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10月13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四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大会议室举行。本场讲座邀请来自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高蒙河教授（图一），为大家带来题为“由公众考古到公众考古学”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主持并点评（图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

　2017年10月13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7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十四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大会议室举行。本场讲座邀请来自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高蒙河教授（图一），为大家带来题为“由公众考古到公众考古学”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主持并点评（图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们聆听了此次讲座。


　　“公众考古”由英语“Public Archaeology”直译而来，是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我国首倡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作“考古学的大众化”。高蒙河教授通过回忆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开篇，展开了对我国公众考古事业发展的介绍。与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被全盘性地从西方引进到国内有所不同，中国的公众考古学并不完全是受西方影响或传播下的产物，公众考古事业在中国的出现具有同步性和原发性两个特点。

　　在业内，中国公众考古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具体可概括为四种表现形式：考古传媒、考古教育、考古活动、考古展示。呈现出从“个体先知”到“单体先行”再到“整体共识”最后表现为“群体实践”的发展特点。起初，我国公众考古事业表现为散点式的发展。例证一：1934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徐炳昶（徐旭生）、苏秉琦、何士骥、张嘉懿等先生的参与下，对陕西省渭河流域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1935-1938年，对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徐炳昶（徐旭生）带队的斗鸡台考古队得到了民国陕西省政府、企事业等社会各界的各种帮助，开陕西田野考古和公众考古先河。而这次重要事件中的公众考古活动也被《陕西考古会史》一书详细记载下来。例证二：为中国考古事业全面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夏鼐先生，他在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以及他的日记里关于公众考古事件的记载也随处可见，可谓是见证了中国早期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例证三：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都曾撰写过考古通俗著作，例如，《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著，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印，1934年）、《中国猿人》（贾兰坡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50年）、《河套人》（贾兰坡著，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等。例证四：1950年以后，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家提出的“考古学大众化”，是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开始形成的学科宣言，也是中国公众考古由相对自发的萌芽阶段，逐渐进入到比较自觉的形成过程的时代标志，苏秉琦提出的考古大众化启示我们“公共考古就是引导社会和公众形成正确的‘考古观’或‘文物观’乃至‘遗产观’，促进公众更好地了解和支持考古文博工作，并成为公众考古一员”、“公众考古在相当程度上是考古遗产的文化资源化”。例证五：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是值得不断挖掘和总结的公众考古典型案例，可谓是中国公众考古“圣地”，包括了几乎公众考古的所有基本形态：既有考古发现、研究、保护、展示等环节，又有政府、单位、领导、专家、群众、师生等的参与（图三）。
　　在业外，公众与考古的关系主要历经了三个过程：一是受众型阶段，单向普及传播，以专家自发性为主，公众参观接受为辅。如北京明十三陵定陵、湖南马王堆汉墓、陕西秦陵兵马俑的考古发掘。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便已开始用影视等视觉手段做公众考古传播，1957年拍摄的纪录片《定陵地下宫殿》（图四）用20分钟记载了明代定陵的发掘过程。二是关注型阶段，以专家话语权为主，开始自觉讨论公众考古必要性，公众和媒体关注并举。如北京老山汉墓、广东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报告《南海一号的考古试掘》（图五）介绍了“南海Ⅰ号”的整体打捞与室内保护发掘项目的开展，向公众全息展示“南海Ⅰ号”沉船的发现、考察和打捞保护的全部过程，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步、发展、成型的历史。三是参与型阶段，专家角色转变，不再是考古资源的唯一的权威解释者，而是担当起对公众和政府进行沟通的角色；来自公众和社会媒体的对于文化遗产的看法和价值观大行其道，获得了发言权。如河南曹操高陵、江西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曹操高陵考古是中国公众考古的里程碑事件（图六），而海昏侯墓不仅是专业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把考古放到更大的文化视野中来的成功案例，形成“边发现、边研究、边保护、边利用、边传承”的五位一体模式。高蒙河教授强调到“我国公众考古实践早已有之，公众考古学研究现也成熟”，例如从2003年北京召开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的递交论文情况来看，考古界已初步达成“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共识。

