汉简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多数汉简的出土地是不清楚的。多数居延汉简属于军政和行政文书。因此,为了辨别某汉简是在出土地制作的副本还是从别的官衙送来的正本,其出土地的信息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出土地不清楚的话,我们无法知道居延汉简的移动和保存情况。1959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约占全部三分之一的居延汉简的出土地得到判明。而 1980 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这才意味着最终全部弄清了居延汉简的出土地。 就是说,从1930年发现起经历五十年的岁月,全部居延汉简的出土地才得到判明。

而且,为了避免中日战争的战祸,1937年居延汉简被运往香港,1940年又被运往美国。此后二十五年,居延汉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被严格保管。直到1965年汉简才被运回台湾。现在,居延汉简被保存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库中。

3、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居延汉简研究班的居延汉简研究

1951年,劳干先生所著的《居延汉简释文之部》被介绍至日本。以此为契机,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结成了以森鹿三为班长的居延汉简共同研究班。这个研究班成为了日本居延汉简研究的嚆矢5。成员除了森鹿三以外,还有藤枝晃、米田健次郎、大庭修、永田英正、 鲁惟一(Michael Loewe,英国的中国学者)等学者。因为当时看不到图版,所以他们的研究只好以劳干先生所译解的释文为依据,而无法对劳干先生的译解作出批评与讨论。他们既无法获知文字的大小、文字的书写位置、笔迹的识别、墨迹的浓淡等研究古文书时最基本的信息,也无法知道简牍自何处出土。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研究。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无法考察简牍的移动。该文书到底是正本、副本或者草稿?该信息在决定文书性质上最为重要,可是他们无法知晓。然而,他们在如此困难的研究情况下,还是发表了《东洋史研究》 第 12 卷第 3 号「居延汉简の研究」特集号(1953年),以及藤枝晃的《长城のまもり:河 西地方出土の汉代木简の内容の概观》(1955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学者参阅他们当时所做的研究。1950 年代末,居延汉简研究史上很重大的转机出现了。即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及 1959 年《居延汉简甲篇》的出版,这些都促进了研究。这两本书的出版明确了简牍的形式、格式、文字墨色的浓淡等情况,还使利用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居延汉简成为可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班发表了森鹿三的「居延汉简の集成:とくに第二亭食簿について」(1959年)、「居延出土の卒家属廪名籍について」(1960年)等论文。在图版及出土地公开后不久,大庭修先生还发表了「居延出土の诏书册と诏书断简について」(1961年),利用断简复原了汉代的诏令,明确了诏令的制作、传达过程。

至 60年代末,在居延汉简古文书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研究被发表了。这就是鲁惟一先生的《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1967 年)。鲁惟一先生据出土地逐一区别简牍的格式,并据墨迹尽力复原册书。他的研究为古文书学的研究提供了很重 要的基础。进一步发展其研究的是永田英正先生。永田先生对鲁惟一先生所做的文书格式分类作了进一步区分。之后按此分类,复原了简牍出土地官署拥有的职务及机能。最后他加上关于格式区别的详细说明,出版了以上的研究。这就是『居延汉简の研究』(1989 年)。可以说,1950 年代末期,图版的出版与出土地的判明,使得这两位的研究确立了居延汉简的古文书学式的研究模式。

之后,居延汉简研究上再次出现了很大的转机。1990年居延新简中候官出土的八千枚新简的释文公开出版。另外,图版也于1994年出版。1972年出土的居延新简包含很多册书, 而利用该册书,可以明确汉代边境的审判与军事制度的实际样貌。

此外,2005年《额济纳汉简》的公开与 2011年起《肩水金关汉简》的公开,更进一步深化了居延汉简的研究。在以上边境汉简增多的背景下,居延新简出土之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教 授再次创办了居延汉简研究班,考证居延汉简中的语汇以及事项。其研究成果已于2015年3月出版。这就是《汉简语汇:中国古代木简辞典》及《汉简语汇考证》。

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古文书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当然,取得成果的并不只有日本。最近,中国大陆及台湾也出现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相信今后,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之间也一定会有热烈的交流与研究。

本文摘选自:

《2015年度 南京大学京都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生论坛报告书》(2014年度京都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人類学若手ワークショ ップ報告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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