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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徐森玉先生与抢救居延汉简的传奇

摘要: 柳向春2017-09-07 08:14来源:澎湃新闻居延汉简的珍贵价值与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为大众所瞩目。“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刊发的此文中,对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进行了梳理:这一保护汉简的行动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剩下 ...

柳向春

2017-09-07 08:14 来源:澎湃新闻

居延汉简的珍贵价值与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为大众所瞩目。“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刊发的此文中,对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进行了梳理:这一保护汉简的行动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剩下的3箱,则由沈仲章自行设法运出。

徐森玉


居延汉简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汉代社会军事文献,其价值之可贵,早已为学界所周知。再加上这批汉简的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更是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而为大众所瞩目。学术内涵与其外在的传奇,在这批汉简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尤其是它的流布过程,是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奋斗与苦难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居延汉简的命运,是与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也因此之故,居延汉简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很多关注。

关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已有包括当事人沈仲章在内的很多记录。【《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见于《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p.33-37。下文所言沈氏自述均出此文,不再出注。】虽不能说浩如烟海,但也是读不胜读。这些记述文章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都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再就是基本都是以沈氏为中心来展开叙述的。但事实上,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动,除了从北大将汉简运出是自发行为之外,其他部分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这一点,在他多年之后的回忆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说法:“1937年我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办事员身份,奉徐森玉之命(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叫我将这批汉简运到香港。在香港我的领导人就是徐森玉,我只接受徐森玉的命令。据我听徐森玉说起,袁守和想把这批简卖到美国去(约1938-1939年),但未成功。约在1940年上半年,徐森玉对我说,胡适、傅斯年等要把这批汉简从香港卖到美国去。据我回忆,徐森玉可能和叶恭绰等人商量过,但这批汉简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徐森玉的。”【沈仲章1967年8月23日提供材料摘抄复印件。】既然连当事人沈仲章都认为居延汉简一事,事实上是由徐森玉先生做主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来探究一下徐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更何况,沈氏自述,一则是成于晚年,再则发表时候未曾经其过目,难免在很多细节上有所疏漏,故对其自述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重新审核。【此说见沈女亚明女士2017年8月23日晚7:42分发我的微信:“口述发表前未经父亲审阅,我出国前代父亲寄交某处部分勘误,不知下落。我答应再梳理补充,一直没时间。”】


事实上,徐森玉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极为深厚,早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自行组织科考团打算至西北考察之初,中国学界为了反对这一行径,而于1927年3月5日,在国立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用意在于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之古物。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三月五日,由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招请北京重要学术团体开会讨论,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反对外人私入中国采集诸事宜。到会者计有古物陈列所兼中国画学研究会代表周肇祥先生,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袁同礼先生,国立京师图书馆代表徐鸿宝先生,中央观象台代表高鲁先生,中国天文学会代表徐炳昶先生,清华学校研究院代表李济先生并院员吴其昌先生、冯国瑞先生、张立志先生、朱广福先生、姚名达先生、黄绶先生、宋玉嘉先生,地质学会兼北京图书馆代表李四光先生,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代表袁复礼先生,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代表沈兼士先生并教授马衡先生、刘复先生,助教黄文弼先生、华尚严先生。”【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王忱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p.530。】徐森玉先生就作为京师图书馆代表参与此事。而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促成日后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关键。3月9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发表《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宣言》,北平的新闻媒体也紧密跟进,《晨报》第六版刊发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昨日业已发表》。鉴于中国学界的这种压力,3月10日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进行了首次会晤。据《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3月10日,在一所大学的房间里,我们与反对组织进行了第一次会面。长桌旁坐着对方的12位代表,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对我们充满了敌意的科研机构。”【斯文赫定著,徐十周译,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p.567。】这12位代表中,徐森玉先生也包括其中。

西北考察团团徽

经过屡次磋商,1927年4月17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决议于北京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并推选徐先生为理事。

西北考察团的徐旭生(左)和斯文赫定(右)在哈密

4月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席周肇祥代表中方、斯文赫定代表瑞典方,下午7时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签订协议,决议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团员在包头第一次出发工作。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旭生、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5月9日,西北科学考查团于西直门车站搭乘专车出发前往包头,徐森玉先生偕周肇祥等人同至送别。

西北考察团申请辅助经费的文件

可见,从西北科考团尚在母腹之际,徐森玉先生便积极参与其事。到最后中国学界与瑞方达成协议,双方合作,共同组织考察团,从而促成了居延汉简后来能够留存在中国。

居延长城烽燧遗址

1930年7月始,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陆续于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即额济纳河黑城附近之破城子、大湾等地)发掘出汉代木简万余枚,这就是后来的“居延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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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