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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玉门军、玉门县及玉门军道考

2019-8-14 16:20| 发布者: Ansanjin| 查看: 365| 评论: 0|来自: 玉门历史文物

摘要: 内容摘要:唐代玉门军为河西节度使所辖的九军之一,治所在今玉门市赤金镇一带。玉门军位处地当东西大道与吐谷浑、吐蕃、突厥进出河西的要径之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管兵人数必不在少数,至少不在千人之下。唐代在玉门几番设县或置军,皆因当时的民族关系或边疆形势而变化。关键词:唐代 玉门军 玉门县 玉门军道玉门军,为河西节度使所辖的九军之一。《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凉州条曰:“玉门军,肃州西二百余


内容摘要:唐代玉门军为河西节度使所辖的九军之一,治所在今玉门市赤金镇一带。玉门军位处地当东西大道与吐谷浑、吐蕃、突厥进出河西的要径之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管兵人数必不在少数,至少不在千人之下。唐代在玉门几番设县或置军,皆因当时的民族关系或边疆形势而变化。

关键词:唐代 玉门军 玉门县 玉门军道




玉门军,为河西节度使所辖的九军之一。《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凉州条曰:“玉门军,肃州西二百余里。武德中杨恭仁置。管兵千人,实三百人,马六百匹。东去理所一千一百余里”。而《旧唐书·地理志》为“管兵五千二百人”。《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管兵千人,实三百人,而马六百匹。这个数与河西其它各军的管兵人数与马匹的比例很不一致。且不论河西大军赤水军与大斗军,仅就与玉门军地位相仿佛的其它各军相比,就可看出这里明显的失误。如建康军,同书记为“管兵五千二百人,马五百匹”;宁寇军,“管兵一千七百人,马五百余匹”;墨离军,“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这几军管兵皆在千人以上,马皆为四五百匹,而唯独玉门军“管兵千人,实三百人”,而马却“六百匹”,马匹数量远大于以上诸军的马匹数,而人与马的比例亦很不与其它各军相一致。由此说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有关玉门军管的人与马的数据,其中必有一个是不准确的。考虑到唐玉门军治所所在地,今玉门市赤金镇一带,位处石油河畔,至今泉湖密布,水草丰茂,田连阡陌的环境,必是古代牧马的好地方。尤其在玉门军辖境,今近祁连山的昌马一带,山地草场更为丰美开阔,相传又为唐初大将薛仁贵牧马的地方,至今有“将军墓”等遗迹。而其名“昌马”又显为古代牧马之地。那么玉门军管马“六百匹”的记载很可能是准确、可信的。至于玉门军的管兵人数,尽管可能时有变动,但《通典》、《旧唐书·地理志》,《通鉴》胡注皆谓玉门军有兵“五千二百人”的记述应该也是有根据的。尤其根据我们所考,唐玉门军的位置,为地当东西大道与吐谷浑、吐蕃、突厥进出河西的要径之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管兵人数必不在少数,至少不在千人之下。此需指出的是,唐玉门军驻地赤金镇至今尚存有一段古城墙,长一百余米,宽3米,高4至5米,为典型的唐时期夯筑而成。据当地耆老言,在建国初该城遗址包括了几乎整个赤金镇中心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毁。

赤金古城

其次,关于玉门军的建置沿革问题。前依《元和郡县图志》凉州条的记载为“武德中杨恭仁置”,而同书肃州(约今酒泉市)玉门军条又称:“玉门军,开元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天宝十四年,哥舒翰奏废军,重置县”。同出《元和志》,但前后自相矛盾,前作“武德中”,后为“开元中”置。尤其前称“杨恭仁置”,《通典》与之同。而《唐会要》谓:“玉门军,本废玉门县,开元六年置军焉。”《旧唐书·地理志》载:“肃州下……贞观中,废玉门县……旧领县三……天宝领县二……”又《新唐书·地理志》载,肃州(酒泉郡)为县三,有玉门县,且玉门县条下注:“贞观元年省,后复置。开元中没吐蕃,因其地置玉门军。天宝十四载废军为县”。可见,关于玉门军建置沿革的记载各典籍十分混乱。仅玉门军的建置时间,王永兴先生认为:“检两唐书杨恭仁传,无置玉门军事。《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高祖武德二年五月,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乃临时差遣。《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突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总管虽治军,当时尚无边境固定驻军制度,不可能置军。《通典》、《元和郡县图志》谓武德中杨恭仁置玉门军,不可信” 云云。那么究竟玉门军置于何时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玉门军的建置远在唐开元年间之前,首先反映这一情况的应是《括地志》。该书记肃州管县二,分别为酒泉和福禄,无玉门。该书为唐初魏王李泰主编的一部地理书,用了五年时间,于贞观十六年(642)表上。表明上溯自贞观十六年(642),玉门已非为县的建置。

