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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摘要: 2024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原创刘文锁等西域研究2025年04月27日 12:32新疆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2期2024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刘文锁 高肖肖 薛亮亮内容提要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于2021、2023年经过两次考古发掘，清理了分布于山岗顶部及东坡、北坡上层平台的建筑遗迹和堆积。2024年度发掘区位于山岗东、西、北坡 ...
2024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原创 刘文锁等 西域研究 2025年04月27日 12:32 新疆来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2期
刘文锁 高肖肖 薛亮亮
内容提要
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于2021、2023年经过两次考古发掘，清理了分布于山岗顶部及东坡、北坡上层平台的建筑遗迹和堆积。2024年度发掘区位于山岗东、西、北坡及东面300米处的一号墓地，清理出东、西坡上的2处大垃圾堆和葡萄梯田及北坡生活区的房址、洞窟、通道、灰坑、灶、斩山崖面、火塘等遗迹；一号墓地清理6座墓。出土重要遗物1370件（组），包括413件（组）多语种文书。本年度发掘对明确寺院形制布局和结构、功能分区以及其使用情况、寺院生活等进一步提供了详实资料。
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由中山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于2021、2023年做了两次发掘，发掘信息和报告已刊布。[2]两次发掘清理了分布于山岗顶部以及山岗东坡、北坡上层平台的建筑遗迹和堆积，出土重要遗物2169件（组），其中包括多种语文的文书871件（组）和200余件（组）壁画及各种遗物和自然物，显示出该遗址遗存内容的丰富程度及吐鲁番盆地在文化遗产保存上的优势。两次发掘基本厘清了寺院遗址的性质、形制布局特征和年代与分期等考古学问题。2023年度的发掘结果还显示出在山岗的西坡和东坡各存在一处垃圾堆，而位于北坡上的可能是寺院生活区的主要建筑遗迹尚待清理和确认。这年的一个意外发现是遗址附近分布的两处墓地，由清理的1座墓葬看属于当年寺院的僧侣墓地。上述情况显示出未来发掘的重要性，决定了后续发掘的重点，即清理东、西坡的垃圾堆和北坡生活区并发掘墓葬。（图1）
图1 2024年发掘区遗迹分布情况（正射像）
一
发掘概况
2024年9～12月，由上述单位对遗址实施了第三次发掘。按照遗址发掘的总体计划及2024年的发掘目标，本年度的发掘是清理并确认东、西坡上可能的垃圾堆积和北坡上的生活区设施以及墓葬的清理。遗址区实际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发掘结果超出了预期：清理出的遗迹类别比较丰富，除验证了东、西坡的大垃圾堆和北坡生活区外，还发现了种植葡萄的梯田；在北坡生活区清理出保存较好的一组房屋和1座洞窟。墓葬发掘集中在一号墓地，发掘了6座墓葬。出土重要遗物达1370件（组）。
二
遗迹
遗址区清理出的遗迹类别，包括了垃圾堆、房址、洞窟、通道、灰坑、灶、火塘及陶器坑位、斩山崖面、沟等。墓葬的发掘也有比较重要的收获。
（一）垃圾堆
2处，分布于山岗之东、西坡上。东坡上的垃圾堆分布在东坡下层斩山平台的外（东）侧，沿平缓的岗坡向东延伸至接近山脚处。根据其堆积状态、层位关系、包含物等推测，堆积主要是寺院大规模重建时拆除原建筑后倾倒的建筑材料（土坯碎块、杂草等），混杂着一些纸文书残片、陶片、木制品、织物等遗物及植物遗存。西坡垃圾堆系利用较陡峭坡地上的“V”字形冲积沟而形成，堆积深厚、层次分明（分为5层），主要是混杂在砂土等中的纸文书、木制品、陶片、织物、壁画残块、石磨、铁刀等弃置物以及土坯残块和杂草等建材废料。除表土层（第一层）外，其下方的四层堆积主要都是遗址使用期间所形成的，不是遗址废弃后的堆积。这两处垃圾堆的分布状态反映了当年寺院对山岗的利用情况，它们对应了分布在这两面山坡上的两间厕所。[3]（图2）
图2 山岗东坡上的垃圾堆及葡萄沟（G1、G2）
（二）北坡生活区的遗迹
2023年的发掘曾清理至山岗北坡的上层斩山平台，这座平台宽约3.2～4.8米，保存了3间小型房址（F20—F22）和1座小灰坑（H1）等遗迹，显示出平台被开辟作寺院生活区。但是由于北坡（尤其是山岗西北面）受风力侵蚀最为严重，这些建筑物仅存墙基的局部。[4]2024年沿着上层斩山平台的崖面继续向北坡扩展发掘，清理了北坡的其余区域，显示出该坡上有三道较大的斩山崖面和一道较小的崖面，它们的用途是不同的：较大崖面用于修筑平台（由此形成了上、中、下三层平台），较小者开辟作坡地上通行的途径。三道平台的宽度不同，最宽的是自上向下第二道平台（中层平台），其次是第一道平台（上层平台），第三道平台（下层平台）最窄小。在这个坡体上，比较平缓的地势利于营建房屋等设施，而且背阴，可以减缓夏季的酷暑。我们的发掘也证实了这个区域是寺院的生活区，保存的遗迹包括房址、洞窟、通道、灰坑、灶、火塘及陶器坑位、斩山崖面等，主要都分布在中层斩山平台上，而且靠近上层斩山平台的崖面即地势较高的位置。下层斩山平台位于山脚处，上面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图3）