　　高蒙河教授将中国考古事业内涵的扩大主要归纳为四个过程：第一，发现、研究。主要表现是科学的发现和研究古人留下的遗物和遗迹。第二，发现、研究、保护。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大型国家基础建设工程的开展，文物抢救事业迫在眉睫，因此，保护成为了考古学的职责之一。第三，发现、研究、保护、利用。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让文物活起来的合理利用方式，如博物馆展览、遗址公园展示等。第四，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高蒙河教授强调“考古的发现、研究、保护、利用，其实都是为了让古人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手上多保留下来，再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以，传承好古人的文化遗产，才是考古学的理想境界。”

　　学术报告的第二部分，高蒙河教授重点介绍了我国公众考古的四种表现形式，即考古传媒、考古教育、考古活动、考古展示。

　　第一，公众考古传媒。参考中国传媒产业分类，公众考古传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图书报刊、广播影视、新媒体。首先关于图书，高蒙河教授向大家普及了我国图书分类的基本常识，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的分类方法：在我国图书馆分类系统里，依据1999年修订的第四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考古类图书一般属于社会科学部类“K历史、地理类”中的“85文物考古类”；在出版界分类系统里，考古类图书主要集中在商业、教育与专业类，而科普书籍因其特殊性则可归纳为商业类，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考古史类、考古发现类、考古文物类、考古综合类、考古文学类。其中，考古文物类图书（图七），是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要叙述对象的一类书籍，图书结构相对比较明晰，一般是按照文物类别和时间两种要素来对相关文物进行叙述。而考古文学类图书，则包含的图书类型比较多，可概括为两种：非虚构类的考古学家类、考古随笔、游记，虚构类的考古纪实文学、考古小说。此外，在初高中历史教育图书中也都常设有考古相关的章节。高蒙河教授还向大家介绍了考古类图书编排制作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并推荐了《公众考古概念（Key Concepts in Public Archaeology）》等国外公众考古新作（图八），同时也借公众史学著作问题强调了对版权的重视。随后，高蒙河教授对考古报刊做了系统的介绍，其中包括由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文物天地》、《中国文化遗产》《中国文物报》（图九）以及南京大学主办的《大众考古》，同时，如今很多文化类报纸都开创了文博考古专版，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文物》还创建了公众考古学专版。其次，关于考古影视，高蒙河教授根据自身经验，向大家分别介绍了如何运用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来做好考古类电视节目嘉宾，以及如何当好考古类节目编导，同时还推荐了国内考古影视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再次，关于新媒体，高蒙河教授向大家介绍到中国文物信息网、中国考古网、北大公众考古网以及考古汇等网站，而一些机构或个人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开通也都在不断满足着公众考古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需求。最后，高蒙河教授呼吁“公众考古传播是公众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它主要关注考古学与各类媒介的关系，分析各种传播途径下考古学大众传播所存在的问题，从考古学和传播学两个方面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优化考古信息，规范各种考古学的传播途径，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
　　第二，公众考古教育。考古教育以其特有的传播和普及方式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公众考古实践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通识考古教育又是教育考古形态的重中之重。通识考古教育主要指非专业考古教育，亦即面向高校文、理、工、艺、医等各专业同学开设。这类课程既不是以培养专业从业人员为目标，也不是以科学普及考古常识为志趣，而是与2000年以后我国大学普遍推行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大学通识教育有直接关系。复旦大学是我国较早开展通识考古教育的高校之一（图十），自2003年以来，先后开设了《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与探索》、《考古与人类》等课程。课程秉持“宁通勿专”主旨，力求将考古学的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结合起来，把枯燥难懂的考古学理念和知识转换为深入浅出的社会文化语境，藉此作育同学们关注考古资源的研究价值、保护理念、利用方式、传承意识，提高大家保护和利用考古成果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性。高蒙河教授还以复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UCL）公众考古课程大纲为例，对中外公众考古模式进行比较。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公众考古学文学硕士课程则大概始于1999年，可谓是是公众考古学重镇，通过对比研究，高蒙河教授得出以下结论：一、在时间上，中外公众考古大致具有同步性特征；二、在空间上，中外公众考古大都具有原发性特点；三、中国公众考古（学）并非西方影响或传播的产物；四、中外公众考古各有其国情性特点，有些比较趋同，有些尚难互补；五、中外公众考古教育，各有结构性特点，外国关注专题式，中国注重教科书体系。
　　第三，公众考古活动。近年来，公众有组织的参观考古现场日渐增多，而对每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年度重要考古成果的宣传工作也不会因评选的结束而结束。一系列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活动（图十一）、文化遗产日活动等各地的公众考古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中，面向公众的考古学讲座则是公众考古活动中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高蒙河教授不仅总结了他多年考古讲座中的宝贵经验，还对公众考古讲座进行学术研究的可行性加以呼吁。

