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日早9点，“汉藏交流：通道、物资与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会上，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和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先后为此次会议致辞，指出此次会议不仅对我校“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推动国内外学界的藏学研究和汉藏交流研究有重大意义。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参会的各位国内外学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学术演讲，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研究视角，浓厚的学术气氛感染着与会的每一位聆听者。

开幕式结束后，本次会议的第一组发言正式开始。本组发言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所长担任主持，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志扬教授担任评论。

关于藏文文献中汉藏通道史料

第一位主讲人是西藏社科院巴桑旺堆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关于藏文文献中汉藏通道史料”。

藏文文献，尤其是历史上的一些西藏高僧的传记不少涉及汉藏通道的珍贵史料。这批高僧曾经多次前往中原地区，为多民族的统一和汉藏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次，巴桑旺堆教授便从前往中原或内地的藏族高僧传记中梳理出了有关汉藏通道的珍贵资料，力图为汉藏通道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根据藏族高僧的相关传记，巴桑旺堆教授着重从元、明、清的汉藏通道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汉藏通道的走向问题。

关于元代汉藏通道，主要介绍了八思巴、第二世噶玛巴拔希赴元大都、第三世噶玛巴让琼多吉赴元上都、第四世噶玛巴若白多吉赴元大都的路线。从这几位高僧的传记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教授认为元代赴中原的主要路线是从西藏腹心地区出发，经藏北、入昌都境内的康区，在邓柯渡金沙江，穿过玉树、河州（今临夏）、凉州，再北上到达元大都。返藏路线三位噶玛巴选择北上噶玛，经当雄从藏北回到楚布寺。元代以来，中央在汉藏通道上总共设置了27个驿站，其中前藏有7个驿站，后藏有4个驿站，为汉藏的来往官员提供支差乌拉。

明代时期，教书主要介绍了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赴南京的路线、大慈法王释迦益希赴南京路线和第三世达赖喇嘛赴青甘川元路线。几位高僧从拉萨出发，从北路进入昌都境内的康区，在邓柯渡金沙江，穿玉树、河州（今临夏），南下明朝南京。其中，根据汉藏史料记载，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第一次前往南京时，从昌都南下之后没有经过邓柯，而是经过巴塘、理塘从成都到达南京。在藏文的记载里面经过成都到达南京这条线路是非常少见的。

清代主要是五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和六世班禅喇嘛赴京的一个基本路线。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六世班禅喇嘛入京路线世从拉萨出发，翻越当拉山山口（今唐古拉山），从青海方向经玉树，过通天河，前往甘肃。巴桑旺堆教授谈到从三世达赖喇嘛以后清代的汉藏通道都是翻越了唐古拉山。结合汉文资料里面川藏官道的记载，他认为1720年，清军入境平定准噶尔军队侵扰西藏时，就正式开辟了川藏军事官道，随后很多驻藏大臣都是通过这条路线前往西藏的。清人黄沛翘所著《西藏图考》记载了这条路线，从康定出发，经理塘、巴塘到达今芒康县境内的江达，从昌都经墨竹工卡到德庆，最后到达拉萨，这条路线一直沿用到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藏，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巴桑旺堆教授认为这一条路线很有可能是当年的茶马古道。到了民国时期，黄慕松在《使藏纪程》里面记载了他进藏的路线：从康定，经甘孜、德格，到冈托（在邓柯南面）过江，之后沿用清朝的路线到达拉萨。

巴桑旺堆教授从不同时期的汉藏通道路线，给我们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元明两朝的汉藏通道基本与唐蕃古道的一条重要干道，即康区道相吻合。清代的汉藏通道中的青藏线，即藏北翻越唐古拉山，经青海赴北京，这是西藏高僧的首选线路，也成为清末民初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第九世班禅喇嘛也走的这条线路。康熙五十九年，官方开辟了川藏通道，并在沿途设立驿站，这条汉藏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巴桑旺堆教授总结道：将不同时期的汉藏通道进行梳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看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从藏语中的汉语借词看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种语言之间的借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两种文化交流的痕迹。张云教授在二十多年的汉藏文化研究中，将汉藏两种语言中的借词进行细致对比，以此来探讨汉藏双方的文化交流关系，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启发。他讲到语言是一种符号，它保存了很多文化交流的成分，并且汉藏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有互相借鉴的情况。张云教授依据清代官方书籍《御制五体清文鉴》里汉藏文献的对照部分，特别是物质文化交流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汉藏借词里面透露出的汉藏文化交流的痕迹。

