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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西域水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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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5 23:42: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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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的看到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的引用,却是出自上世纪初的外国人:沙畹、斯坦因、伯希和。昨夜终于再一次打开这本书,扉页上写着“己丑三月二十六日购于广州路旧书店”。看来这本厚书在我的书架里已经卧了一年了。

       看了这本书的前言,我心中就知道以后的半个月里,这本书以及《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将为我的主要阅读资料。徐松按照《水经注》的体例,将西域水道分为十一个水系,描述了嘉峪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水系,“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书中地理历史的引用和论述,以及严谨的水系图让我颇为赞叹。

      “大兴徐氏三种”的主题皆为西域,就徐松从湖南学政获罪而遣戍伊犁而言,人生的荣辱得失也不能以一时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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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徐 松: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人。清代著名学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于浙江绍兴,随父移居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
  嘉庆十年(1805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1809年入《全唐文》馆,主编《全唐文》;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500卷,《河南志》,《中兴礼书》,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纪要》,后由翰林督学湖南。
  嘉庆十七年(1812年)谪戍伊犁,受伊犁将军松筠赏识。
  嘉庆二十年(1815年),越天山穆素尔岭(今称木扎尔特达坂),游阿克苏、吐鲁番、乌鲁木齐,撰写《新疆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写出了著名的地理学专着《西域水道记》12卷,附有水道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赦还。
  嘉庆二十五年(1821年),编定《新疆识略》。官至礼部郎中。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
  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有功于宋代史学研究可为大矣!经过后来学者的陆续整理,《宋会要辑稿》已经成为研究宋史不可或缺的重视材料。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清代大学者徐松著,是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名作。“外二种”为《汉书西域传清徐松西域水道记道光刻本补注》《新疆赋》。三种著作体裁各异,对象相同,内容有机相连。问世以来,多以《大兴徐氏三种》《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流传。 《西域水道记》记载西域各条河流发源、流域、所入湖泊等详细地理资料。记载范围包括今嘉峪关以西直至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广大西北地区。仿《水经注》体例,自为注记,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流域内的政区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厂矿牧场、卡伦军台、名胜古迹、重要史实、民族变迁等都有详细的考证。
[编辑本段]内容
  ·卷一 罗布淖尔水系上 清徐松西域水道图
  ·卷二 罗布淖尔水系下
  ·卷三 哈喇淖尔水系
  巴尔库勒淖尔水系
  额彬格逊淖尔水系
  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水系
  ·卷四 巴勒喀什淖尔水系
  ·卷五 赛喇木淖尔水系
  特穆尔图淖尔水系
  阿拉克图古勒淖尔水系
  噶勒扎尔巴什勒淖尔水系
  宰桑淖尔水系
  其中 巴勒喀什淖尔﹐特穆尔图淖尔﹐阿拉克图古勒淖尔﹐宰桑淖尔原为清朝版图,现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境内。
[编辑本段]学术价值