其次,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载敦煌大谷文书2840号文书,《长安二年十二月敦煌县处分豆卢军死马肉案》,该文钤有豆卢军兵马使之印,敦煌县之印,有武周新字,现将录文转录如下:

1、豆卢军 牒敦煌县

2、军司 死官马肉钱叁阡柒伯捌拾文。

3、壹阡陆伯伍拾文索礼 壹伯陆拾文郭仁福

4、叁伯文刘怀委 叁伯文汜索广

5、壹伯玖拾文马楚 叁伯叁拾文唐大浓

6、壹伯伍拾文阴琛出索礼,叁伯文王会

7、四伯文张亮

8、牒被检校兵马使牒称,件状如前者。

9、欠者,牒敦煌县请征,便付玉门军。仍

10、牒玉门军,便请受领者。此已牒玉门

11、讫。今以状牒,牒至准状。故牒。

12、长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典画?怀牒

13、判官 郭意?

14、十二月十五日录事彻受

15、尉摄主簿 付司兵

16、………检案……泽白……缝背署泽…

17、十六日

18、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19、十二月十六日史郭怀牒

20、帖追 泽白

21、十七日

根据这份文书,王永兴先生云:“上列出土文书的内容为:沙州豆卢军牒敦煌县司,请征索礼等人所欠死马肉钱,便付玉门军。该文书为长安二年(702)十二月者,当时已有玉门军。长安二年早于开元六年十六年。玉门军设置之始应在长安二年之前,可见《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玉门军设置于开元六年或开元中,均不确。玉门军的设置时间最晚应在长安二年,或者更早一段时间。 这里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

又严耕望先生根据《全唐文》卷252,苏颋《命吕休璟 等北伐制》言:“该文有玉门军使肃州刺史汤嘉惠。时在景龙四年(710)五月,是自唐初一直置此军,以肃州刺史兼充。前引元和志玉门县条云,概曾暂废而复置耳。” 先生言,唐初至景龙四年前一直置玉门军,但何时、因何“暂废而复置”了呢?

敦煌文书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记载了关于开元十五年(727),吐蕃进攻河西时,因玉门城坚守,迫使吐蕃军队“聚土积薪,灌玉门军城”,依此已说明当时玉门城有相当数量军队把守。而且文中明谓“玉门军”,而非“玉门县”。考虑到文书作者窦昊生活在唐肃代之际,相去开元年间不远,而且玉门军就在肃州治下,身为肃州军政幕僚,典掌图籍文书的他,不可能误将“县”记为“军”的。而就在该年吐蕃这次进攻河西瓜州、肃州之后,据《册府元龟》系于开元十五年十二月的一份制,其中曰:“唯吐蕃小丑,忘我大德,侵轶封域,抄掠边氓……今故纠合诸军……张罗网之刑……河西道蕃汉兵团结二万六千人,赤水军团一万人,玉门、豆卢军各二千人,并依旧统领,以候不虞……” 这里明谓“玉门军”,且称“并依旧统领”,说明开元十五年前后,玉门军似有变动,但其建置确为“军”,而非“县”。

另一份敦煌文书敦博58号《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根据马世长先生的研究,其撰成年代“乃开元十八年(730)至廿六年间(738)事”。该文书酒泉郡条下载:酒泉、肃……中下,酒泉……下,禄福”。这里酒泉郡下管二县,其中就无“玉门县”。由此进一步说明,迟至开元年间中后期,玉门的建置仍为“军”。

