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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中国人的考古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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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1 14:17: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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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从太原一路南下的李济,在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再之后半年,1926年10月15日,这位后来被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先生,就在这西阴村,掘下了有史以来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铲。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考古乃至中国学术史上的巨人李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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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中国人的考古之始

1926年的李济,虽然只有30岁,却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类学、考古学课程,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五大导师”一年有余。这一年的小年当天,李济离开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窑房、对居民做体质调查,到绵山考察佛院,至临汾考察尧都……直至发现西阴村遗址后两天,李济才结束这次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

未曾想在归途中,李济患上了斑疹伤寒,返京后一病不起。李济家人又错信民间偏方,一度耽误了医治,李济险些病危。所幸赵元任的夫人断然做主,将李济送至协和医院,他才转危为安。大病初愈,西阴村的情景又在李济脑中浮现,病榻之上,他便开始为考古发掘做起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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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中的教员合影,从左到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李济为何要发掘西阴村,如今已有不同观点。如考古史学者陈洪波认为,当时安阳殷墟已通过出土的甲骨文被确定为商代晚期都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史抱以普遍的怀疑态度,寻找夏代的考古学证据,自此便成为当时乃至今天中国考古的焦点问题。但也有学者如北大的孙庆伟认为,李济是想通过调查和发掘史前遗址,回应安特生——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根据他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彩陶,发展出结论:中国的史前彩陶与欧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华文明可能“西来”。当时中国学界自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但因为尚未自己主持过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资反驳的实证。

此外,选择西阴村还有一些学术外的考虑。譬如梁启超向李济推荐山西,因为那里治安稳定;虽然到最后时任山西省长阎锡山没有回复国学研究院的公文,但山西内务署负责人被李济的诚意所感动,代表省长批准了发掘。此外,“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也成了选择西阴村的原因。

虽然最终李济在西阴村发掘短短两个月,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都,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并非西来的铁证,但发掘出的大量陶片与半枚茧壳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仍可谓收获颇丰。只是当时国人还不能理解考古的意义,李济用了9辆大车、五六十匹马骡走了9天,才把60箱陶片运回北京。有人问:“花了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聪明者回答:“这些都是科学标本,运回北京化验后,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

比发现的遗物更为重要的,是西阴村发掘为考古这门从西方引进的全新学科,在中国奠定了科学的方法。李济使用的“探方法”(挖8个2米见方的方坑发掘)、“三点记载法”(记录三维坐标)、“层叠法”(记录人工层位)等,都与如今国内外考古工作的方法一脉相承。

其实严格来讲,李济并非考古学出身。最初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7年半,他就涉猎广泛,出任过清华演剧队队长,发起过砥砺品行学问的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到1918年他登上奔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客轮时,准备就读的也是心理学。待两年过去,他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才变为人类学。在美国,通过田野发掘获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学,往往被视作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分支学科。不过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虽然让李济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美国人类学会会员,但文中使用的知识与方法,仍是非考古学的体质人类学等。

只是李济从美国归来后,作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人类学博士,很快就被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郑李家楼大墓小试牛刀,采集材料虽不足一个月,日后却做出了细致的研究——《新郑的骨》。及至西阴村发掘,李济已成长为当时中国当之无愧最专业的考古学者。1928年,他实至名归地加入由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的实际领袖,并开始执掌后来被称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系统展开之始”的殷墟发掘。

殷墟考古的辉煌与艰难

从晚清在殷墟发现甲骨开始,殷墟就既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又成为各方势力盗掘的对象。傅斯年选择殷墟作为史语所乃至当时中国考古的主战场,当然有看重此地作为商代都城,有文字材料、年代明确、学术意义重大的考虑,但也有抢在盗掘者之前发掘以保护殷墟的目的。1928至1937年,史语所先后在殷墟发掘15次,几乎全考古组齐上阵,声势之浩大,在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史上无可匹敌;发现的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则将3000年前商王朝的辉煌背影从无到有勾勒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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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阳小屯考古时合影

考古工作新鲜而神秘,影响力随即扩散至圈外。1930年李济在济南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闻讯而至的记者和当地文化人把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自由提问中,记者直接抛出了考古和盗墓有何不同的问题。李济的回答,可谓殷墟发掘方法的概括:“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宝并无区别。”“(盗墓贼)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但是,在殷墟考古辉煌的成绩背后,这10年间坐镇现场或后方的总指挥李济所面临的艰难,其实层出不穷。

首先是盗墓。古董商利诱盗墓贼,盗墓贼又与地方军官勾结,致使盗墓屡禁不绝。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34年,据史语所的石璋如回忆:村长跑来打听,“中央”是否派遣了“中央夜晚发掘团”?石璋如等人带军警到现场查看,果然是县府官员做了盗墓贼,谎称史语所是“中央白天发掘团”。猖狂的盗墓贼甚至与军警交了火,后被缴械带至县政府,但最终此事仍以不了了之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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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一片彩陶片

其次是土匪。1936年发掘团发现了藏有1.7万余枚甲骨的127号灰坑,为了妥善发掘,发掘团决定将整个灰坑切割起取至南京。切割下来的土块重达3吨,搬运工作十分缓慢,当地的土匪就打起了抢甲骨的主意,一度鸣枪希望吓跑考古队员。所幸发掘团“已经准备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见土匪射击也就居高临下回击”,土匪也就未再轻举妄动。