  从学术角度看,有三个显著特点:1 重视实地调查、踏勘。作者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所到之处,详细调查记录、绘制地图。书中每个水系均有详细的开方地图。2 根据内陆河流归宗湖泊的规律,创造性地将西域水道归为11个水系。3 充分吸收了运用西方先进的投影测绘技术获得的西域地理经纬度。此外,作为一部实用价值极大的学术著作,《西域水道记》文字简洁而不失优美生动,很多篇章段落甚至可以作为游记阅读。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进行了《汉书西域传补注》的撰述,考订古代地名沿革,以今证古,与《西域水道记》注重当代地理互有分工,二书在相关内容下往往注有“互见”字样,可见作者匠心。《新疆赋》属于文学创作,记叙乾隆以来平定西域,开疆辟土的功绩,也对新疆南北二路的山川地理作了提纲挈领的描述。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利用徐松手定稿本、修订本作汇校整理,将徐松的签改、修订按体例加以整合。读者一册在手即可一睹徐氏这部名著的完整形态,更可由徐氏修订的痕迹中窥得其治学、研究的方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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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7月,701页,46.00元。

简介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包括了清代地理学家徐松三种有关新疆的著作,即《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其记载范围包括今嘉峪关以西直至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广大西北地区,是古代西域终结时期体大思精的重要经典。
       从学术角度看,《西域水道记》有三个显著特点:①重视实地调查、踏勘;作者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所到之处,详细调查记录、绘制地图。② 根据内陆河流归宗湖泊的规律,创造性地将西域水道归为11个水系,对于其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③ 充分吸收了运用西方先进的投影测绘技术获得的西域地理经纬度。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从古史考证和文学表现两个方面,与《西域水道记》的当代地理描写构成完整的西域记载。
       以上三种著作一直影响着后人对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成为研究新疆最重要的历史地理学参考著作。即使到今天,仍然具有以古证今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学界期待已久的徐松西域著作的首次整理出版。作为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第18种著作,《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的整理有以下特点:① 本书的整理者有多年考察天山南北、全面研究徐松及其著作的综合素养,长篇前言系统梳理了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的脉络,客观评价了徐松以及《西域水道记》等的学术价值。② 本书收集了散藏在国内外的各种相关稿本、刻本和校补本,特别是流失日本的徐松亲笔校补文字,使该项整理成为最完备的定本。③ 本书40万字,采取汇校的方式,同时根据记载绘有西域全图、附录地名索引,使读者一编在手,可全面了解其成书过程和西域地理的图貌,并多方利用其地名资源。
       本书出版后,网络书评专家乔纳森也发表长篇,认为“该书的整理者朱玉麒先生学养颇深,再加上工作认真,这一版本是可以信赖的。”《中国出版》也刊载书评,称誉本书是“近年古籍整理中一本值得信赖的精品”(2006年3期)。2005年以来,西域研究的论著对于徐松著作的引用,无一例外地征引本书的整理成果。本书先后获得了200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20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2009)。


资料与评论
《西域水道记》
目 录
图    版
前    言
点校凡例
一、《西域水道记》……………………………………………………………………
           邓序………………………………………………………………………………
           龙序………………………………………………………………………………
           自序………………………………………………………………………………
           题词………………………………………………………………………………
           卷一    罗布淖尔所受水上………………………………………………………
           卷二    罗布淖尔所受水下………………………………………………………
           卷三    哈喇淖尔所受水…………………………………………………………
                      巴尔库勒淖尔所受水……………………………………………………
                      额彬格逊淖尔所受水……………………………………………………
                      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所受水……………………………………………
           卷四    巴勒喀什淖尔所受水……………………………………………………
           卷五    赛喇木淖尔所受水………………………………………………………
                      特穆尔图淖尔所受水……………………………………………………
                      阿拉克图古勒淖尔所受水………………………………………………
                      噶勒札尔巴什淖尔所受水………………………………………………
                      宰桑淖尔所受水…………………………………………………………
           水系图……………………………………………………………………………