图3 山岗北坡主要遗迹
1.房址、洞窟与通道
此组建筑分布于中层斩山平台的南部，是北坡主要建筑，包括4间房址（F23—F26）、1座洞窟、1条通道（TD5）。中层斩山平台很宽但是地势不平，其中房址F23、F24及洞窟、通道（TD5）依靠上层斩山平台崖面营建，房址F25、F26则建于其北侧约平台中部位置。
F23、F24是东西向并排且相连的2间房屋，门向朝东，保存状况较好，平面长方形。南面依靠山崖，不筑墙。墙体均以土坯砌筑。它们都保存了一次明显的改建迹象，由此可以暂且把它们分作早、晚两个时期。F23位于平台西隅，保存有东、西二面屋墙及炕台、地面、壁龛等。东墙与F24共用，西墙很宽，以起抗风的作用。较早期为一间带炕的通间，后期在房屋中部偏南（山崖方向）处增筑了一道隔墙将房屋分作里、外两间，形成套间。里间依山体崖面于南、北两侧各凿一个壁龛。外间未发现北墙，似为敞开式房屋。外间东墙北端是门道，门道内侧用土坯等砌筑有1座灶（Z2）。F24位于F23东侧，从保存状况看，其较早期在中部偏南位置的地下凿有一座窖（H3），修整得仔细，底部残存有小米，可能曾用作粮窖，东墙下方残存有朱笔题记（漫漶不可释读）；后期改造成寝室，将粮窖填埋，在屋内中、南部砌筑出土炕，并沿西墙砌筑坐台。从建筑形制和内部结构上看，这2个房间都被用作寝室。
F25、F26也是东西向并排的房屋，间隔约1米，保存较差，各存较长的南墙和东、西短墙，以土坯砌筑。F26沿南墙残存有部分地面，西南角保存一个用土坯块围成的简易火塘。这两座房屋很可能没有北墙，朝北敞开，其北面是一道小斩山崖面及形成的一道小径，小径北侧为一组火塘和陶器坑位。这两组遗迹是有关联的，即在北坡上的另一组生活设施。
洞窟建在房址F24与通道（TD5）之间，由两部分组成：凿于山崖内的平面约呈圆角长方形的洞窟，及接建于崖面外平面呈长方形的门道。门道带三级台阶、侧墙和拱顶。窟底四角及南部共挖有5个坑，其中1座没有完成。东南角、西南角各1座大坑，它们都被有意的用土坯块、砂土、陶片等物掩埋了。东南角坑内保存了安置的一件大陶器的下部及底部，内有明显的淤层，可能曾盛置过水；西南角坑掩埋物上方贴崖壁处放置有两个上下叠放的葫芦，内有紫色残留物。洞窟所处山崖的上部为砂砾岩，不坚固，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洞窟后来被废弃了，其门道口被用土坯封闭。洞窟和门道内的堆积直没至顶，分为三层，显示出洞窟使用时和废弃后被用作倾倒垃圾及遗址废弃后的过程。垃圾中包含大量的蔬菜及文书、木制品、织物等物。
通道（TD5）建于洞窟东侧，平面大致呈“L”形。连接F25南墙外侧小平台及洞窟北侧平台，遭破坏严重，具体形制不明。可能在它东侧贴着山崖还有2间左右房间，因为在斩山崖面外侧还保存了一段抹草泥的土坯墙。（图4）
图4 北坡遗迹F23、F24、洞窟和TD
2.灰坑
4座（H3～H6），皆大致圆形竖穴，凿建于生土（黄色砂岩）中。3座（H4～H6）分布于上述房址周围，从坑底残存迹象看，它们是安置大型陶器的坑位。1座（H3）建于房址F24内（详前文）。
3.灶
1座（Z2），位于F23东北角的门道内侧。保存较为完整，内壁呈球形，平整，表面有烟炱痕迹。推测是一种用于烤饼的炉。
4.火塘及陶器坑位
分布于F25、F26之北侧，呈东西向排列，其南侧为一道斩山小崖面构成的小径。包括交错分布的2座火塘及3处陶器坑位，圆形，火塘都比较简易。它们与房址F25、F26相关，构成一处简易的生活区。
5.斩山崖面
凿建于较平缓的北坡上，其中较深切的大崖面3处，用于构筑可供建筑房屋等和活动的平台（即北坡上、中、下层斩山平台）。浅凿的小崖面1处，位于F25、F26北侧，崖面下是一条小径，保存了清晰的弧形刃工具凿痕和踩踏面。
（三）葡萄园遗迹
在清理东坡的建筑垃圾堆积时，从堆积东侧位于东坡下方临近山脚处，清理出上、下2道梯田及其上的两条沟（G1、G2）。它们叠压在因重建寺院而拆毁、弃置的建材垃圾堆下，显示出其是早于寺院重建之前的农田之遗迹。两条沟均与梯田走向一致，平行分布，并延伸出发掘区外。沟宽约1米，沟内有多层淤泥。据其形制和分布状态等看，应是葡萄园的遗迹。在这2道梯田的下方山根处，还有2道梯田的迹象。这些梯田分布于山岗东坡靠下方位置，并且有迹象显示与山岗北面水源地有联系。这一发现揭示出当年寺院的经济设施及其生产区所在，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
（四）墓地
2023年春季发掘期间，在遗址所处山岗之东、南方各发现了1处墓地，当年发掘了位于山岗南方延伸山梁之西坡上的1座墓（M1）。[5]今年发掘时我们将它们分别编为一、二号墓地，按计划发掘了一号墓地的6座墓（IM1～IM6），同时在这2处墓地都做了勘探。一号墓地位于遗址所处山岗以东约300米一座山岗的西坡（图5），这些墓都遭到程度不等的盗掘，其中，IM1～IM4的墓门已被打开。从清理结果看，6座墓的形制相同，与2023年度发掘的二号墓地M1类似，均为建于山坡中的带墓道的洞室墓，除IM6因地形限制墓道偏向西南方外，其余皆是朝向西方；墓门的封闭方式，除IM4采用木门外，其余都用土坯，土坯规格也与寺院建筑的土坯一致。墓室结构也比较一致，平面呈长方形，设计出可以容纳二位逝者的空间。所有墓葬都没有葬具，但是IM4在墓室的北半部用草泥修筑出一个矮的平台以安置逝者。IM1安葬了二位逝者，其余墓葬皆是一位逝者。仅有IM1中二位墓主出土了遗物，共15件铜、铁饰件，它们主要出自北侧人骨（A）的腰部及腹部位置，其中腰部位置所出以一组铜十字架形器为主，器物背部有钮，应为固定在皮带之类物品上的饰件。除IM1的骨骸因墓室湿度较高而保存差外，其余都状况良好，其中IM6保存了干尸状态。所有逝者皆头向西。在葬式上都是仰身直肢。比较特殊的是IM5和IM6，它们处于山岗的西南部，地质上是比较疏松的砂砾，两墓的墓室东西向连成了一体。在IM5墓室填土中，发现了1具犬头颅的上颅骨。