再次是与地方的矛盾。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抓住李济等人为保护文物免遭军阀战火,曾携少量文物返回北京的“把柄”,倚仗冯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拥兵自重,“中央”束手无策的局势,声称河南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对史语所的发掘百般阻挠,如出价收买知道文物消息的村民,用“无记载、无照相、无方法,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所谓“考古”破坏殷墟,以致史语所一度被逼出河南,只得转战山东龙山镇发掘城子崖遗址。而李济甚至因此请辞考古组主任,“安阳工作进行无术”,被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力劝才回心转意。

第四是对考古的误解。村民对考古不明所以,状告李济“故意侵及民墓”也就罢了,1934年,更闹出过一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大公报》上批判考古的“公案”:“近年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多视若当然;而在爱国爱民者,则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学术教育败坏极矣,应作之事不知其几千万,何必发墓,然后为学?”他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所幸蔡元培坚守在史语所一边,以自己名义在各大报纸刊出驳戴季陶的公开信,夺回了舆论。

最后一项艰难则远大于前四者,以致一举终结了史语所在殷墟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安阳落入敌人之手,日本学者开始了对殷墟的非法发掘……

“一个巨人消失了……”

1940年,李济和史语所,以及他1934年接手出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到川南古镇李庄,这一先后云集了中研院社会所、营造学社等机构专家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此之前,从南京出发的李济,已辗转长沙、昆明,躲避着日军的空袭,押送着国家的文物,撤退了两年多。此后的6年,直至抗战结束,他在此一边整理殷墟的陶器材料,一边指挥史语所与中博院就地发掘四川的彭山汉墓、成都前蜀王永陵,两度深入西北考察,在成都、重庆举办“远古石器展”……李济劝勉同仁:“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应当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是否敌得过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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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史语所人员撤退长沙时,李济已搬运中博筹备处一批珍宝去重庆。车窗口是李济之子李光谟,女儿李鹤徵

但躲过了日军炮火的李济一家,仍未被死神放过:1940年李济生日当天,他的次女、刚刚初中毕业的李鹤徵因急性肠炎,在病发不足三日后撒手人寰。转眼1941年底,李济的长女、即将高中毕业的李凤徵又感染了伤寒,坚持到第二年初也终告不治。自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儿”的李济,两女一儿入西南,1945年抗战胜利后,与他同回南京的子女,只剩了儿子李光谟一人。但1945年之后的3年,不仅没有让李济来得及重启殷墟发掘,反倒成了他在大陆的最后时光。1948年12月22日,李济督运着装载有史语所重要图书、设备以及故宫迁运文物的轮船,挥别大陆,去了台湾。李济选择了守护殷墟的文物,而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儿子。

2005年李光谟曾向《李济传》的作者岱峻回忆,解放前夕他身处上海,“父母一天一个电报,把飞机票买好了寄来……那时机票比黄金还贵”。但“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那一年,我22岁”。

自此,李济与李光谟的余生分道扬镳。1959年,大陆的《考古》杂志发表《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而服从组织安排,后成为著名马克思哲学理论翻译家的李光谟,“文革”期间也被“大字报”批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

但近年才公布的材料表明,其实二人1960年于珠海拱北海关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相见。李济解放前的高徒、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的夏鼐,还曾为此次相见写下一封后来被李光谟称作“劝降书”的文字。只是既已“选边”,尔后怎能轻易反悔?李光谟回忆,当年临走时,便衣提醒他千万别跨过边界线,结果他在递给母亲香蕉时仍越了线,当即被便衣提醒——“他们(父母)过去了,我不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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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初,李济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破损铜器粘合试验

1995年李济虚岁百年诞辰,受邀赴台的李光谟终于来到了父母的墓前,敬献了花篮。他发现,“对父亲其实有着很深的感情”,“越来越觉得他这个人很了不起”。之后直到2013年辞世,李光谟一直致力于李济遗著的编校整理。

另一边,来到台湾的李济,婉拒了美国多家大学的长期讲学邀请,将余生献给了两大事业:一是筚路蓝缕,建立、兴盛起台湾的考古。他出任迁至台湾的“中研院”史语所第三任所长,后又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他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大力推进台湾岛的考古工作。他桃李满园,改革开放后给大陆考古带来深远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是李济在台大的高徒;李济到台湾后过继的内兄之子李光周,后来也在台大、哈佛读到考古人类学博士,并继承了父亲衣钵,执教台大。二是恪尽职守,完成对殷墟的研究。当年发掘殷墟的同仁,时过境迁早已星散,李济觉得,把对殷墟的研究完成,是他的责任。他综合15次殷墟发掘的材料,至1977年终于完成了《安阳》等著作,对当年的考古工作做了总结性回顾。至他生命的最后年月,他还坚持每周去一次台北“故宫”。“先生便扶着铁架,一步步缓慢而艰毅地走到书桌前,仔细端详准备好在桌上的青铜器,神情如此专注,如此不厌其烦……”

1979年7月,83岁的李济还曾表示,他正计划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要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半个月后的8月1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上午9点半,身处大陆的李光谟的女儿在家莫名其妙摔了一跤,磕掉了包括门牙在内的4颗牙。三周后李光谟收到讣告,就在8月1日上午9点半,李济心脏病猝发,驾鹤西去。后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除了在书房见到5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赠送的两三件仿造艺术品,未发现一件古董。

正如张光直曾对恩师的评价:“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参考书目:《李济传》等,部分图片为岱峻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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