二、《汉书西域传补注》………………………………………………………………
           张序………………………………………………………………………………
           卷上………………………………………………………………………………
           卷下………………………………………………………………………………
三、《新疆赋》…………………………………………………………………………
           孙序………………………………………………………………………………
           赋序………………………………………………………………………………
           新疆南路赋………………………………………………………………………
           新疆北路赋………………………………………………………………………
           题跋………………………………………………………………………………
附录    《西域水道记校补》汇校………………………………………………………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地名索引…………………………………………

徐松与《西域水道记》
朱玉麒


       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徐松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即使我们对其生平知之甚少,也免不了与他的著作频繁邂逅。仅从中华书局点校出版其撰著的《登科记考》(1984年8月)、《唐两京城坊考》(1985年8)和辑佚的《河南志》(1994年6月),以及影印出版由他辑佚的《宋会要辑稿》(1957年11月)、担任总纂兼提调官的《全唐文》(1983年11月)等典籍,就可以看出,无论在中国古代科举史、都城制度史,还是唐宋史料的整理研究方面,徐松的成就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里程碑。
       徐松以其等身的著作奠定了至今仍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他本人也成为乾嘉学术转型的代表;而这种转型,主要地体现在他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经世济用方面。这在张之洞风行于晚清的《书目答问》中有鲜明的表现:该书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可以看作是对清代学术的第一次总结,在其分列的十二门中,徐松同时被列入“史学门”和“经济门”中;因此,徐松在学术研究本身以及清末士人最为推崇的经世致用双重标准下,都有着崇高的声誉。
        而其经世思想的反映,又主要地体现在了他有关西北历史地理学、特别是西域史地研究的成就中。民国时期影响时代学术潮流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曾评论说:“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在另一部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说:“此类边徼地理学,虽由考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专于考古,盖缘古典中可凭借之资料较少,而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也。”以上的评论,成为后来将徐松作为嘉道之际西北历史地理学创始人的经典依据。
       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西域”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的南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含了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但无论是广义和狭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范围也多有变化。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定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将嘉峪关以外直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域分为四区,代表了清代前期官方对西域的定义,将狭义的西域扩充到了历史时期的最大范围。不过,清政府在这一广阔地域内行之有效的领土主权也好景不长,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时,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西域土地早已沦为外邦。
       什么样的著作能够站在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将时空经纬中不断变换着的西域面貌纵横有致、清晰全面地描述出来呢?历史将这一机遇赋予给了嘉道之际的学者徐松。作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他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在道光以来以“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称流传遐迩,成为古代西域终结时期体大思精的重要经典。