张云教授通过列举汉藏物质文化交流中借鉴的词汇实例来探讨今天的主题，其中重点列举了蔬菜类、生活用品类、乐器三方面的例子。（1）蔬菜类：按照早期的说法，西藏高原地方缺少蔬菜，随着汉藏交流的加深，中原地区的菜色源源不断的进入青藏高原地区。比如白菜：ཚོད་དཀར（ཚོད是菜的音译，དཀར：白色）、水茄子（ཆུ་ཆེ་ཙི）等都是直接根据汉文直接音译。另外，山药：རི་སྨན།（藏文里面རི།：山，སྨན།：药），如果你不知道汉文里面这种物质的话，单独从藏文来看很难理解。由此可见蔬菜类的很多词语是从汉文借鉴而来，保留在藏文里面的。（2）生活用品类：比如轿子藏文为བྱམས།（读音qiao），这与陕西等北方方言里面读qiao相似；藏文船གྲུ།，是古代的“舟”的直接音译，从这个词汇还衍生了很多与之有关的词汇。（3）乐器方面：史料里面记载，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很多乐器进入到吐蕃的腹心地区，这些词汇在语言中留下了痕迹。比如汉文里面的乐器是分得非常详细的，藏文里面便根据汉文将这些乐器按照弦的多少来翻译。比如琴翻译成（རྒྱུད་བདུན་མ།七根弦）、瑟（རྒྱུད་མང།很多弦），牙琴（རྒྱུད་བཅུ་མ།十根弦），琵琶（པི་ཝང）是直接音译。还有木鱼、唢呐等很多其他词汇，我们都看到藏文借鉴汉文的痕迹。另外，张云教授还讲到除了这些物质文化交流方面的词汇，在其他文化交流方面中也存在很多词汇。比如八卦、五音（宫、商、角、徵、羽）藏文分别用（མགྲིན་།  སོ་།  ལྕེ།   རྐན་།   མཆུ།）来指代。还有一些职官，比如左司、右司、内阁、宗人府都有相应的译法。学术界经常提到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的译法，很多学者都对此有很多探讨，这些物产的唯一出产地就是中原地区，它们的影响辐射到边疆地区乃至世界各地，藏区同样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最后，张云教授讲到在进行借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进行无原则的对音，而是要考虑到借鉴方式上存在的众多差异，并结合历史、政治、语言等因素去理解当时的文化交流现象。从上面所举之例来说，从借鉴方式上来看，有的采用直接音译，有的在理解其含义之后采用意译以及理解其核心要义后进行混合译法等。同时，我们还要避免翻译中的一些陷阱，不能绝对化来评判其译法，注意其古今差异，重视方言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再借助史料记载，进行细致考证，特别是从汉藏经济、政治制度和密切的文化等基础上去寻找答案。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借词也是经过各个朝代不断发展逐渐确定下来的，要从事汉藏文化研究，如果能将汉藏两种语言融会贯通，了解各个时期的文化历史，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借词不仅仅存在于汉藏文化交流之中，它也是多民族文化和世界性交流的产物，通过借词研究，可以在世界性文化交流中找到更多的线索和痕迹。

十二世纪康区贸易的增长与寺院的发展（The Growth of the Tea Trade and Monastic Development in Twelfth-Century Khams）

第三位发言人是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Matthew T. Kapstein教授，其发言题目是十二世纪康区贸易的增长与寺院的发展（The Growth of the Tea Trade and Monastic Development in Twelfth-Century Khams）

