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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相关] 巴米扬研究在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半世纪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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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1 22:57: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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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全球在对丝绸之路和阿富汗佛教美术考古调查研究的浪潮中,国际上的一些著名大学学府都曾向巴米扬派遣调查队,阿富汗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阿富汗研究也被当时国际学界称为学术竞争的“奥运会”,而巴米扬则被认为是一场最有金牌价值的“马拉松长跑”。
所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日本的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法国、德国等科研团体都纷纷向阿富汗派遣学术调查队。同时,阿富汗及其代表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研究程度也成为衡量一个大学的科研能力的指标。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前,日本学界曾组织的3支佛教美术调查队对巴米扬遗址进行调查,即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队和成城大学队,这其中名古屋大学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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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佛教遗迹:解明巴米扬文化遗产”
【会议日程】
  13:00~ 开幕致辞 周藤芳幸(名古屋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長)
  13:10~ 大谷探検隊和龍谷大学的阿富汗調査:入澤崇(龍谷大学校長)
  13:50~ 名古屋大学的巴米扬調査和大佛被毁后的保存修復活動:前田耕作(東京藝術大学客員教授、敦煌研究院客座教授
  14:30~ 巴米扬大佛和石窟壁画的碳十四年代学科技检测:中村俊夫(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
  15:00~ 现场问答
  15:20~ 中场休息
  15:40~ 巴米扬东西大佛以及佛龛天井壁画研究:宮治昭(名古屋大学・龍谷大学名誉教授)
  16:20~ 链接丝绸之路 ー巴米扬、库车、敦煌ー:岩井俊平(龍谷大学博物馆副教授)
  17:00~ 现场问答
  17:20~ 闭幕致辞 阿部泰郎(名古屋大学人類人类文化遺産教科文学研中心主任)

时间:2018年12月23日(日)13:00~17:30(開場12:30)
地址:名古屋大学理学南館 坂田・平田会堂
主办:名古屋大学高等研究院、名古屋大学大学院附属人类文化遺産教科文学研中心
*免费参加 无需报名(限3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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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日本京都大学率先派遣考察队进入阿富汗后,日本各大学纷纷考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日本的海外考古美术呈现出井喷之态势。这种抱团式的研究经历半个世纪沉淀后,现在回顾这段海外学术调查史,其中名古屋大学调查队两次考察巴米扬石窟的活动,以及后续的跟进研究,帮助日本学人开辟了最为重要的中亚佛教美术领域的经验最值得学习借鉴。这两次调查,分别是1964年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美术史)副教授柏瀬清一郎为团长、1969年日本名古屋大学工学部(建筑学)副教授小寺武久为团长的带领下,两个不同专业背景的考察团分两次组队对巴米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察,揭开了日本研究巴米扬佛教美术的大幕,让日本学界不再沉默观望,积极加入到国际学界的研究对话中。
*第一次调查*
  1964年5月下旬至9月下旬名古屋大学第一次组织调查队考察了巴米扬,并且对阿富汗大部分佛教遗址进行了简单调查。当时这支考察队的人员背景构成非常斑彩多澜,文学部柏瀬清一郎助教授为团长、安田瑛胤(奈良药师寺主持)、藤井知昭(中部高等学术研究所教授)、前田耕作、山岳部的清水哲太等人总共11名队员组成了该调查队,重点调查了巴米扬佛教遗迹。