       在探讨徐松的西北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前,我们有必要对他的生平进行简要的介绍。因为即使在今天,近代史研究侧重于探讨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研究关注点,使得相对远离于这种政治倾向的学术史研究不无沉寂;这是为什么同期担任内阁中书的徐松与他的同僚龚自珍、魏源相比,在研究格局中冷热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所以虽然徐松已是非常晚近的学术人物,具体到对他本人的学术背景和著作情况的研究,仍然留下很多的空白与谬误。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又字孟品,原籍浙江上虞,因父辈官宦京师,幼年落籍顺天府大兴县。他的少时得到桐城派传人左眉的教授,加之聪慧勤奋,弱冠即中举人,二十五岁又以殿试二甲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进士,改翰林庶吉士,不久授翰林编修,入直南书房。他二十九岁那年又进入全唐文馆,担任提调兼总纂官,全面负责编修《全唐文》。他利用新出碑志和《永乐大典》等大内秘笈,以精深的史识和考据功力,辑录了如《河南志》《宋会要》《中兴礼书》等重要的唐宋典籍,并开始了他考据学的力作《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的撰著。仅仅这些成果,就奠定了他作为清代朴学流派——乾嘉学派后期中坚的地位。
       在弘扬文治的时代,徐松的贡献得到了嘉庆皇帝的奖赏,而立之年便出任湖南学政。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的一帆风顺显然给官场的同僚带来了压力,遭到嫉妒,上任不到一年,就被御史赵慎畛奏参其需索陋规及出题割裂圣经等九款罪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虽然最后经过初彭龄等的查办,真正成立的罪名主要是刻印《经文试帖新编》令生童购买而得利一事,但它却使徐松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被判遣戍伊犁。
       徐松在嘉庆十七年(1812)的年底到达伊犁戍所惠远城,在这里住到了赐环归京的嘉庆二十五年初春之后。这座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的惠远老城,如今早已湮没在北侵的伊犁河道中。从老城的南面宣闿门内西行,南墙下的第三舍被安排为他的戍馆,他将其称为“老芙蓉庵”。徐松在五十六岁的时候,曾请人画过一幅《梦游图》,记述其初到戍馆、踏进门槛的一刹那,发现这一清幽的院落竟然与他十三岁的儿时在京师曾经梦见过的景致完全一样!这个梦中的地点断送了徐松的前程,却成就了一个经世学派地理学家的诞生。
       清政府在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回部的叛乱而重新统一西域之后,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的驻防和行政事务。徐松遣戍伊犁的嘉庆后期,正是伊犁将军的管理走上正规、西域相对稳定的时期。当时就任的大臣松筠,认识到文治对于巩固边陲的意义,先后组织在戍伊犁的汪廷楷、祁韵士等遣戍文人编纂了一部名为《伊犁总统事略》的志书。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只是一部排次各地事宜而成的政书,距离松筠最初的通志理想仍有很大的距离——徐松的到来帮助他了却了这一心愿。经过徐松第三次编定的通志,得到新即位的宣宗皇帝意外的青睐,于道光元年(1821)赐名《新疆识略》,并亲自撰序,付武英殿刊行。在这里,“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政府启用。而对于当时正在遣戍的徐松而言,《新疆识略》的意义,是使他有机会开始了在梦中的土地上行程万里的考察、并最终以西域研究的系列著作圆满了自己的梦。
       徐松在嘉庆二十五年回到京师,此后曾就任内阁中书、榆林知府等职。而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他成为领袖群伦的学坛宗师。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就曾称道徐松说:“夹袋搜罗海内空,人材毕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时定属公。”在龚自珍这位终日为人才而焦虑的近代思想家眼中,徐松继承了同是大兴前辈的朱筠(笥河)和翁方纲(覃谿)赏识与搜罗人才的宗匠地位,成为当时的伯乐。尤其是以他为中心,出现了西北舆地和蒙元史研究的集体,他与董祐诚、程同文、张穆、沈垚、杨亮等地学名家共同完成了乾嘉学术朝经世致用方向的转型。《畿辅通志》有“自塞外归,文名益噪,其时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的记载,而《大清畿辅先哲传》则称“海内言地学者,群推为巨子”。他在遣戍期间就已完成初稿的西域系列,在这一时期又通过互相的切磋与更多史料的增补而愈加完美。《西域水道记》是其中最晚刻成的著作,但我们今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收藏的徐松旧稿中,还可以看到晚年的徐松在著作印行之后仍然孜孜不倦地修改、校补的手迹。

       徐松的西域研究成果,以《新疆识略》为发端,而以“西域三种”为代表。特别是《西域水道记》,是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潮、乾嘉质实求证的考史风气、西域开辟的政治环境,和西学知识的引进因缘际会的时代产物,它达到了那一时期西北舆地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西域水道记》中,他创造性地根据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现象,而将西域水道归结为十一个水系,并在体例上模仿《水经注》的写作方式,自为注记。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于其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卡伦军台、厂矿牧场、屯田游牧、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正如王先谦称道《水经注》所说的那样,本书做到了“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合校水经注序》)。在邓廷桢的《西域水道记序》中,就曾用“五善”(补阙、实用、利涉、多文、辨物)道其优长。在今天的学术史研究观照中,《西域水道记》独特的撰述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也更显彰著。