图5 一号墓地全景
三
出土遗物
垃圾堆包含的人工遗物和自然物十分丰富，另一个出土物丰富的地方是洞窟中的堆积。相较前两次发掘，2024年发掘出土的遗物和自然物数量更多，其中重要遗物（小件）总计1370件(组)，种类上包括纸文书、壁画、陶器、钱币、木制品、纸张、骨角器、金属器、织物与皮革制品、漆器、玉器、石器、玻璃器、水晶饰件、贝壳制品、带题铭的木片和葫芦制品等。此外，有大量未编号的一般文物，包括陶片、地砖、木制品、不具备明显形制特征的织物和皮革制品、葡萄酒渣等，以及果实、谷物、棉花、蔬菜（萝卜、洋葱、姜、大蒜等)、排泄物、动物骨骼等。出乎意料的是，纸文书出土数量达到了413件(组)，加上以往两次发掘的数量，其总数为1284件（组），堪与1905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掘获的数量相匹。[6]未来的发掘也许还会有出土。
像以往情况一样，本次发掘所出土的纸文书绝大多数都是残片，一般都比较小，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大片的文书，甚至个别是较完整的纸页。初步识别，它们书写的语文与此前所发现的文书相同，大多是回鹘文、叙利亚文等文献。有一件文书出土时发现被对折为小方块，展开后三边整齐，似为书页边缘，单面书写十一行叙利亚文，可能为某种特殊的文书。有的回鹘文文书上保存了方形朱印痕迹，可能是世俗公文。这些文书比较集中的出土于西坡的垃圾堆和北坡上的洞窟内堆积中。（图6）
图6 2024年出土文书
在清理西坡的垃圾堆积时，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壁画残块，但是都很小且残破，基本上不能够识别出题材等。它们的来源是个问题。2021年清理山岗顶部的寺院主体建筑遗迹时，曾从平台一（PT1）、房址F2等几处集中出土了比较多的壁画残块，它们来源不明，可能是不同时期寺院重建（或改建）时从附近圣坛（或圣龛）上拆除后铺垫房屋地基用的。[7]西坡垃圾堆里清理出的壁画残块，可能也是相同情形下造成的。
木制品仍是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遗物，包括盆、杯、钉、楔、建筑构件等，与往年发掘所获形制、类型一致。其中，木钉、木楔等数量颇多，它们大多完整，制作简单。一部分器物的用途目前还未可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掘中出土的5枚花押，材质、形制和图案各不相同。有4枚以不同树种的木材雕制，制作精良，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几种，钮部也各不相同。印面雕刻的图案中出现了装饰性的“十”字。此外还有1件玉花押，青白玉质，质地精细，覆斗形钮上有一个圆形系孔，孔内保存下一条打结的系绳。印文阴刻了一幅植物图案，似卷曲的花茎，旁边有一个花瓣。（图7）
图7 2024年出土的部分遗物
四
结语
本年度的发掘成果增加了该景教寺院遗址的遗迹类别，丰富了其考古遗存内容，尤其是葡萄园的发现、墓葬的确认、北坡生活区的揭示及大批各种遗物的出土，对这座修道院遗址的形制布局、整体功能区划和发展阶段、寺院生活情状等有了更详实的研究资料和新认识。
以往发掘揭示出该寺院遗址在形制布局、年代分期、建筑物性质等几方面的基本特征，[8]这确立了以后发掘和研究的基础。2024年的发掘除了确认东、西坡的垃圾堆积并清理出大批遗物外，还确认了北坡生活区的分布状况和设施，这些新发现使得遗址功能分区的问题更为明朗了，最初我们根据遗迹层位关系等推测的遗址分期（三期）[9]的认识可以更精细化。我们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测的三期的年代——第一期约为中唐，第二期约在高昌回鹘汗国时期（公元9世纪60年代至13世纪80年代），第三期为清代，这些需要更多测年数据的支持，这些测年数据并不表示寺院使用的全部时间，其上、下限都应有一个延伸余地。寺院主体的岗顶区以“三殿式”教堂为中心及附属的厨房、储物间、图书室、酒窖、平台、厕所等设施的布局及发展演变阶段，也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岗坡区域的功能、用途也不尽相同：东坡上层平台作为岗顶中心区的扩展空间，下层平台则是岗坡上的主要通道，其外侧的坡体下方曾经开辟作寺院的葡萄园，当寺院重建时将拆除的土坯等物堆积在下层平台和葡萄园梯田之间；北坡作为寺院的生活区，是当年修士们的寝息之地，从这个角度看，新发现的洞窟似乎与日常生活有关；西坡则在较晚期成为倾倒垃圾的主要区域。
