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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相关] ZT 1910年,莫理循西北行:从西安到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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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5 15:2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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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5 15:32:1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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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5 16:13:3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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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4th My carts near Pinchow
2月4日,彬州(今陕西彬县)附近,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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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chowMy carts near Pin chow. Feb. 4.
2月4日,彬州(今陕西彬县)附近,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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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4th Seven storied Pagoda of Pinchow
2月4日,彬州(今陕西彬县),七层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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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n in inn yard at Pin chow. Feb. 4.
2月4日,彬州,院内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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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 gate of Pin chow. Feb. 4.
2月4日,彬州北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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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l train near Pin chow. Feb. 4.
2月4日,彬州附近的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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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across the River valley near Pin chow. Feb. 4.
2月4日,彬州附近的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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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across the River valley near Pin chow. Feb. 4.
2月4日,彬州附近的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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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 and sh.pherd boy near Chung wu hsien.
长武县附近,狗与放牧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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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in chains and block in market place Chung wu hsien.
长武县集市上示众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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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5 16:15:4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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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清末民初他在中国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59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有个陌生而重要人物“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他成为李鸿章与张之洞争夺的媒体记者;他揭露了户部尚书翁同?拨款60万银两给不法奸商购南洋木材建颐和园,而拒绝拨款给李鸿章为北洋水师购炮弹;他对北洋水师的报道加大了日本睦仁天皇强兵侵华的决心;他对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内幕的评说轰传北京城……辜鸿铭说:“他的一篇报道等于10个给朝廷的奏折。”
  
  但电视文艺作品不能等同与历史。清末民初,确实有一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与电视剧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正确的中文译名是“莫理循”而不是电视剧字幕上的“莫理逊”。“莫理循”这几个汉字是他1894年亲自选定作为中国护照用的中文名字,以后一直沿用,中国政府对他的称谓也以这三个字为准。而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他只是一个喜欢探险、热衷旅游的医学院的大学生,而不是泰晤士报记者。电视剧中关于他1897年以前在中国的活动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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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莫理循在中国延长江上溯旅行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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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理循在中国延长江上溯旅行的护照
  
  从莫理循在中国延长江上溯旅行的护照上看--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正确的中文译名是“莫理循”而不是电视剧字幕上的“莫理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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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5 16:34:55 | 显示全部楼层
莫理循文库-东洋文库   
  1917年,英国人莫理循在华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被日本人收购,成为今天东洋文库的前身。从此,中国人只能东渡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库,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水平。历史学家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库的外流同样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凡是研究亚洲各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几乎无人不知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财团法人东洋文库。东洋文库的英文名称是The Oriental Library,可直译为“东方图书馆”,它首先是一座举世闻名的亚洲研究专门图书馆,收藏有大量来自亚洲各地的珍贵原始资料和现代出版物,战后成为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主要分支机构之一,现有藏书75万册左右。但东洋文库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它还以丰富的馆藏图书资料为基础,设有一个庞大的研究部(现包括5个部门共12个研究委员会)和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出版有《东洋学报》、《东洋文库欧文纪要》、《东洋文库年报》、《东亚文化研究》等定期杂志和各个系列的丛书与不定期出版物,为日本学者定期举办“东洋学讲座”,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不定期举办“特别讲演会”。因此,东洋文库又被日本人自豪地称做是“东方学家的麦加”,那意思是说,凡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学者都应前往“朝觐”。 其实,东洋文库的源头在中国,它的前身是由英国人乔治·厄恩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年)在北京建立的“亚洲图书馆”,又称“莫理循文库”,只是由于日本三菱财阀的插手才落户到了日本。
  
  
  
  
  
  医生、记者、总统顾问
  
  莫理循(又译莫利逊等)于1862年2月4日出生在英属澳大利亚墨尔本西南方季隆,1879年4月进入墨尔本大学专攻医学,在该校肄业后于1885年1月转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887年8月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此后莫理循在世界各地自费旅行,1895年被英国《泰晤士报》任命为驻东亚特派记者,1897年3月到北京上任。莫理循到达北京后不久,即遇到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他在保卫使馆的战斗中被义和团击成重伤,一时被误传为战死,以至于1900年7月17日发行的《泰晤士报》上还刊登了一篇追悼他的长文。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由于日本和英国已于1902年建立同盟关系,所以莫理循在日俄战争期间站在日本一方,做为日本第三军的从军记者,通过《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地向西方报道日俄战况,以致于该报读者戏称日俄战争为“莫理循战争”。日本对俄胜利后,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进行殖民扩张,莫理循为了英国的利益,也开始转变笔锋,攻击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泰晤士报》上不断发表反日言论。为了缓和莫理循的反日态度,日本政府曾于1909年5月至6月邀请莫理循访问日本,其间明治天皇还亲自接见了莫理循。但是莫理循的反日态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尤其是当日本于1910年兼并朝鲜之后,莫理循更是加大了对日本抨击的力度。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已经50岁的莫理循也于1912年8月结婚,考虑到辛亥革命后北京物价腾涨,而《泰晤士报》又拒绝给他提高薪水待遇,遂决定辞去《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职务,返回澳大利亚另谋生计。正在此时,已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采纳了谋士们的建议,于1912年8月聘莫理循为大总统顾问,任期5年,年薪3500英镑,这是他为《泰晤士报》时工作时所拿薪水的许多倍。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之所以要重金聘用莫理循,主要是看中莫理循长期担任《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经历,以及他对世界外交局势了如指掌的渊博知识;此外莫理循自清末以来的言行带有明显的亲华和亲革命色彩,也使他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但是莫理循在任顾问期间,并不完全赞同袁世凯的政策。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阴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莫理循竟第一个将“二十一条”内容披露于世。随后袁世凯称帝,也遭到了莫理循的坚决反对。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莫理循又先后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徐世昌充当顾问。1917年春,莫理循参与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于1919年做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顾问,最后离开中国。巴黎和会结束后,莫理循没有再返回中国,于1920年5月30日在英国西德茅斯病逝。
  