   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健全的海外调查资助资金制度,调查经费基本全部靠考察队自筹想办法解决。1964年的名古屋大学调查队是以中日新闻社为后援,中部财界和药师寺进行资金援助实施的调查,由于赞助的兴趣点不同,考察队员专业跨度比较大,兴趣点不统一,对于石窟的研究还是主要从美术史角度进行考察。此外,考察队还模拟了古代旅人的旅行方式,全员选择骑马或步行、依靠人力和畜力沿着唐代玄奘法师的路线沿途考察,巡礼古代玄奘法师经由阿富汗到达印度的路线。此外考察队还对民族音乐和传统工艺抱有浓厚兴趣,所以从人类学和宗教学等角度也对阿富汗一些游牧部落地区进行采集式调查。
   名古屋大学调查巴米扬后,在学界陆续发表一些美术史方面研究文章,吸引了日本国内美术界和佛教研究学界注意。调查团长柏濑清一郎毕业于东京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和佛教美术,这次调查后认为巴米扬佛教美术的主题是千佛思想,同时就千佛信仰与商业城市关系进行概述,认为在相对贫瘠的巴米扬山谷为何能够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佛教遗迹肯定与当时的商贸、佛教思想和强有力的赞助人有关,因此认为大佛、石窟、佛教遗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古代交通路线兴盛相关。
   考察团在调查过程中,发生很多趣事,尤其是在1964年7月25日,这一天值得所有人纪念。考察团队员前田耕作因为生病脱离大团队留在巴米扬修养,但前田忍不住抱病实地考察中,意外新发现带有壁画的石窟,这个石窟还保留有大量未被后期破坏的佛教内容,这是巴米扬在二战后新发现的一个石窟,这一发现表示巴米扬还存在些未被发现的石窟,也意味着之前法国考察队独占巴米扬30年的工作并未充分,很多研究还有可能继续进展下去。于是这个石窟便以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首字母命名为Na窟。新石窟的发现消息传入日本国内后,刹那间点燃了整个日本学术界对于巴米扬研究的热情,也提高日本人对中亚国家研究的信心和情感热度。
   实际上,名古屋大学调查队对巴米扬考察的兴趣缘起包括很多方面,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著名艺术史家吉川逸治和冈崎敬两位教授转任名古屋大学教学后的积极争取,吉川逸治在1939年曾经追随法国DAFA的考古学主任哈金(J.Hackin)参加考古调查和田野实习,吉川在回国从东京转到名古屋大学任教;冈崎敬在1955年参加了京都大学考查团,曾短期在名古屋大学任教,两人利用个人影响力积极鼓励名古屋大学派遣考察队。
   但可惜的是这只考察队后来渐渐被埋没,也没有出版正规考察报告。考察领队和部分成员也因为当时日本大学的学潮运动,辞职去其他大学任教,巴米扬石窟后续的整理研究暂停。在相关研究中前田耕作却坚持下来,在艺术史和建筑学领域继续寻找合作研究机会,同时考察队中的其他几位僧侣和商人,也在社会和宗教界积极呼吁,为以后的考察创造条件。
   名古屋大学的第一次调查,多少带有探险性质,在依靠古代中国史料和近代法文的基础报告上,进行了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但是前田耕作的意外发现收获为日本学界打开了一扇门,突破了一个固有的概念,让学人们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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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巴米扬图片中,可以看到游牧民在定期迁徙,这些季节性迁徙路线也是古代商贸路线,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巴米扬在当时是重要的一个中转站) 1.jpg ( 前田耕作(Kosaku Maeda,1933—至今),出生于三重县,1957年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重点研究重点美学.美术史方向,大学期间自学法语,精读法国考古的阿富汗报告,立志研究中亚地区的希腊化和佛教时代的考古美术,翻译大量著作。1978年前田耕作曾跟随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访问中国新疆、敦煌等丝绸之路遗迹,促进中日友好往来。2017年受邀在敦煌为全球二百多位学员开讲巴米扬石窟,现任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1.jpg (前田耕作大学毕业后离开名古屋大学,选择去和光大学任教,1975年升任和光大学教授,一直工作到2003年退休,一生致力于中亚佛教和阿富汗考古美术史研究。 对于巴米扬研究,前田耕作后又组织参加成城大学所组织的巴米扬佛教美术调查队伍,之后一直鼓励日本学界展开各种科研活动和展览。在阿富汗战后,2003年7月份开始参与联合国UNESCO日本信托基金会阿富汗文物保护项目,2012年结束巴米扬石窟调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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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巴米扬Na(471)窟东壁画和白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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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田耕作发现的Na(471)窟局部壁画中比丘形象)