一些问题令人困惑，例如壁画残块和东、西坡垃圾的来源，岗顶区的所谓“三殿式”教堂（F9、F2、F12）的实际结构和形制布局特征，当年修道院的经济区、水源地及其遗迹，以及当年的修士为什么将可能是早、晚两个时期的厕所分别建在了山岗的西、东坡上，而不是生活区的北坡附近？现在根据新发现我们可以确立的是，第二期（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寺院大规模重建的时期，也是寺院的兴盛期，现存主要建筑遗迹是这个时期建造的，这个漫长时期内寺院也经历了多次的重修、改建、扩建，我们需要根据遗迹间细微的考古层位学关系析分出寺院在营建上的不同时期，并重建其寺院发展的过程。此外，未来的发掘和调查中，梯田和其他农田、水源地遗迹等的探察将是一个重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墓葬的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科学发掘景教徒的墓葬，它的意义不言自明，除了能够填充景教墓葬形制、葬俗等方面的基本研究资料，借助于生物考古科技我们还可以开展对墓主人尸骸的全方位分析。墓葬及其代表的丧葬习俗是景教古代生活史的重要方面。另外，从一号墓地1座墓（IM1）中出土的8件铜、铁十字架形饰件，形制上与清末以来从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和田等地采集的铜十字架类似。[10]那些铜十字架通常被认为是元代景教徒的遗物，但由于缺乏出土背景等信息，关于其性质、用途、年代等问题的讨论一直需要考古学的佐证，西旁遗址墓葬中的发现则提供了科学的参考。
经过三个年度的发掘，已经基本完成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揭露，明确了寺院的形制布局和结构，识别出寺院的仪式区、生活区、垃圾堆积区、农田、墓地等功能分区以及其使用情况，丰富的考古遗存凸显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学术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
滑动查阅注释
[1]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多宗教中国化考古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ZD006）、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段）文明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3VLS008）阶段性成果。
[2]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第393～434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24～46页。
[3]传统上，东方叙利亚教会等通常将东面视作神圣方位。由此看，西旁寺院遗址的东面岗坡上是不应用作处置污秽物场地的。对此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4]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30页。
[5]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33页。
[6]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掘获西旁遗址文献情况，参见：Albert 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1913，Tefel 71；〔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47～148页。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参见：Nicholas Sims-Williams，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2012；Nicholas Sims-Williams，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er Turfantexte)，Turnhout: Brepols，2014；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 (eds.)，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 Steiner Verlag，2014；Peter 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Piscataway：Gorgias Press，2015，等。
[7]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第425页。
[8]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24～46页。
[9]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80页。
[10]参见：F.Grenard，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Troisième Partie，Paris: Renest Leroux，Éditeur 1898，pp.134-135，Fig.7；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 The Maruzen Company Ltd，1951，pp.423-425；郑炜明，罗慧著：《十字符号的启示——“元代景教青铜十字架”的认知史及其新诠释》，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5年，第4页。