　　第四，公众考古展览。高蒙河教授主要围绕“考古策展人”这一概念进行了诠释。策展人一词，源于英文“curator”，全称“展览策划人”或“策划展览的人”，90年代被引进到我国大陆地区，策展人是在（临展、特展）展览活动中担任策划、构思、组织、实施、管理的专业人员。我国遗址博物馆策展包括三个方面：一、收集资料（文献、图文、发现和研究成果）；二、文本写作（写作陈列大纲）；三、全程参与（立项，建筑、大纲、陈列、开馆）。因为遗址博物馆涉及比较专业的领域，导致一般博物馆的常设策展人难以胜任或做不到位。比如，考古人了解哪些器物重要性和哪些遗迹典型性以及那些观点可用性甚至可避免展品出现硬伤；同时，遗址博物馆多是从“零”开始，缺少专业策展人员，因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为考古人策展提供了平台。近年来，关于考古策展人这一话题出现了众多讨论，高蒙河教授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引进和建立考古策展人方式，即在展览活动中让既懂得田野考古，又擅长展示策划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中，而国家文物局也提出了探索策展人的相关制度，2012年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意见》就明确强调了“提高策展能力。博物馆要不断完善基本陈列和展览，确保陈列展览与博物馆使命相一致。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创新运行机制，探索实行策展人制度。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强化陈列展览策划的观众导向原则，把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有机结合起来，增强陈列展览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由此可见，我国考古发现成果展已成为考古人参与策展的舞台。除此之外，高蒙河教授还介绍了策展人做特展常有的“四个一”，即一本图录、一个文集、一场会议、一个活动。

　　最后，高蒙河教授针对Public Archaeology究竟翻译成“公众考古学”还是“公共考古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二者实为“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必强求非要用这一个取代那一个。因为社会化和公众化都是考古需要面对的两个领域，从考古学科建设角度讲，公众考古和公共考古将是未来相辅相成的两个考古学科分支的增长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公众考古仍将持续大众化的传统，以吸引更多的大众参与和互动为主要走向。同时，高蒙河教授还指出：“中国考古面向社会公众的传播时间，起步很早，历程很长，源流清晰，序列有秩，谱系相续，具有原发性和持续性特点。如果西方公众考古学始于《Public Archaeology》（Charles R.McGimsey著，1972年）一书，那么，中国的考古学大众化还具有先发性特点，甚至走在了西方公众考古兴起之前，早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怡兴印务局曾出版了朱彤所著《大众考古学》一书（图十二），但遗憾的是没有在当时产生影响”。关于公众考古实践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高蒙河教授提出了“趋势化→常态化→制度化→职业化”的发展模式，而关于公众考古学研究，高蒙河教授则提出了“多样化→专业化→整体化→学科化”的发展阶段，从公众考古到公众考古学，标志着公众考古由实践论阶段进入到认识论阶段。

　　最后，刘国祥研究员再次向高蒙河教授表示感谢，并颁发讲座嘉宾聘书。他认为此次讲座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公众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并详细列举了公众考古发展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在展现中国公众考古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同时，还对中国公众考古事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聆听者受益良多。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与高蒙河教授就公众考古学的边界问题、公众考古学学科交叉性以及如何开展水下考古的公众考古活动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热列地讨论，针对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高蒙河教授分别作了详尽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