1.jpg (Na(471)窟局部壁画中合掌祈愿的天人形象)
1.jpg (Na(471)窟局部壁画的千佛图案)
1.jpg (1970年代的巴米扬风景和当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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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名古屋大学还派出了一支多学科组成的综合调查队,以营养学、生物学、地质学专业教师为主,对阿富汗的农作物、饮食结构、岩石地质、气候水文都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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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1968年的这支综合调查队,虽然没有考古美术人员参与,但是他们对于巴米扬的地质地形地貌、当地居民的饮食食谱都进行了详细调查,这些基础资料信息被以后考古美术调查队采纳,制定高原山地环境对策,方便长期考古居住生活)

*第二次调查*

  鉴于第一次实地考察留下的余热,以及日本国内逐渐兴起的丝绸之路研究浪潮,日本的各大学都在积极派遣考察队进入阿富汗的背景下。1969年7月-10月名古屋大学工学部建筑学副教授小寺武久带领新组织的考察队,第二次奔赴阿富汗、对巴米扬及其周边地域进行考察。
   1969年的这次调查相比第一次准备相对充分,在考察资金上获得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爱知县和名古屋大学等学术基金支持。这次调查,名古屋大学调查队根据前田耕作第一次的考察经验,将调查的主要目标调整为收集巴米扬石窟的建筑学基础资料,阐述清楚巴米扬石窟建筑中独特的建筑类型和地域特色,对所有的石窟进行数据测绘。这次考察另外一个目的是对当时流行的“伊朗化佛教式样风格”进行调查,以期认清楚其伊朗美术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伊朗文化在印度-中亚佛教美术领域内的形状、影响和界限。
   并且此次调查前,日本名古屋大学和阿富汗考古局签订协议,获得了彻底对于N窟的调查权利,弥补了之前只有简单文字和图片记录,缺乏精确数据的空白。
   尽管准备周全,考察人员也都很专业但是这次调查也有遗憾。因为现地考察条件和调查时间的限制,以及当地缺少必要的机械攀登设备,巴米扬山崖石窟前的连接栈道都已经损毁,很多石窟无法进入考察。名古屋大学考察队对于所有石窟壁画残片的综合实测目标并没有完成,特别是对于山崖高处K窟,由于距离地面较高缺乏攀登设备,进入洞窟调查的愿望没有实现,K窟内的实情还不清晰,里面还保留有大量的壁画内容无法识别,还需要等待以后的机会。
   关于石窟建筑和山谷建筑之间建筑学方面的关系,小寺武久教授提出关于石窟结构仿造地面木结构和佛塔建筑的说法,并对一些建筑形式与地域之间流布进行了说明。这个观点虽然在南亚石窟研究中并不新颖,在印度石窟寺考古中已经有学者提出过类似观点,但在以后的调查和考古发掘中,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在石窟周边山谷的寺院考古发掘,的确证明了这一观点,石窟寺与山谷寺院是不即不离的关系。
   1971年,名古屋大学建筑史教授小寺武久出版了第二次的考查报告,这本报告详细论述了巴米扬石窟寺院的建筑特征和大部分石窟壁画的内容目录,具有莫大价值,但由于撰写文章只是使用日语,在国际学界上理解和流通困难,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国际评价。

1.jpg (小寺武久, 前田耕作, 宮治昭《バーミヤン :1969年度の調査》书影。 名古屋大学出版的考察报告的确振奋人心,这也是继DAFA出版的三本(1928ABB,1933NRAB,1959DRAA),关于巴米扬的考古报告之后的第四本考古报告,也奠定了京都大学全面考察报告的基础。)
1.jpg (1969年名古屋大学调查人员包括前田耕作、伊藤三千雄、大野耕嗣、山田耕二、宫治昭、星川登,除前田耕作和宫治昭属于美术史外,其余都是建筑学科。同时,在名古屋大学留学的阿富汗留学生纳吉布拉﹒莫哈巴德作为当地向导,在巴米扬现地调查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纳吉布拉出色语言和调解能力,协调考察队进行了大量工作。)
1.jpg (小寺武久(Takehisa Kodera,1933—2006)1965年东京大学大学院数物系研究科建筑学科博士課程毕业,1965—1996年执教名古屋大学期间对巴米扬石窟进行了深入研究,1996年转任中部大学工学部教授、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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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围绕Na窟展开的建筑测绘和研究,这本报告的发表,标志日本学术界正式展开对巴米扬石窟的实地调查研究,也是超过了哈佛大学出版的1937年的美术史考察报告水平,但由于预算经费有限,印刷数量较少。)