（作者单位：刘文锁 高肖肖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薛亮亮 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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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锁 高肖肖 薛亮亮
内容提要
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于2021、2023年经过两次考古发掘，清理了分布于山岗顶部及东坡、北坡上层平台的建筑遗迹和堆积。2024年度发掘区位于山岗东、西、北坡及东面300米处的一号墓地，清理出东、西坡上的2处大垃圾堆和葡萄梯田及北坡生活区的房址、洞窟、通道、灰坑、灶、斩山崖面、火塘等遗迹；一号墓地清理6座墓。出土重要遗物1370件（组），包括413件（组）多语种文书。本年度发掘对明确寺院形制布局和结构、功能分区以及其使用情况、寺院生活等进一步提供了详实资料。
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由中山大学、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于2021、2023年做了两次发掘，发掘信息和报告已刊布。[2]两次发掘清理了分布于山岗顶部以及山岗东坡、北坡上层平台的建筑遗迹和堆积，出土重要遗物2169件（组），其中包括多种语文的文书871件（组）和200余件（组）壁画及各种遗物和自然物，显示出该遗址遗存内容的丰富程度及吐鲁番盆地在文化遗产保存上的优势。两次发掘基本厘清了寺院遗址的性质、形制布局特征和年代与分期等考古学问题。2023年度的发掘结果还显示出在山岗的西坡和东坡各存在一处垃圾堆，而位于北坡上的可能是寺院生活区的主要建筑遗迹尚待清理和确认。这年的一个意外发现是遗址附近分布的两处墓地，由清理的1座墓葬看属于当年寺院的僧侣墓地。上述情况显示出未来发掘的重要性，决定了后续发掘的重点，即清理东、西坡的垃圾堆和北坡生活区并发掘墓葬。（图1）
图1 2024年发掘区遗迹分布情况（正射像）
一
发掘概况
2024年9～12月，由上述单位对遗址实施了第三次发掘。按照遗址发掘的总体计划及2024年的发掘目标，本年度的发掘是清理并确认东、西坡上可能的垃圾堆积和北坡上的生活区设施以及墓葬的清理。遗址区实际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发掘结果超出了预期：清理出的遗迹类别比较丰富，除验证了东、西坡的大垃圾堆和北坡生活区外，还发现了种植葡萄的梯田；在北坡生活区清理出保存较好的一组房屋和1座洞窟。墓葬发掘集中在一号墓地，发掘了6座墓葬。出土重要遗物达1370件（组）。
二
遗迹
遗址区清理出的遗迹类别，包括了垃圾堆、房址、洞窟、通道、灰坑、灶、火塘及陶器坑位、斩山崖面、沟等。墓葬的发掘也有比较重要的收获。
（一）垃圾堆
2处，分布于山岗之东、西坡上。东坡上的垃圾堆分布在东坡下层斩山平台的外（东）侧，沿平缓的岗坡向东延伸至接近山脚处。根据其堆积状态、层位关系、包含物等推测，堆积主要是寺院大规模重建时拆除原建筑后倾倒的建筑材料（土坯碎块、杂草等），混杂着一些纸文书残片、陶片、木制品、织物等遗物及植物遗存。西坡垃圾堆系利用较陡峭坡地上的“V”字形冲积沟而形成，堆积深厚、层次分明（分为5层），主要是混杂在砂土等中的纸文书、木制品、陶片、织物、壁画残块、石磨、铁刀等弃置物以及土坯残块和杂草等建材废料。除表土层（第一层）外，其下方的四层堆积主要都是遗址使用期间所形成的，不是遗址废弃后的堆积。这两处垃圾堆的分布状态反映了当年寺院对山岗的利用情况，它们对应了分布在这两面山坡上的两间厕所。[3]（图2）
图2 山岗东坡上的垃圾堆及葡萄沟（G1、G2）
（二）北坡生活区的遗迹
2023年的发掘曾清理至山岗北坡的上层斩山平台，这座平台宽约3.2～4.8米，保存了3间小型房址（F20—F22）和1座小灰坑（H1）等遗迹，显示出平台被开辟作寺院生活区。但是由于北坡（尤其是山岗西北面）受风力侵蚀最为严重，这些建筑物仅存墙基的局部。[4]2024年沿着上层斩山平台的崖面继续向北坡扩展发掘，清理了北坡的其余区域，显示出该坡上有三道较大的斩山崖面和一道较小的崖面，它们的用途是不同的：较大崖面用于修筑平台（由此形成了上、中、下三层平台），较小者开辟作坡地上通行的途径。三道平台的宽度不同，最宽的是自上向下第二道平台（中层平台），其次是第一道平台（上层平台），第三道平台（下层平台）最窄小。在这个坡体上，比较平缓的地势利于营建房屋等设施，而且背阴，可以减缓夏季的酷暑。我们的发掘也证实了这个区域是寺院的生活区，保存的遗迹包括房址、洞窟、通道、灰坑、灶、火塘及陶器坑位、斩山崖面等，主要都分布在中层斩山平台上，而且靠近上层斩山平台的崖面即地势较高的位置。下层斩山平台位于山脚处，上面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图3）
图3 山岗北坡主要遗迹
1.房址、洞窟与通道
此组建筑分布于中层斩山平台的南部，是北坡主要建筑，包括4间房址（F23—F26）、1座洞窟、1条通道（TD5）。中层斩山平台很宽但是地势不平，其中房址F23、F24及洞窟、通道（TD5）依靠上层斩山平台崖面营建，房址F25、F26则建于其北侧约平台中部位置。