  莫理循文库
  
  由于工作的需要,莫理循于1897年到北京后便开始系统地搜集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欧文书籍、杂志、地图、论文等。1912年莫理循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顾问之后,仍继续他的图书搜集工作。他在惨淡经营了20年之后,到1917年,搜集到的图书已达24000册。莫理循搜集到的图书首先以版本重要著称,仅他收藏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有西方各国出版的大约50种珍贵版本,包括1485年最初刊行的拉丁语本以及此后直到20世纪初的各种珍本。其次他网罗到的藏书以完备著称,其中值得一提的部分包括:自18世纪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各有关学会出版的定期刊物120种左右,皆从创刊号开始;中国海关报告;与中国有关的领事报告书和英国议会蓝皮书;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基督教各教会在华传教士的著作;19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各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中亚考察的报告书,等等。
  莫理循在北京的住宅原是朱启钤的私宅,位于王府井大街西侧,东安市场的对面。1916年以前,莫理循一直住在这里,门前立有一对石狮子,门牌上写着“莫大夫”三个字。莫理循的藏书也存放在这里,他定名为“亚洲图书馆”,但时人习惯上称之为“莫理循文库”。莫理循在自宅中为他的藏书特筑防火水泥书库,对外人开放。为了方便读者,莫理循还亲自为藏书编了目录,题为《莫理循博士的亚洲图书馆藏书目录》,共两大卷,1353页。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读书人都曾利用过这批图书,为读书而拜访莫理循的人络绎不绝,以致于王府井大街又被外国人叫做“莫理循大街”。据说有很多外国人曾抱怨道,他们一到达北京的火车站,人力车夫便径直地将他们拉往莫理循家,根本不问他们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因为人力车夫以为所有外国游客都是来拜见莫理循和来看莫理循藏书的。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居住时,大概是因为购书的缘故,他自己和全家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甚至靠出租住宅的一半房间来维持日常生活。1916年以后,莫理循认为王府井大街过于吵闹,于是又在靠北的弓弦胡同2号(今中国美术馆附近)找到一个住处,取宅名为“半亩园”。
  
  就在1916年,莫理循考虑到他的大总统顾问五年任期将满,也对北洋政府失去了信心,再次萌生了返回澳大利亚定居的念头。由于他本人经济拮据,体弱多病,于是便想在离华前把他20年间搜集到的图书以3万5千英镑的价格全部出卖。
  
  当莫理循于1916年底放出口风后,欧洲、美洲和日本有意竟买者蜂拥而至,其中包括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佛尼亚大学、日本的朝鲜总督府、东京帝国大学、满铁等等机构。当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长上田万年领着刚刚大学毕业的助手石田干之助正在北京游历,闻讯后于1916年11月末拜访莫理循,悄悄地调查莫理循文库的学术价值,他们认为日本如果想要在东方学研究领域赶超世界水准,必须获得这批图书。随后,上田万年极力怂恿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设法迅速将这批图书买回日本。当时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即后来的东京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正在中国监理该银行驻华各分行的工作,与莫理循私交颇深,也了解莫理循文库的价值,得知此消息后很快向横滨正金银行行长井上准之助打了报告,劝其设法在日本筹资,以将莫理循文库购回日本。井上准之助闻讯后立即去三菱财阀第三代掌门人岩崎久弥那里游说,交谈数分钟后,岩崎久弥答应出资三万五千英镑购下莫理循文库。
  