1.jpg (Na窟在2009年再次修复清洗时,在北壁又发现有新的佛陀壁画)
1.jpg (Na窟的藻井现状以及想像复原图©Y.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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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名古屋大学队考察期间,考察队曾协助印度考古局的修复组对大佛进行修复,尤其是对于一些距离地面较高、难以进入的大佛顶部石窟进行测量取得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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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巴米扬石窟由于破坏严重,很多石窟都已经坍塌,栈道和楼梯都已经全部损坏。即使现在去调查石窟,也需要借助竹梯等攀登工具进行辅助攀登。©敦煌研究院)
1.jpg (经过小寺武久率领的调查队这次对于石窟建筑彻底考察后,虽然后续有樋口隆康、山内和也等人继续补充,但对于巴米扬的石窟主要建筑形制特征已经确定分类,宣告了日本中亚石窟研究的规范化。)
1.jpg (小寺武久撰写的其他研究巴米扬的论文,发表在《建筑杂志》等期刊。小寺武久1933年出生于中国大连,其调查巴米扬的动机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其父亲。小寺武久的父亲也毕业于东京大学是一名建筑师,曾在伪满洲国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等工作,其父亲曾在1957年作为日本政府援建阿富汗的工程师奔赴阿富汗工作1年,期间考察巴米扬石窟。)
   在第二次考察队中,名古屋大学院的研究生二年级宫治昭是考察队最年轻的队员,在考察中一直不惜体力、奋勇向前。宫治昭在参加此次考察中,冒着从高处坠落的危险,成功绘制了55米大佛顶部的天井壁画,之前法国考古队只对局部进行了描摹,并没有绘制整体的线描图。这样学界对于西大佛的佛教图像开始得到整体认识,推动了巴米扬整体佛教图像学的发展。
   在陆续绘制其他石窟的整体线描图后,宫治昭开始认真思考巴米扬壁画图像学中所蕴含的意义,因为巴米扬石窟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也是图像内容最丰富的地区,但是内容却很简略,只有少数的涅槃题材佛传故事,说教内容减弱。但从绘画技法上看很有可能和中国的库车石窟、敦煌石窟以及日本的法隆寺壁画有着密切联系。
   但是巴米扬这些壁画图像背后是受到哪种佛教思想和教义的影响,以及又与哪种佛教经典结合紧密,一直是个谜团,在巴米扬的调查中很少发现出土写本和经文,巴米扬遗址所代表的佛教部派并不明确。在唐代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述中,巴米扬的代表国“梵衍那”国是全书中唯一的“小乘说出世部”,关于大乘佛教美术起源和小乘佛教美术的关系、在巴米扬又是怎样体现,一直困扰学界。
   宏观上观察,佛教美术在巴米扬地区的传播中,是不是因为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强烈影响,壁画图像中装饰美术的流行才会是成为这些壁画内容第一要因呢?过分强调壁画的装饰美感是否代表佛教教理和思维性减弱,或者产生新的佛教流行思想?当然如果考虑其他的佛教造像美术观点,还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持。
但真正图像学意义上的收获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图像学关系的明了要等到佛教石窟建筑学关系解清后,根据相关的建筑学资料从石窟的建筑布局等关系上产生图像学的意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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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38米东大佛天井壁画以及线描图)
1.jpg (巴米扬壁画的装饰性意味强烈,更加重视装饰程式价值,原本佛教壁画图像中的最初的说教内容减弱,与佛教文本的联系开始减弱,似乎与当地游牧民的接受度有关。)