F23、F24是东西向并排且相连的2间房屋，门向朝东，保存状况较好，平面长方形。南面依靠山崖，不筑墙。墙体均以土坯砌筑。它们都保存了一次明显的改建迹象，由此可以暂且把它们分作早、晚两个时期。F23位于平台西隅，保存有东、西二面屋墙及炕台、地面、壁龛等。东墙与F24共用，西墙很宽，以起抗风的作用。较早期为一间带炕的通间，后期在房屋中部偏南（山崖方向）处增筑了一道隔墙将房屋分作里、外两间，形成套间。里间依山体崖面于南、北两侧各凿一个壁龛。外间未发现北墙，似为敞开式房屋。外间东墙北端是门道，门道内侧用土坯等砌筑有1座灶（Z2）。F24位于F23东侧，从保存状况看，其较早期在中部偏南位置的地下凿有一座窖（H3），修整得仔细，底部残存有小米，可能曾用作粮窖，东墙下方残存有朱笔题记（漫漶不可释读）；后期改造成寝室，将粮窖填埋，在屋内中、南部砌筑出土炕，并沿西墙砌筑坐台。从建筑形制和内部结构上看，这2个房间都被用作寝室。
F25、F26也是东西向并排的房屋，间隔约1米，保存较差，各存较长的南墙和东、西短墙，以土坯砌筑。F26沿南墙残存有部分地面，西南角保存一个用土坯块围成的简易火塘。这两座房屋很可能没有北墙，朝北敞开，其北面是一道小斩山崖面及形成的一道小径，小径北侧为一组火塘和陶器坑位。这两组遗迹是有关联的，即在北坡上的另一组生活设施。
洞窟建在房址F24与通道（TD5）之间，由两部分组成：凿于山崖内的平面约呈圆角长方形的洞窟，及接建于崖面外平面呈长方形的门道。门道带三级台阶、侧墙和拱顶。窟底四角及南部共挖有5个坑，其中1座没有完成。东南角、西南角各1座大坑，它们都被有意的用土坯块、砂土、陶片等物掩埋了。东南角坑内保存了安置的一件大陶器的下部及底部，内有明显的淤层，可能曾盛置过水；西南角坑掩埋物上方贴崖壁处放置有两个上下叠放的葫芦，内有紫色残留物。洞窟所处山崖的上部为砂砾岩，不坚固，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洞窟后来被废弃了，其门道口被用土坯封闭。洞窟和门道内的堆积直没至顶，分为三层，显示出洞窟使用时和废弃后被用作倾倒垃圾及遗址废弃后的过程。垃圾中包含大量的蔬菜及文书、木制品、织物等物。
通道（TD5）建于洞窟东侧，平面大致呈“L”形。连接F25南墙外侧小平台及洞窟北侧平台，遭破坏严重，具体形制不明。可能在它东侧贴着山崖还有2间左右房间，因为在斩山崖面外侧还保存了一段抹草泥的土坯墙。（图4）
图4 北坡遗迹F23、F24、洞窟和TD
2.灰坑
4座（H3～H6），皆大致圆形竖穴，凿建于生土（黄色砂岩）中。3座（H4～H6）分布于上述房址周围，从坑底残存迹象看，它们是安置大型陶器的坑位。1座（H3）建于房址F24内（详前文）。
3.灶
1座（Z2），位于F23东北角的门道内侧。保存较为完整，内壁呈球形，平整，表面有烟炱痕迹。推测是一种用于烤饼的炉。
4.火塘及陶器坑位
分布于F25、F26之北侧，呈东西向排列，其南侧为一道斩山小崖面构成的小径。包括交错分布的2座火塘及3处陶器坑位，圆形，火塘都比较简易。它们与房址F25、F26相关，构成一处简易的生活区。
5.斩山崖面
凿建于较平缓的北坡上，其中较深切的大崖面3处，用于构筑可供建筑房屋等和活动的平台（即北坡上、中、下层斩山平台）。浅凿的小崖面1处，位于F25、F26北侧，崖面下是一条小径，保存了清晰的弧形刃工具凿痕和踩踏面。
（三）葡萄园遗迹
在清理东坡的建筑垃圾堆积时，从堆积东侧位于东坡下方临近山脚处，清理出上、下2道梯田及其上的两条沟（G1、G2）。它们叠压在因重建寺院而拆毁、弃置的建材垃圾堆下，显示出其是早于寺院重建之前的农田之遗迹。两条沟均与梯田走向一致，平行分布，并延伸出发掘区外。沟宽约1米，沟内有多层淤泥。据其形制和分布状态等看，应是葡萄园的遗迹。在这2道梯田的下方山根处，还有2道梯田的迹象。这些梯田分布于山岗东坡靠下方位置，并且有迹象显示与山岗北面水源地有联系。这一发现揭示出当年寺院的经济设施及其生产区所在，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
（四）墓地
2023年春季发掘期间，在遗址所处山岗之东、南方各发现了1处墓地，当年发掘了位于山岗南方延伸山梁之西坡上的1座墓（M1）。[5]今年发掘时我们将它们分别编为一、二号墓地，按计划发掘了一号墓地的6座墓（IM1～IM6），同时在这2处墓地都做了勘探。一号墓地位于遗址所处山岗以东约300米一座山岗的西坡（图5），这些墓都遭到程度不等的盗掘，其中，IM1～IM4的墓门已被打开。从清理结果看，6座墓的形制相同，与2023年度发掘的二号墓地M1类似，均为建于山坡中的带墓道的洞室墓，除IM6因地形限制墓道偏向西南方外，其余皆是朝向西方；墓门的封闭方式，除IM4采用木门外，其余都用土坯，土坯规格也与寺院建筑的土坯一致。墓室结构也比较一致，平面呈长方形，设计出可以容纳二位逝者的空间。所有墓葬都没有葬具，但是IM4在墓室的北半部用草泥修筑出一个矮的平台以安置逝者。IM1安葬了二位逝者，其余墓葬皆是一位逝者。仅有IM1中二位墓主出土了遗物，共15件铜、铁饰件，它们主要出自北侧人骨（A）的腰部及腹部位置，其中腰部位置所出以一组铜十字架形器为主，器物背部有钮，应为固定在皮带之类物品上的饰件。除IM1的骨骸因墓室湿度较高而保存差外，其余都状况良好，其中IM6保存了干尸状态。所有逝者皆头向西。在葬式上都是仰身直肢。比较特殊的是IM5和IM6，它们处于山岗的西南部，地质上是比较疏松的砂砾，两墓的墓室东西向连成了一体。在IM5墓室填土中，发现了1具犬头颅的上颅骨。
图5 一号墓地全景
三
出土遗物