首先，凯普斯坦教授提到，茶在藏族人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藏族人喝茶的传统来源于中原，关于藏族人什么时候开始喝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凯普斯坦教授对于这个问题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尽管有一些传说与我的看法相反，但是在这里我想提出茶在十二世纪中叶以前在西藏并没有被广泛地饮用这样一种观点，茶是作为与宋朝的奢侈品贸易的一部分传入西藏的，在西藏茶的普及使得通过康区转运的西藏与内地间的贸易得到了极大地发展。”

随后，凯普斯坦教授认为，康区经济发展时期是以大量建立寺院为标志的，比如噶玛衮等噶举派寺院以及呷拖寺等宁玛派寺院，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茶贸易与寺院发展间的关系”。他通过汉藏文的记载以及一些喇嘛的传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列举了目前关于茶马贸易和茶叶传入西藏最初时间的问题有以下两个观点：（1）在藏方证据里面，目前并没有所进行的有关西藏茶文化发展的研究，史料里大多数有关西藏与中国间“茶马贸易”的研究涉及的历史即是从明代开始；汉文资料证实从宋代开始就有向藏族人销售茶叶的重要贸易的存在；（2）有人声称在西藏饮用茶叶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他们提到八世纪的藏王都松将茶传到了西藏。但是，凯普斯坦教授认为：“有关藏王都松的故事是在十五世纪后期的资料中才有叙述，这可能仅仅是一个神话传说，并不能作为茶叶被引进西藏的直接证据，茶叶在当时也没有被普遍使用”。另外，关于最近考古学家们在阿里地区的一座被认为是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的墓葬中，发现了被认为是茶叶的遗存物以及青稞颗粒，他们宣称这表明那时藏族人已经在食用糌粑时饮用茶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在敦煌藏文文献里或任何其他真正古老的藏文文献中提到茶叶的证据。

凯普斯坦教授在研究十一世纪西藏喇嘛们的传记时，发现他们从没有提及茶叶，从十二世纪开始才有喇嘛的传记有有关茶叶被作为不同寻常的礼物被提及的叙述，他列举了岗巴拉和米拉日巴首次见面时的情形，后来在十二世纪中叶，茶作为从康区运来的重要礼物被提及，这也是这一时期我们首次看到在康区财富与重要寺院的发展。最后凯普斯坦教授得出结论：“在西藏茶的饮用是宋代茶叶的商业化的副产品，而且康巴僧人与卫藏地区的上师们之间的关系在藏族人中推行茶的饮用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整个康区不断增长的茶叶贸易为康区本身建立寺院中心创造了经济条件。”

关于高原丝绸之路的总体思考

第四位发言人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关于高原丝绸之路的总体思考”

“高原丝绸之路”一直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之一，霍巍教授从考古学的角度和新发现的材料入手为我们系统地阐释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青藏高原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流的交通网络。

首先，霍巍教授为我们阐述了“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从广义上来讲，霍巍教授认为：“‘高原丝绸之路’只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和不同功能内的各条路线。”这些先后形成的高原古道被命名为：“麝香之路”、 “食盐之路”、 “唐蕃古道”、“蕃尼古道”、“茶马古道”等等。 以往地图上所标注的“陆上高原丝绸之路”从来没有包括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霍巍教授认为，如果把“高原丝绸之路”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去认识的话，青藏高原与外部世界的交通与交流史可划分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即：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形成以前的“前吐蕃时期”（或可称为“上古西藏时期”）；公元7-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公元10世纪以后的“后吐蕃时期”。霍巍教授今天主要从考古学的意义上，为我们重点讲述了前两个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