       首先,经世思想是《西域水道记》突出的学术品质。尤其是对于塞防的重视,是这一学术思想的明证。如在《西域水道记》的“宰桑淖尔所受水”中,作者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北边之大国”俄罗斯的历史地理面貌。除了对斋桑泊水系流经俄罗斯沿途的地理风物有所描述外,还对俄罗斯自西向东扩张、元代以来中国与之交往、清初《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与边界划分作了记载。这些详细的记录虽然在今天看来有许多知识点上的欠缺,但其用意却无疑体现出对于西北边外强邻压境的危机感,表现了徐松在思想认识上强烈的中外塞防意识。此外,关于乾嘉时期新疆开发的史实,书中也有详细的描述,使得本书在地理沿革之外,又具有了当代史的意义,也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古今兼顾。
       其次,实地调查与文献材料的并重,是《西域水道记》一直被研究者所推崇的学术特点。如前所述,徐松在遣戍新疆期间,因为重新编纂《伊犁总统事略》的机会,得以对天山南北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从而在万卷书与万里路的双重条件下,完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在近八年的遣戍生涯中, “(徐松)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正是这样一种写作的态度与方法,使其著作具有了可以征信的品质。这也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不满意于清代地理学“活学变为死学”总体现状而又特别表彰徐松使死学转为活学的地方。
       此外,在史料的运用上,对于传统国学层面之外的西学知识的接受,也是《西域水道记》在方法论上值得推崇的特点。作者充分地吸收了以《乾隆内府舆图》为代表、运用西方地图投影与测绘技术获得的西域地理经纬度,因此而形成了邓廷桢在序言中特别提及的“又况中西法备,分野不爽毫厘;水陆路通,记里先明丈尺”的特色;其所谓“西法”,主要指的就是抛弃中国传统二十八宿粗疏对应、而以经纬度标识的科学性方法。甚至在徐松晚年的校补中,还使用了道光十八年发行的一期《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材料——这是由西方传教士郭实腊等编纂、在中国境内出版最早的期刊。凡此均显示出鸦片战争前后知识界对于西学知识接受面的扩大。
       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还完成了《汉书西域传补注》。《汉书·西域传》为古来正史西域传之滥觞,但因时年久远而学者又难得亲历,历来治《汉书》者,对其中史实、地名多所阙疑,或者解析歧错。徐松以周历天山南北,并有编纂《伊犁总统事略》之重任,便首先考订《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以今证古,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他的补注特别注重地理沿革之考订,因此与《西域水道记》注重当代地理的撰述互有分工。
        徐松在遣戍期间,还创作了《新疆赋》这样的文学大赋。该赋正文一卷,前有赋序,后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二章,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为问答,分咏天山南北二路地理之形势、乾隆以来平定西域之贡献,成为清代开发西域、统一国家的辉煌巨制。与其他赋作的不同在于,作者是在对于新疆进行南北考察后进行这一赋体的创作,因此,更重要的价值是对南北二路的山川形势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描述;正文之外,作者又句栉字梳,自为注解,从而丰富了赋体的叙事功能。

      以《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徐松西域著作自道光年间付梓以来,一直影响着后人对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如道光二十五年往南疆勘地的林则徐,行囊中便不离《西域水道记》作为重要的图经;咸丰元年(1851)出任叶尔羌帮办大臣的倭仁,在沿途所作的《莎车行纪》中,处处是据引“徐星伯先辈《水道记》”进行实地验证的文字。而像官修的《新疆图志》,在其一百一十六卷的纷繁卷帙中,无不可见对徐松《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书的引证。千年以来读书人奉为史学正宗的《汉书》,其《西域传》一直未有通人给予疏解,而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填补了这一空白,以致于光绪年间王先谦撰著集大成的《汉书补注》,在这方面就完全袭用了徐松的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中亚探险热潮兴起之际,《西域水道记》也成为探险家和汉学家的必读书,徐松的名字对于考察和研究中亚腹地的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如沙畹(E. Chavannes)的《西突厥史料》,作为西方汉学研究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大量地吸取了《西域水道记》中的历史地理考证内容。就敦煌研究而言,他的《宋云行纪笺注》便用《西域水道记》的注释来说明敦煌的方位;斯坦因(Stein)的《西域考古图记》在介绍敦煌的碑刻时,也引用沙畹《伯宁先生所获十件中亚汉文题铭》的研究,提到敦煌碑刻的“内容曾被《西域水道记》所录文”。可见在敦煌学的草创阶段,前此的《西域水道记》是唯一一种对敦煌历史地理进行过精审考证的著作。