  文库东渡
  
  在岩崎久弥的授权之下,岩崎久弥的代理人小田切万寿之助和莫理循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商,于1917年8月29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莫理循宅邸签订了莫里循文库的买卖合同,并当场交接完毕。关于莫理循文库的商业价值,东洋文库前理事长榎一雄在1977年出版的《东洋文库六十年》一书中曾做过一次估算:“莫理循氏出的价钱是英国货币3万5千英镑,岩崎氏就以这个价钱买了下来。当时的1英镑相等于10日圆,所以这个价钱就相当于35万日圆。当时的1日圆相当于今天的1000日圆,换算下来,在今天就相当于3亿5千万日圆。假如莫理循文库在今天的市场上出售的话,随随便便就能升值到这个数字的十倍”。按照榎一雄的说法,莫理循文库的图书在1977年前后大约值35亿日圆。当然,莫理循文库的学术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岩崎久弥的代理人们购买了莫理循文库后,将24000册图书装入57个衬有厚铁皮的大木箱中,先用大车从北京运到天津,在天津装上日本邮船会社的“高砂丸”号轮船。为了运输安全,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要求亲日的北洋段祺瑞政府派军队担当从北京到天津的运输警备任务。1917年9月26日,“高砂丸”号轮船抵达横滨港,然后直接用火车运往东京,存入深川的三菱仓库中。
  
  莫理循文库被三菱财阀买回日本一事成为当时全世界的一大新闻,欧、美地区和日、中等国的报刊杂志上都有大量的报道,据说这个事件当时在日本和卓别林电影一起被称为两大新闻焦点。有些西方人在评论莫理循文库东渡一事时,甚至还利用这个事件来做为中国劣于日本的证据。譬如在1917年12月发行的《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莫利逊氏之藏书》的文章,实际上是胡愈之从《远东时报》上翻译的一篇文章,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关于中国事件搜罗若此闳富之藏书,华人不能自购,坐令入于日人之手,诚足为华人惜矣。不宁唯是,吾人对于此事,足征华人陋点之暴露。何以言之?此项藏书与华人利害密切相关,顾华人乃漠然视之,转使关系较轻之东邻不靳重资,购备参考,则彼日人之关心时局者何如?华人之自暴自弃又何如?此皆不问而可知矣”。实际上中国学术界并非不知道莫里循文库的价值,中国人之所以没能将莫理循文库保留在中国,主要还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并不关注学术,而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出资购买的实力。
  
  东洋文库建立
  
  当莫理循将他的藏书出售给岩崎久弥时,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1、这批图书必须冠以“莫理循文库”的名字,完整地永久保存下去;2、这批图书必须向所有读者开放;3、其中的连续出版物(期刊杂志)必须持久地订购下去。后来日本人并没有遵守第一个条件。
  
  莫理循文库运抵日本后,变成了岩崎久弥的私人图书馆。后来岩崎久弥逐渐将莫理循文库增扩,所藏图书已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语文,还包括了汉、日等亚洲各国语文的典籍,所涉及到的地域范围也从中国扩展到整个亚洲。从1917年到1924年间,岩崎久弥又出资购买了25000册汉籍和其它语文的图书。1924年11月19日,岩崎久弥将他私人所有的、扩充了的莫理循文库(藏书量已达49000册)加以改组,成立了财团法人东洋文库,12月开设阅览室,正式对外开放。日本人将莫理循文库改名为东洋文库,表面理由是莫理循文库已经得到扩展,继续使用莫理循文库一名不太合适,而实际原因是莫理循这个人长期批评日本,他的名字很难被当时民族主义盛行的日本所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三菱财阀解体,1948年8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遂将东洋文库纳为分支机构之一,此后东洋文库在各方面又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日本获得了莫理循文库,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洋文库,使日本的东方学研究长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诚如榎一雄在《东洋文库六十年》一书中所说:“多亏小田切万寿之助氏的敏捷通报,井上准之助氏的快速处置,岩崎久弥对莫理循文库重要性的理解和果断购买,最终才能够击败众多的竞争对手,将这批珍贵的文献搜集品带到日本来。这是日本东方学研究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迹。日本的东方学研究以莫理循文库的到来为契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大发展时期”。而中国人从此以后只能东渡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库(东洋文库),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水平。早在192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校长兼任所长,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随后沈兼士在《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中论及研究所国学门今后重点调查整理对象时特别提到“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书相提并论,可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也可以说明莫理循文库的外流同样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中国在1917年的贫弱国势下不可能将莫理循文库通过购买的方式保留在中国,这真是中国学术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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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实业家张謇1916年向莫理循问寻过莫理循文库的价格,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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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理循文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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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5 16:46: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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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ars marking every 10 li on the way of Anting hsien. Feb. 14
2月14日,前往安定县(今定西县)的路上,每10里一处烽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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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ned gate tower and wall of village. Ching Shui 1.
清水驿(今榆中县境内清水驿),荒废的门楼和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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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leman on the road - who asked me to take his photo. Feb. 16
2月16日,路上的一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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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y to Lanchow. Feb. 17.
2月17日,前往兰州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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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ow. Pavilion in the Chu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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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ow. Hadji at chief mosque.
兰州,清真寺里的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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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月,黄河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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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ow.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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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ow.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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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ow.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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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ow.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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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how.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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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ge near west gate, Lanchow
兰州,西城门附近的桥(不知是不是本次考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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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5 16:48:1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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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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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理循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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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崎久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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