追溯玉门县的建置。《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玉门县条曰:“玉门县,中下。东至州二百二十里。本汉旧县,属酒泉郡。汉罢玉门关屯,徒其人于此,因以名县。后魏孝明帝改为玉门郡,周武帝省入会川县,隋开皇十年复改为玉门县。皇朝因之。”《通典》与之同。由此说明唐初,唐因袭隋旧制而设“玉门县”。但前面我们根据正史记载与敦煌文书等的考述,唐初自杨恭仁设玉门军,历贞观十六年(642)、武周长安二年(702),中宗景龙四年(710)、开元十五年(727)、开元十八年(730)至廿六年(738),其建置皆为“军”而未改移。再结合唐前期河西的军事局势和玉门军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来分析,武德二年五月,河陇平定,唐派曾在隋任过甘州剌史,“素习边事,深悉羌胡情伪” 的杨恭仁去安抚河西。此时,政局不稳,整个河西处在突厥的直接威胁之下;而且瓜、肃二州南部祁连山一带为与唐关系若即若离的吐谷浑,而玉门军所处的位置正是东西大道与吐谷浑进出河西的一个重要通道——“玉门军道”的交会之处(关于此道作者另有撰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在此设立玉门军,以防御突厥与势力复炽的吐谷浑,为势所必然。由此说明,《元和郡县图志》称武德中杨恭仁置玉门军的记述是有根据的,也是可信的。此后,虽吐谷浑势力衰落,但吐蕃继之而来,而且往往北连突厥,以咄咄逼人之势与唐争锋。该地区的防务遂更为重要,更没有废军设县的道理。

那么由此论证,是不是说唐前期玉门不曾设县呢?《元和郡县图志》有关玉门军建置的问题前后矛盾,而且与《通典》皆明载有玉门县,难道皆为纯属无稽的笔误吗?推想起来似不可能。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唐初,关陇平定,唐承隋制,在玉门设立县的建制。但很快,安抚河西的杨恭仁为加强针对吐谷浑、突厥的军事防御,改继隋以来所设的玉门县而建玉门军。到了开元十五年(727),吐蕃进攻瓜(约今瓜州县)、肃(约今酒泉市)时,可能玉门军的兵力一度不足,军城被吐蕃军攻陷,迫使唐政府增兵再建玉门军。故有《元和郡县图志》“开元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的记载,这里明确记载改县为军,即因县城为吐蕃攻陷,再建玉门军的史事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从开元十五年以后,唐废县置军,所以今据敦煌市博物馆藏原敦博58号文书所记,天宝元年酒泉郡下辖酒泉、禄福两县,并无玉门县。而到了天宝年间,自哥舒翰任河西陇右节度大使以来,随着青海战事的连连胜利,唐军事防线向青海一带的推移,玉门军所处位置已为防线之后,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性,故有哥舒翰天宝十四年(755)“奏废军,重置县”的记述。这次称“重置县”,是因唐初承隋旧制设县,《元和郡县图志》前文已有“皇朝因之”记述的缘故。

唐代在玉门设军、置县,首先是因为玉门所处的地理位置重要,它不仅是东西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位处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的一道路要冲。唐玉门军治所,在今玉门市赤金镇一带。隋唐时的文献中,玉门南通吐谷浑、吐蕃道路的相关史料,一是《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有段与《隋书·吐谷浑传》大致相同的记述,其中称:“初,吐谷浑伏允使其子顺来朝,帝留顺不遣。伏允败走,无以自资,率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余众……至西平……顺不果入而还。”隋时于今玉门市境设玉门县。显然,这次顺归吐谷浑的路线是由玉门进入的;二是《通典》卷190《边防六·西戎二·吐蕃》,唐蕃谈判中,论钦陵谓郭元振曰:“陵若遣兵,或出张掖,或出玉门,使大国春不遑种,秋无所获……可断汉右界矣。”唐代于今玉门市境先后设玉门县或玉门军,此又为吐蕃取道玉门可进入河西的一条明证。