        正是沿着这样的学术研究道路,当代西域研究的论著也无不以徐松的成果作为其论述的基础。也恰如本文开篇所论徐松在学术研究其他领域中的地位一样,在西北历史地理学、特别是西域史地研究的过程中,徐松成为引领潮流、不可逾越的接力手,《西域水道记》等著作仍将在今天西部开发的背景下发挥着经世与学术双重的作用。(原载《书品》,2005年第4辑)

西域史地研究的《水经注》
——徐松《西域水道记》(外二种)评介
倪培翔
       清代学者徐松(1781-1848)的名字,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可谓如雷贯耳。仅从中华书局点校出版其撰著的《登科记考》(1984年8月)、《唐两京城坊考》(1985年8)和辑佚的《河南志》(1994年6月),以及影印出版由他辑佚的《宋会要辑稿》(1957年11月)、担任总纂兼提调官的《全唐文》(1983年11月)等典籍,就可以看出,无论在中国古代科举史、都城制度史,还是唐宋史料的整理研究方面,徐松的成就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里程碑。
      作为乾嘉学术转型的代表,徐松的著作还主要地体现在他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经世济用方面;而其经世思想的反映,又主要地体现在了他有关西域史地研究的成就中。在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强邻四起的国家危机,对于中国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蔚成风气,而徐松正是这一西域舆地研究的开创者。他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在道光以来以“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称流传遐迩,成为古代西域终结时期体大思精的重要经典。
      最近,作为中华书局精品丛书系列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又推出了第18种著作——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这是学界期待已久的徐松西域著作三种的首次整理出版。
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创造性地根据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现象,而将西域水道归结为十一个水系,并在体例上模仿《水经注》的写作方式,自为注记。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于其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卡伦军台、厂矿牧场、屯田游牧、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在邓廷桢的《西域水道记序》中,就曾用“五善”(补阙、实用、利涉、多文、辨物)道其优长。
       实地调查与文献材料的并重,是《西域水道记》一直被研究者所推崇的学术特点。徐松在遣戍新疆的七、八年中,曾经对天山南北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从而在万卷书与万里路的双重条件下,完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这一点,是以往的历史地理著作尤其是对边疆地区的描述很难具备的,这也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不满意于清代地理学“活学变为死学”总体现状而又特别表彰徐松使死学转为活学的地方。
      在史料的运用上,对于传统国学层面之外的西学知识的接受,也是《西域水道记》在方法论上值得推崇的特点。作者充分地吸收了以《乾隆内府舆图》为代表、运用西方地图投影与测绘技术获得的西域地理经纬度,因此而形成了邓廷桢在序言中特别提及的“又况中西法备,分野不爽毫厘;水陆路通,记里先明丈尺”的特色;其所谓“西法”,主要指的就是抛弃中国传统二十八宿粗疏对应、而以经纬度标识的科学性方法。
       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还完成了《汉书西域传补注》,对这一古来正史西域传之滥觞,而又于其史实、地名多所阙疑的《汉书·西域传》进行考订,以今证古,与《西域水道记》注重当代地理的撰述互有分工。徐松在遣戍期间,还创作了《新疆赋》这样的文学大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为问答,分咏天山南北二路地理之形势、乾隆以来平定西域之贡献,成为清代开发西域、统一国家的辉煌巨制。这两种著述就是包括在今《西域水道记》整理本中的“外二种”。
       总之,以《西域水道记》为代表的徐松域研究成果,是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潮、乾嘉质实求证的考史风气、西域开辟的政治环境,和西学知识的引进因缘际会的时代产物,它达到了那一时期西北舆地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著作自道光年间付梓以来,一直影响着后人对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甚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中亚探险热潮兴起之际,《西域水道记》也成为探险家和汉学家的必读书。
      《西域水道记》(外二种)的整理收集了散藏在国内外的各种相关稿本、刻本和校补本,特别是流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付梓之后不断修改的校补文字,也得以与刻本合璧,从而使得该项整理成为最完备的定本。而整理者采取汇校的方式,也使我们一编在手,便可全面了解徐松《西域水道记》等书的成书过程,以及诸多刻本之间的优劣异同。它无疑是近年古籍整理中一本值得信赖的精品。(原载《中国出版》,200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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