1.jpg (东大佛天井东壁壁画上的王侯供养人和僧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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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东大佛天井壁画上的半人半鸟形象和战神形象) 1.jpg (1969年,宫治昭站立在38米东大佛脚下。从此次考察开始,宫治昭对于一些美术史发展的趋势中欧美的研究美术史的方法是否可以完全移植到佛教美术中进行思考,特别是在文献资料稀薄的中亚、怎样去看待古代游牧民的世界观里形成的佛教美术审美意识。那些欧美的方法论是否在研究古代佛教图像学中可以完全实践,这些都是佛教美术史值得注意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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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宫治昭展示西大佛天井佛龛的实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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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1969年的巴米扬55米西大佛和天井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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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从巴米扬西大佛头顶观察天井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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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西大佛天顶壁画线描图,宫治昭绘制。 宫治昭依据其他坐佛佛龛天井部的图像开始推断西大佛天井壁画中脱落的区域应该绘制有弥勒菩萨像,在巴米扬坐佛佛龛E窟(223),H窟(404),I窟(530)的坐佛本尊头上都有天井壁画描绘,还有K窟(330),J窟(388),卡克拉克石窟(43窟)的天井壁画中描绘着类似弥勒菩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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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佛佛龛拱券处的飞天壁画,飞天姿态受到印度美术的强烈影响)
1.jpg (西大佛佛龛西侧壁的菩萨天人壁画)
1.jpg (西大佛佛龛西侧壁的菩萨天人壁画)
1.jpg (西大佛佛龛西侧壁的菩萨天人壁画)
第三次科技检测文物展览

   2001年巴米扬大佛被极端恐怖分子摧毁,带来了无法冲淡毁灭的悲痛。之后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在UNESCO文化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的赞助下,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和阿富汗信息文化部合作对巴米扬山谷石窟中的壁画进行了长达3年的保存修复工作。
   从2004年开始,日本学界以东京文化财研究所为中心,协同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对残存壁画的石窟进行紧急保全,对残存的石窟进行修复作业时,发现了一些新的石窟和材料内容。
   从2005年6月开始到2006年10月之间对巴米扬石窟中残存的壁画进行清洗作业。并且对一些保存状态较差的壁画进行应急处理,对巴米扬壁画的颜料构成进行色彩分析,发现了在该地区壁画在绘制过程中采用干性油的事例,说明中亚地区在6世纪就在创作油画,这可能改变人们对于油画起源于欧洲的看法。
   这一次调查并且主动采集了部分石窟壁画下的打底层中的蒿草和树枝木棒,用来进行C14年代检测分析,希望借助材料检测和科技分析来解决巴米扬研究中存在的年代学问题,即各种风格的壁画美术所代表的地域文化传入巴米扬早晚的问题,对巴米扬山谷佛教美术研究内容进行材料补充和佐证。
   同时,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和名古屋大学博物馆缔结合约,依托名古屋大学年代测定综合研究中心对采集的石窟壁画试料进行测定,共测试40多个标本样品
这种科技检测得到的巴米扬石窟壁画的年代学及其历史分期,有一定的意义。其中一些鉴定结果和之前各个洞窟壁画的美术史推断的年代学有所不同,所以有必要根据科技成果对壁画的年代分期进行重新考虑。
利用科学技术来辅助人文历史研究,好像是很“科学”的方法。但是如果从科技发展的视角来看,任何科技也会持续更新进步,现代的科技成果也只是和本时代相符合,在未来也有“落后”的必然,以科学为基础的前提也是以本时代的科学为起源,如果完全盲目相信科技成果,科技成果也会成为“迷信”的那一天。
在本质上,使用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科学”是探索过去的一种独特方法,不论是考古学、艺术史学其本质上仍旧是人文学科,而不是科学,因此很多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只会参考这个检测结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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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2003年名古屋大学博物馆举办展览时制作的Na(471)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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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2002年前田耕作和宫治昭再次一起合作调查内战后被破坏的千疮百孔的巴米扬石窟)