霍巍教授讲述“前吐蕃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时，从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农作物入手，用已被证实的考古材料来说明了在距今5500-4500年左右，西藏高原最早的农作物是粟（来自黄河流域的小米），通过黄河流域上游地区传播到西藏的南部区域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贡嘎机场附近的遗址发现了粟和麦混种的情况，它的时间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而麦类作物是外来的农作物，因为它的原产地是中亚和西亚地区，所以它来的途径只有可能是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现象，早期人类生存所需的食物种类最初分别从东部、北部和西部汇聚在青藏高原最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发展的雅鲁藏布江谷地。到了铁器时代和铜器时代，霍巍教授为我们展示了拉萨曲贡地区墓葬出土的铁柄铜镜（见下图1）。从它的样式来看，来源于西方，是外来的。霍巍教授认为：“这枚铜镜来源于中亚，从新疆方向传来，那时候的镜种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发现很多这种样式。”另外，我校考古队在西藏皮央发现的一枚青铜短剑（见下图2），它与四川盐源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如出一辙，因此两地之间一定有一条通道存在。

图1

                 西藏皮央                        四川盐源

图2

    然后，霍巍教授重点讲述了吐蕃王朝建立的“高原丝绸之路”。吐蕃王朝时期是西藏最鼎盛的时候，这个时期又被西方成为“吐蕃帝国”。当时吐蕃王朝与外界交流主要通过三条道路（如图3）：（1）“新道”-蕃尼道的开通；（2）吐蕃通往中亚的交通路线；（3）吐蕃东部从“蜀身毒道”、“滇缅道”进入天竺的通道。

图3

1）“新道”-蕃尼道的开通

唐初，在以往的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唐朝开辟了新道。这条道路经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条道路的前半段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原丝绸之路”，到了拉萨之后，这条道路从某出山口向西延伸到尼波罗，此后历史上很多的高僧都在从这条道前往西藏的，比如《大唐西域记》记载的玄奘法师。另外，1990年由霍巍教授带领的考古队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了唐朝官方使节王玄策建立的碑刻-《大唐天竺使之铭》，这也实证了这条道路的存在。

（2）吐蕃通往中亚的交通路线

关于吐蕃王朝时期通往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北京大学王小甫先生有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报告，他认为古往今来从西藏高原通往其西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向北去塔里木盆地，由此东到和田（于阗）、西去叶城，由此进出西域和中亚；一条是向西跨越帕米尔高原，经勃律（Palur）地区（今巴基斯坦所占克什米尔地区）去往中亚。以这两条道路为主干，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交通网络。在这条道路上的噶尔县发现了刻有“王侯”字样的丝织物以及阿里札达县的黄金面具，据推测是唐初时期的物品，这是西藏考古史上发现最早的样例。另外，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铜器里面发现了茶叶，据鉴定这个茶叶存在于距今1800年以前，这让我们重新审视茶叶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霍巍教授认为：“这些最早的茶叶传入到藏地的路线，可能是后来唐宋之际通过‘茶马贸易’传入藏地的，进而南下阿里高原。这条道路跟唐朝玄奘走的路线几乎是重合的”。

（3）吐蕃东部从“蜀身毒道”、“滇缅道”进入天竺的通道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高僧义净记载了这条道路，另外同时代的高僧慧琳在《一切经音义》里面也解释了这条道路。在四川石渠吐蕃摩崖造像和昌都仁达吐蕃摩崖造像，表明唐初时期还有一条道路通过藏东将这些造像传播到了蜀地。虽然这条道路还不能充分的被考古资料证实，但是随着将来考古的发现，这条道路也是一条重要的通路。

最后，霍巍教授总结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高原丝绸之路”成为了了中外文化交流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主动脉血管；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对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是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系纽带。 

雍正时期清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的行动及其特点

第五位发言人是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雍正时期清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的行动及其特点”。

 首先，赵教授介绍了川西高原重要的地理位置，这一区域位于今四川甘孜州一带，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部，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因为川西高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清朝时期受到了特别重视。从一些历史文献中，比如《雍正·四川通志》、《清史稿》、《清实录》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康熙后期开始，清廷就开始加强了对川西高原的治理，在当地设立了土司制度。