垃圾堆包含的人工遗物和自然物十分丰富，另一个出土物丰富的地方是洞窟中的堆积。相较前两次发掘，2024年发掘出土的遗物和自然物数量更多，其中重要遗物（小件）总计1370件(组)，种类上包括纸文书、壁画、陶器、钱币、木制品、纸张、骨角器、金属器、织物与皮革制品、漆器、玉器、石器、玻璃器、水晶饰件、贝壳制品、带题铭的木片和葫芦制品等。此外，有大量未编号的一般文物，包括陶片、地砖、木制品、不具备明显形制特征的织物和皮革制品、葡萄酒渣等，以及果实、谷物、棉花、蔬菜（萝卜、洋葱、姜、大蒜等)、排泄物、动物骨骼等。出乎意料的是，纸文书出土数量达到了413件(组)，加上以往两次发掘的数量，其总数为1284件（组），堪与1905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掘获的数量相匹。[6]未来的发掘也许还会有出土。
像以往情况一样，本次发掘所出土的纸文书绝大多数都是残片，一般都比较小，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大片的文书，甚至个别是较完整的纸页。初步识别，它们书写的语文与此前所发现的文书相同，大多是回鹘文、叙利亚文等文献。有一件文书出土时发现被对折为小方块，展开后三边整齐，似为书页边缘，单面书写十一行叙利亚文，可能为某种特殊的文书。有的回鹘文文书上保存了方形朱印痕迹，可能是世俗公文。这些文书比较集中的出土于西坡的垃圾堆和北坡上的洞窟内堆积中。（图6）
图6 2024年出土文书
在清理西坡的垃圾堆积时，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壁画残块，但是都很小且残破，基本上不能够识别出题材等。它们的来源是个问题。2021年清理山岗顶部的寺院主体建筑遗迹时，曾从平台一（PT1）、房址F2等几处集中出土了比较多的壁画残块，它们来源不明，可能是不同时期寺院重建（或改建）时从附近圣坛（或圣龛）上拆除后铺垫房屋地基用的。[7]西坡垃圾堆里清理出的壁画残块，可能也是相同情形下造成的。
木制品仍是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遗物，包括盆、杯、钉、楔、建筑构件等，与往年发掘所获形制、类型一致。其中，木钉、木楔等数量颇多，它们大多完整，制作简单。一部分器物的用途目前还未可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发掘中出土的5枚花押，材质、形制和图案各不相同。有4枚以不同树种的木材雕制，制作精良，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几种，钮部也各不相同。印面雕刻的图案中出现了装饰性的“十”字。此外还有1件玉花押，青白玉质，质地精细，覆斗形钮上有一个圆形系孔，孔内保存下一条打结的系绳。印文阴刻了一幅植物图案，似卷曲的花茎，旁边有一个花瓣。（图7）
图7 2024年出土的部分遗物
四
结语
本年度的发掘成果增加了该景教寺院遗址的遗迹类别，丰富了其考古遗存内容，尤其是葡萄园的发现、墓葬的确认、北坡生活区的揭示及大批各种遗物的出土，对这座修道院遗址的形制布局、整体功能区划和发展阶段、寺院生活情状等有了更详实的研究资料和新认识。
以往发掘揭示出该寺院遗址在形制布局、年代分期、建筑物性质等几方面的基本特征，[8]这确立了以后发掘和研究的基础。2024年的发掘除了确认东、西坡的垃圾堆积并清理出大批遗物外，还确认了北坡生活区的分布状况和设施，这些新发现使得遗址功能分区的问题更为明朗了，最初我们根据遗迹层位关系等推测的遗址分期（三期）[9]的认识可以更精细化。我们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推测的三期的年代——第一期约为中唐，第二期约在高昌回鹘汗国时期（公元9世纪60年代至13世纪80年代），第三期为清代，这些需要更多测年数据的支持，这些测年数据并不表示寺院使用的全部时间，其上、下限都应有一个延伸余地。寺院主体的岗顶区以“三殿式”教堂为中心及附属的厨房、储物间、图书室、酒窖、平台、厕所等设施的布局及发展演变阶段，也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岗坡区域的功能、用途也不尽相同：东坡上层平台作为岗顶中心区的扩展空间，下层平台则是岗坡上的主要通道，其外侧的坡体下方曾经开辟作寺院的葡萄园，当寺院重建时将拆除的土坯等物堆积在下层平台和葡萄园梯田之间；北坡作为寺院的生活区，是当年修士们的寝息之地，从这个角度看，新发现的洞窟似乎与日常生活有关；西坡则在较晚期成为倾倒垃圾的主要区域。
一些问题令人困惑，例如壁画残块和东、西坡垃圾的来源，岗顶区的所谓“三殿式”教堂（F9、F2、F12）的实际结构和形制布局特征，当年修道院的经济区、水源地及其遗迹，以及当年的修士为什么将可能是早、晚两个时期的厕所分别建在了山岗的西、东坡上，而不是生活区的北坡附近？现在根据新发现我们可以确立的是，第二期（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是寺院大规模重建的时期，也是寺院的兴盛期，现存主要建筑遗迹是这个时期建造的，这个漫长时期内寺院也经历了多次的重修、改建、扩建，我们需要根据遗迹间细微的考古层位学关系析分出寺院在营建上的不同时期，并重建其寺院发展的过程。此外，未来的发掘和调查中，梯田和其他农田、水源地遗迹等的探察将是一个重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墓葬的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科学发掘景教徒的墓葬，它的意义不言自明，除了能够填充景教墓葬形制、葬俗等方面的基本研究资料，借助于生物考古科技我们还可以开展对墓主人尸骸的全方位分析。墓葬及其代表的丧葬习俗是景教古代生活史的重要方面。另外，从一号墓地1座墓（IM1）中出土的8件铜、铁十字架形饰件，形制上与清末以来从内蒙古鄂尔多斯、新疆和田等地采集的铜十字架类似。[10]那些铜十字架通常被认为是元代景教徒的遗物，但由于缺乏出土背景等信息，关于其性质、用途、年代等问题的讨论一直需要考古学的佐证，西旁遗址墓葬中的发现则提供了科学的参考。
