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是中国大西北一个边远小市，但它的名字却驰誉世界。长达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石窟。莫高窟保存着五百多个洞窟，窟内有4世纪~14世纪一千年间的佛教艺术。其中有彩塑3000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窟艺术宝库。这些石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向人们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吸引着世界各国人们前来观光。本世纪四十年代，我还是四川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名中国画科 ...

敦煌，是中国大西北一个边远小市，但它的名字却驰誉世界。长达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石窟。莫高窟保存着五百多个洞窟，窟内有4世纪~14世纪一千年间的佛教艺术。其中有彩塑3000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石窟艺术宝库。这些石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向人们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吸引着世界各国人们前来观光。

本世纪四十年代，我还是四川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名中国画科学生。参观了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展，我步行十五公里前去参观。古代无名画师的神笔，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中国绘画新天地。在拥挤的人流中，我如饥似渴地细细揣摩着那一幅幅充满活力的人物画神品，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这种神奇的兴奋之中。敦煌艺术的美深深吸引了我。要画人物画，必须到敦煌去。

1945年刚大学毕业，我就和几个同伴踏上了茫茫大西北。第一站是兰州，正准备继续向敦煌进军时，忽闻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的消息，随行的同伴相继东归离开。我抱定“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决心，在兰州等候一年后，常书鸿先生重返敦煌我才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1946年中秋节前到达了莫高窟，刚一下车我便放下行李钻进洞窟。面对辉煌的伟大艺术，一路劳累、长年艰辛顿时消散。不过，当时我自己也未曾料到，一进洞窟就再也没有出来。一干就是半个世纪，经历了五十多个春秋。使我成为一名光荣的敦煌艺术工作者。和许多先行者和我的同事一起，为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不懈奋斗。回顾这五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个人的生命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紧密相连。我在敦煌的五十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艰苦创业时期（1950年以前）

艰苦的生活环境：住马厩、用“土家具”、喝苦水、吃野菜并有豺狼之害。

艰苦的工作环境：人力看守洞窟、持枪昼夜巡逻、临摹工作更艰苦，油灯照明、自制颜料、自裱画纸、镜子反光照明临摹。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由于热爱敦煌艺术，克服一切苦难，虚心学习，刻苦探索，共完成临本三百余幅。其中包括《尸毗王本生》、唐代《帝王图》等大型代表作。

研究所人来人走都不愿长住，但自己从来未动摇过。敦煌艺术就是我心中的极乐世界。

二、初步发展和全面保护时期（1950~1967年）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我先后任美术组组长、代理所长，1954年被聘为副研究员。这段时期，事业飞速发展，通过前一阶段对敦煌艺术的美的理解、技法的研究，开始了大型壁画的临摹工作。先后发起并组织美工人员临摹了莫高窟第285窟和榆林窟第25窟整窟壁画。经过深入的研究，完成了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的复原临摹，收到了广泛赞誉。同时，根据自己的美术实践，展开了理论研究、着重对敦煌壁画、历代服饰和供养人画像进行了研究。1972年应邀赴江苏扬州指导鉴真纪念堂《鉴真东渡日本》历史性壁画的设计、创作工作。

三、敦煌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982年以后）

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各项事业逐步发展。敦煌学研究事业也飞速发展。作为中国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专门机构的敦煌研究院，责任十分重大。我作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深知重任在肩。对未来国际敦煌研究事业的发展趋势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十八年中先后采取了几个步骤：

1、洞窟保护第一、全面开展科学保护

引进先进的科研仪器，和国内外科研单位展开广泛的合作，共同保护这一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国际上，先后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印度等国的专家展开合作。在日本文化财保护振兴财团、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等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合作中从先进仪器的捐助到专业人员的培训都取得很好的效果。

2、学术研究方面，实现了“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梦想

我院不仅着重抓学术研究的带头人，还大力培养年轻人。目前，敦煌研究院有各方面专业人员200多人，科研处所五个，研究内容涉及敦煌学各个方面。敦煌研究院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十多年来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每年还出版四期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在莫高窟召开了四次国际学术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极大地促进了敦煌事业的发展，实现了“敦煌学回归故里”。目前，由我主编的几套大型学术文集和画集正在陆续出版，如《敦煌石窟全集》、《敦煌石窟专题研究》等。这将对弘扬敦煌艺术这笔宝贵遗产产生深远影响。我自己先后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对敦煌艺术的美、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等进行了研究。例如早期洞窟的道教题材、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壁画中的衣冠服饰等专题进行了长期研究，成果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极大赞誉。

3、人才培养

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人才，这是我自己几十年实践中的最深切的体会。因此我一开始就注意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尽力为他们创造条件。目前这已成为敦煌研究院各级领导的共识，每年选送大批专业人员到国内外进修、学习。国际方面，得到了平山郁夫先生和许多日本朋友的大力支持。现在，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成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都有我院年轻人在学习、进修，他们回国后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4、积极争取外援，推动敦煌文物事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为莫高窟的保护和其他工作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国家经济尚存困难，不能一味向国家伸手，但敦煌各项事业的发展却需要大量资金，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其中和老朋友日本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的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文化财振兴财团和平山郁夫先生、日本经济新闻社、朝日新闻社等友好团体、个人的支持，并得到日本政府和个人的资助。

敦煌事业的发展，可以说进入了黄金时期。这和几代人长期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个人仅仅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顾五十年的“敦煌之恋”，无怨无悔。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将我有生之年全部奉献给世人关注的敦煌事业。

祝中日友谊、文化交流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

（本文是《砂漠の美術館———永遠なる敦煌》展览开幕式纪念讲演会上段文杰名誉院长做的发言。主办单位：敦煌研究院、日本朝日新闻社，地点：日本东京日比谷饭野会议厅，时间：1996年11月1日下午。原文提供及文字整理：刘永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