清代在川西高原设立的土司制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18世纪之交，清朝打败和硕特蒙古后，在雅砻江以东的地方设置了56员土司，清朝通过派遣军队，设置土司，牢牢控制住了川西高原的东部地区，至此第一个阶段基本结束。此后，清朝准备向雅砻江以西的地方推进，这是从全国和整个藏区的大战略出发。到了康熙末期，出现了准噶尔军队进入拉萨，再加之之前的和硕特部跟格鲁派的矛盾以及格鲁派内部的矛盾，都使形势出现了变化，准噶尔进入西藏以后，清朝利用这个机会进军西藏，实际上就越过了雅砻江，进入了雅砻江以西。之后和硕特部的罗卜藏丹津在雍正元年反清，清廷派军坚决镇压，川陕总督年羹尧于雍正二年（1724年）正式提出了“青海善后十三条”，这标志着第二阶段正式开始。这个对策表明清廷对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设置土司。雍正三年底，继任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再次提出在川西高原大范围的地设置土司，除了理塘、巴塘以外，德格和霍尔（甘孜州的北边）也要设置土司。据《清实录》记载：“在雍正七年四月，岳钟琪还在其他奏折里面提到在这些地方设置土司的职衔，驻戍地、薪俸多少以及要设置多少位”。后来总共设置了55位土司。

另外，从《雍正·四川通志》、《清史稿》、《清实录》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阶段的这些行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清朝是有计划，有目的逐步推进的。

（2） 是清朝驻藏大臣形成的初始阶段，表现在川滇藏跨界。

（3） 在设置土司的同时，也落实了土司的管理。

（4） 在设置土司时，在雍正七年的上书里面，理塘、巴塘要依照“流官例”设置土司，这是非常少见的。两地土司不能世袭，有固定的任期。

其中，在理塘、巴塘两地“照流官例”设置土司，赵心愚教授认为时因为从打箭炉到理塘、巴塘进入昌都这条路对内地和西藏交流和贸易往来非常重要，是政府为了保证川藏大道的畅通做出的一个重要措施。清朝政府把土司的管理和川藏大道的交通结合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这一阶段设置的巴塘、里塘土司与同在川藏大道上的明正土司、德格土司，成为川西高原的四大土司。清设置的这四大土司的区位与地位，反映出清政府对川藏交通及内地与西藏间人员、物资正常通行流动的重视。

最后，赵心愚教授认为从成都到拉萨的南北两道设置土司进行管理，不仅是官道的问题，也是商贸交往的问题。清政府为了保证川藏大道的畅通建立起了基本的制度和措施，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期，这对内地和西藏的交流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清朝以后，内地和西藏的交通的人员往来和物质交流通道逐渐南移，从四川进入甘孜、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进入西藏。发生这种变化，对四川在清朝治藏地位的变化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对待土司制度要有正确的认识，土司制度并不是落后的制度，从当时来看，土司制度在清朝治藏策略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

第六位发言人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石硕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

石硕教授以“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为主题，向我们阐释了清朝通过“驱准保藏”行动，是如何逐步开拓了从打箭炉到西藏的道路以及采取的相关措施，“驱准保藏”行动成为清朝在西藏建立直接统治的转折点。

首先，石硕教授讲述了清朝进行“驱准保藏”行动的前期准备工作。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军队攻入拉萨。清王朝在得到消息之后，派遣驻西宁的清军5000余人前往西藏镇压准噶尔部，在藏北与准噶尔军队遭遇，最后全军覆没。后来，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对高原作战的特殊性和严峻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情况下，清朝从打箭炉入藏做了三年多的准备。1717年开始，康熙帝决定派遣三路大军进军西藏，一路从青海西宁出发，一路从成都出发入藏，一举平定并驱逐准噶尔部，恢复了西藏的秩序，此即清朝的“驱准保藏”行动，这次行动实现了清朝在西藏的首次驻军，成为清朝直接统治西藏的开端，同时也开拓了由打箭炉入藏的道路。