经过三个年度的发掘，已经基本完成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揭露，明确了寺院的形制布局和结构，识别出寺院的仪式区、生活区、垃圾堆积区、农田、墓地等功能分区以及其使用情况，丰富的考古遗存凸显了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学术研究价值、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
滑动查阅注释[1]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多宗教中国化考古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ZD006）、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段）文明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3VLS008）阶段性成果。
[2]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第393～434页；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24～46页。
[3]传统上，东方叙利亚教会等通常将东面视作神圣方位。由此看，西旁寺院遗址的东面岗坡上是不应用作处置污秽物场地的。对此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4]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30页。
[5]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33页。
[6]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掘获西旁遗址文献情况，参见：Albert 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1913，Tefel 71；〔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47～148页。对这些文献的释读、研究，参见：Nicholas Sims-Williams，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2012；Nicholas Sims-Williams，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er Turfantexte)，Turnhout: Brepols，2014；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 (eds.)，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Stuttgart: Steiner Verlag，2014；Peter 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Piscataway：Gorgias Press，2015，等。
[7]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202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4年第3期，第425页。
[8]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新疆吐鲁番市西旁唐宋时期景教寺院遗址》，《考古》2024年第7期，第24～46页。
[9]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80页。
[10]参见：F.Grenard，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Troisième Partie，Paris: Renest Leroux，Éditeur 1898，pp.134-135，Fig.7；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 The Maruzen Company Ltd，1951，pp.423-425；郑炜明，罗慧著：《十字符号的启示——“元代景教青铜十字架”的认知史及其新诠释》，香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5年，第4页。
（作者单位：刘文锁 高肖肖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薛亮亮 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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