1.jpg (前田耕作和宫治昭站在名古屋大学调查队第一次考察发现的Na石窟,两人亦师亦友的感情,都在巴米扬石窟的佛像前得到了见证)
1.jpg (日本修复人员正在清洗Na(471)窟壁画)
1.jpg (名古屋大学的中村俊夫教授。这些试片标本由名古屋大学年代测定综合中心的中村俊夫教授,利用世界一流科技水平的加速质量分析计C14年代测定法进行年代学测定。) 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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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根据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支配制度,要求3年内必须完成相应项目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基本大学等科研机构为单位,并且出版最终报告。但从长期考古研究经验来看,3年期限基本无法完成满意的研究,日本在2002年之后在巴米扬考古学研究的无法突破也与研究经费配给制度相关。)
1.jpg (这次的名古屋大学C14年代测定后,巴米扬石窟群的广义范围编年可以确定,这次测定的大概结果是巴米扬的壁画主要绘制于公元450年-850年之间的年代论,这也与最近这些年所研究的巴米扬美术史研究动向大部分相对应。
1.jpg (宫治昭在后来跟随京都大学的考察队调查中,完成了对K3(330)石窟的测绘,弥补了之前的名古屋大学考察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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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K3(330)石窟的线描图和天井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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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g (K3(330)石窟天井壁画中的弥勒菩萨像)
1.jpg (K3(330)石窟天井壁画中的千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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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内战中,巴米扬石窟遭受到惨无人道破坏,石窟壁画也被盗割后,一部分流失日本。这一块就是其中流失日本的K3(330)石窟天井壁画中的千佛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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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富汗内战期间,以平山郁夫为代表的人士呼吁并建立建立文化遗产应急保护制度,收集保护巴米扬流失的壁画。在对流失壁画残块进行鉴别时,依靠宫治昭当年的考察笔记核对信息完成了整理工作)
1.jpg (流失佛像壁画经过研究比对后找到在K3(330)石窟原位置)
   这三次围绕巴米扬的名古屋大学参与的研究浪潮,都是学人们竭尽全力的研究付出支撑起来,前后延续学脉不断。巴米扬研究发展到今天,越来越丰富的研究资源要求我们必须要运用文献学、考古资料、图像学、人类学、科技检测和化学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考虑。这些研究历程体现了艺术史学科的深度研究和扩展过程,也让人感觉巴米扬的研究梦想没有终结也没有消亡。
   此外,名古屋大学考察队从筹集资金、队伍人员构成、选择考察时机等都需要考虑,也都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努力创造机会。名古屋大学师生们前赴后继的研究,跨学科合作、举办各种展览和社会公众教育活动都对巴米扬研究的深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步要求学者必须重视各项学科的发展,相互看见各自的研究梦想,相互成就。
   名古屋大学这些年前人们不懈的努力、长期的坚持、付出的勇气、无畏的精神,这些交互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巴米扬佛教美术的形状;这些学人也像参加一场永不停止的马拉松跑步比赛一样,不断地说服自己、超过自己。但现在回头看看,这些过去都将会化成光,照耀着当今的阿富汗和丝绸之路研究,希望阅读此文的你也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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