实际上，清朝从打箭炉入藏的道路有非常大的风险，在康熙帝以前，大规模的军队经过这条道路前往西藏是没有先例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朝通过“西炉之役”打开了打箭炉的大门，派遣军队控制了这片地区，将势力延伸到雅砻江以东的东部康区，使打箭炉进一步成为由成都通往藏地的门户和喉咙。自此，清朝十分重视这条通道，并开始开拓从打箭炉入藏的道路，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1）派先头部队逐段向西推进，对沿途地区进行招抚和威慑，以疏通进兵道路；（2）积极筹措和准备粮草，保障沿途的粮草供给；（3）加强对道路及分支线路的探查。当时，年羹尧派人对这条道路进行勘察时，主要发现了两条道路，一是从打箭炉走北线经过甘孜，过金沙江；二是从理塘、巴塘，经过芒康进入西藏。岳钟琪带领的先遣队从南道进入，对沿途的地区进行了招抚。随后，康熙五十九年（1721年）四月，清朝的南、北两路大军分别从西宁、成都向西藏进发。清朝的大将噶尔弼率领南路大军从打箭炉经康区进入西藏，以下是清军南路进藏路线图：

石硕教授讲到：“令清朝大为意外的是，南线道路行军非常顺利，沿途没有遇到大的阻抗，南路军队比北路军队到达拉萨早了一个月的时间”。清军平定准噶尔军队后，清朝前线将军建议从打箭炉的南线撤军返回内地，清朝考虑到南路沿途村寨较多，粮草供给充足，而青海北路进军西藏，荒无人烟，瘴气独盛，常有土匪劫掠（据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二记载‘番夷狡悍，剽掠成风，百十为群，潜匿幽僻，昼则夺物，夜则劫营’），最后决定大军从打箭炉的南路撤军返回内地。

最后，石硕教授总结了开拓从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战略意义。1721年清朝从打箭炉进军西藏，实际上是联系西藏和内地之间的决定性转折，使清朝在原由西宁入藏道路外又增加了一条更便捷的入藏新道路，此后这一路成为清朝入藏的主要通道。从吐蕃时期开始，西藏和内地之间的主干道主要是青海道，从明代中期开始出现转移，到了清朝的“驱准保藏”行动开始开拓了由打箭炉经里塘、巴塘、察木多、乍丫、洛隆宗进藏道路，并且清朝对道路沿途诸土司、部落等地方势力均进行了招抚，沿途土司、部落等也多附归于清朝，这样，通过对康区地域中川藏交通道路的开拓及建立塘汛，清朝实际上已牢牢控制了康区大部分地方。这使得康区在治理西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清朝治藏的前沿与依托。清朝治藏的方略与行动，与康区治理的成效开始有了密切的关联，康区逐渐成为了中央经营的前哨。

随后，刘志扬教授对本组发言进行了评论。

首先，刘志扬教授认为石硕教授关于在清朝康熙年间，由打箭炉开辟入藏南路通道，以及赵心愚教授关于在川西高原上建立土司的沿线为我们理清了汉藏道路交通线的思路。另外，霍巍教授所阐释的“高原丝绸之路”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从考古学的角度说明了吐蕃时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情况，而是与周边地区有很多道路连接，有相互交往的痕迹。张云老师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汉藏文化交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法和经验，是汉藏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同时，凯普斯坦教授的报告中关于茶的贸易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刘志扬教授认为，茶的贸易不止从明代开始，茶叶的流通面非常广阔。凯普斯坦教授研究的茶叶普及程度、消费茶叶的人群以及茶马贸易的早晚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向大家推荐《中国古代的饮茶艺术》等前人作品，为大家研究茶马贸易提供一些宝贵的资料。最后，刘志杨教授向巴桑旺堆老师提出了问题，关于青藏线在冬季能够行走，但是夏秋无法行军的时间问题。

随后，进入了提问阶段，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石硕教授对同学提出的关于“在清军入藏时，清朝政府的调控是否对后期藏夷走廊时的七个文化区起了作用？”等问题做出了回应，石硕教授认为，当时的清廷调控对七个文化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同时，巴桑旺堆教授也对刘志杨教授的问题做出了相应回应。之后，大家关于茶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以及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议气氛再次达到了高潮。

（王凤琼 供稿；彭会静 供图；刘欢 校对；注：文中引用来源作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