昂藏沟石门关

就以上两条史料,近世学者中,严耕望先生在论述唐蕃之间的道路时首先关注到此,他指出:论钦陵言“出玉门,当自青海以西地区北至玉门,此则与隋送顺为吐谷浑主之道相同矣。皆足证青海之西有道北通玉门也”。这里严先生虽没能指出该道的具体行程,但已肯定了该道的存在。其次,陆庆夫先生曾在论及瓜州(今瓜州县)锁阳城的历史时论及道:“瓜州、沙州以南皆有山口通向青海:沙州以南有当金山口,锁阳城(瓜州古城)以南不远亦有一山口,今名旱峡口子。这些山口,正是吐蕃军队进犯之孔道”。 后来陈良伟先生亦注意到此道,他根据部分关于西汉以来的汉文史料指出:“在扁都口以西,原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至少起用于西汉中期,东晋南北朝时期相当繁荣,而唐初仍在继续使用……该道承载能力相当可观,至少可以承载6000人以上的大部队安然通过。” 关于该道的存在与历史上的通行陈先生所言极是,但关于该道的行经路线,陈先生似乎又将其与我们下文论及的甘州西境的建康军通吐蕃道混为一谈,且其所述道的出口与此二道的出口亦有出入。

今天我们发现,文献中比较明确反映该道存在的为关于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对瓜州、肃州发动战争的记载。关于这次战争,正史典籍 与敦煌文书 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述。从这些关于吐蕃此次进攻瓜(约今瓜州县)、肃(约今酒泉市)二州的记载看出,吐蕃这次进攻瓜、肃二州,而甘(约今张掖市)、凉(约今武威市)、沙(约今敦煌市)等河西诸州并无所反映,而且从先攻甘、凉二州不下或并没占领的情况下转而西攻瓜、肃二州,说明吐蕃这次进入瓜、肃二州的路线一定是直接穿越祁连山等山脉进入瓜、肃二州的。尤其明显的是,就在吐蕃进攻瓜州的这一年,史载:“闰月,庚子……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奐率精骑邀之于肃州”。 玉门位处肃州西境,又说明该道其中一段就在肃州境内,而且说明该道不仅是吐蕃直接进入河西瓜、肃二州的一条道,而且是吐蕃北联突厥的一条外交通讯要道。正因此,直至五代时期,在《高居诲使于阗记》就载,从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皆冠中国帽,妇人辨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多中国人……” 五代时的玉门关位于今嘉峪关西的石关峡。而其以西之地正是界于瓜肃二州间的旱峡山口区,唐玉门军的驻地。此时为吐蕃占领,说明自唐末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后,吐蕃虽退出了河西大部分地区,但仍固守着这条进出河西的要道及其出山口区。

关于该道的北出口与具体沿经路线,陈先生推测该道之北出口应在今天的酒泉市,今结合敦煌文书来看,应在今玉门市的旱峡山口区,唐于此设置玉门军镇守;再查阅地图 和实地堪察,该道至今断续相间,尚在使用。其走向和大致路况为,从今天青海境的疏勒河上游,过其它河达坂隘口进入肃北蒙古自治县境,至荒田地(这一段因沟壑纵横,一路需翻山越岭,仅为小路,但至今人马可行);再从荒田地起,途经肃北蒙古自治县旧场部、鱼儿红乡,经由玉门市境旱峡山区的红沟(人马行走亦可经旱峡口)进入河西走廊区(今为大车路);进入走廊区始分为东西两路,向东经朝阳村通往玉门市赤金镇(唐代玉门军驻地),向西北经红柳峡通往瓜州县(唐代瓜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该道进入瓜、肃二州境,继续向北即为经花海——金塔——居延海道,可通往蒙古高原或河套、宁夏平原。由此可见,唐时这条吐蕃进入河西的道路,不仅为吐蕃直接进入瓜、肃二州的一条捷径与间道,而且也为吐蕃联络蒙古高原突厥各部的一条外交通讯要道,更是和平时期吐蕃、吐谷浑等民族直接进入河西进行贸易和文化交往的一条便道,为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分支。

作者简介:李宗俊,甘肃省古浪县人,2006年兰州大学历史文献硕士毕业, 2009年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毕业。2010年1月至2012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史研究所访问学者。2010年12月评聘为副教授,2015年12月评聘为教授。2015年入选“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给本科生开设《中国古代史》、《西北民族史概论》、《中国古代史研究专题》,给研究生开设《敦煌学概论与出土文献研究》与《文物古迹与历史教学》等课。先后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藏学》、《敦煌研究》、《西域研究》、《敦煌学辑刊》、《唐史论丛》等发表数十篇专业论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论文和专著曾多次获陕西省和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奖等。先后主持包括博士后特别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等在内的多个项目。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曾在《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发表,这次作了修改。)

该文是2014年“火烧沟与玉门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火烧沟与玉门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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