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8年7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清理南京明代大报恩寺遗址时，通过出土文物意外证实了此处实为北宋长干寺地宫。同年11月22日，长干寺七宝阿育王塔重见天日。此塔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塔高119cm、底座边长40cm，出土时最外层石函铭文“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佛塔由塔刹、塔身和塔基三部分组成，塔身方形，外表为银质鎏金，并镶嵌452颗各色宝石。出土时塔身内依次套装檀香木木函、漆函、金棺银槨和双重银质宝函，内供奉舍 ...

2008年7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清理南京明代大报恩寺遗址时，通过出土文物意外证实了此处实为北宋长干寺地宫。同年11月22日，长干寺七宝阿育王塔重见天日。此塔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塔高119cm、底座边长40cm，出土时最外层石函铭文“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佛塔由塔刹、塔身和塔基三部分组成，塔身方形，外表为银质鎏金，并镶嵌452颗各色宝石。出土时塔身内依次套装檀香木木函、漆函、金棺银槨和双重银质宝函，内供奉舍利；四面主体部分，分别浮雕“萨埵太子饲虎变相”、“大光明王施头变相”、“尸毗王救鸽命变相”、“须大拏王变相”等本生故事，塔身上部四角山花蕉叶外另绘有从释迦降生至涅槃共19幅佛传故事。整座宝塔气势恢宏，是至今为止全国出土的体型最大、制作最精美、工艺最复杂、铭文最多，最具史料价值的阿育王塔。

长干寺阿育王塔

阿育王塔浮雕 萨埵太子饲虎变相

阿育王塔浮雕 尸毗王救鸽命变相

长干寺阿育王塔，在唐代敦煌文献P.2977中亦有记载，其所载中国的19处阿育王塔中，就有“第二在金陵长干寺也”，可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法苑珠林》上的记载相互参照。据《高僧传》记载，河西名僧刘萨诃亦与长干寺阿育王塔及舍利颇有因缘。据说刘萨诃于东晋巡游江南时，见建业长干寺佛塔发出异光，于是在基座下掘出佛舍利、指甲和头发，他认为此塔就是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之一。

莫高窟第323窟南壁所绘的“东晋扬州出金像”的佛教史迹画也与长干寺有关。《高僧传》中记载，在东晋咸和（326～334）年间，丹阳尹高悝在张侯桥浦挖出一金像，此像没有背光和佛座。佛像背后刻有铭文，说此像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高悝用牛车载佛像经过长干寺的巷口，牛踯躅不前，任人鞭策不逾半步，人们又无法拉动牛车，只得放任牛车，牛即自行至长干寺，金佛于是就地供奉到长干寺中。又过了几年，临安渔人张侯世又在海上得到了一个莲花世界座，送交县衙，县令写表上奏，皇帝下旨将此莲座安于金佛足下，竟然契合。后来有五位印度僧人到此礼拜佛像，指出此佛像原有圆光，应找出来安在佛像上。果然到了371年，交州合浦县采珠人董宗之在海底得到了一个佛的圆光。极为难得的是，佛身、莲座和圆光三者对接到一起“恰然符合”。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南壁绘制了这幅名为“东晋扬州出金像”的佛教史迹画，此图由三部分组成：（1）画面左为圆光，中绘莲座，右画金佛。（2）画面中部画一鼓帆的小舟和一艘扬帆的大船；（3）画面为一幅热闹的宗教活动风俗画，中心为一彩船，上立佛像及僧人和船工，岸上有众人迎送；其旁有榜题。可惜此图中彩船运载佛像的核心画面于1924年被华尔纳盗走，现存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莫高窟第323窟 东晋扬州出金像 初唐

莫高窟第323窟 东晋扬州出金像（华尔纳盗取者） 初唐

有学者认为，长干寺的前身为中国江南最早的佛寺建初寺，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佛教史迹画“康僧会建业传法”中亦有相关画面，描绘东吴时西域高僧康僧会在南方传法的故事。全图由四个部分组成：（1）画面为一艘小帆船，船夫摇橹载两人而来，表现康僧会泛舟来到建业；（2）画面为大帐下置莲台，台上有舍利放出光芒，帐外众人围观，一王者正与僧人交谈，表现康僧会向孙权献舍利；（3）画面为一寺院外，工人正忙于修造，两僧人在门前礼拜，表现孙权在建业修建建初寺；（3）画面为一王者跪于一僧人面前礼拜，表现孙皓郊迎康僧会。但也有学者认为建初寺与长干寺为两个不同的寺院，没有前后继承的关系，是北宋以后的文献将两者相混淆，此说亦有道理，可参见相关论文，在此不再赘述。

莫高窟第323窟 康僧会建业传法 初唐

参考文献：

1．龚巨平、祁海宁《〈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考释及相关问题》，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2．杨富学、王书庆《敦煌文献P. 2977所见早期舍利塔考——兼论阿育王塔的原型》，《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1期。

3．孙修身《敦煌石窟全集·佛教东传故事画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