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墓壁画研究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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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李星明

　　

　　吾友程旭先生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任副馆长有年，长期从事文物工作，特别专注于唐代墓室壁画的整理与研究，陆续发表相关文章。前几年其“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课题获得国家重大社科研究项目资助，遂致力于此项课题的研究，并作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进行撰写。去年8 月某日，程旭君忽来电话，言此研究课题兼博士论文业已成书，名为《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嘱我为序。我曾于十余年前对唐代墓室壁画做过整理和探讨，成《唐代墓室壁画研究》一书，其中某些得失已为学界同仁在不同场合评述。我当年撰写那部书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唐墓壁画中的域外文化的某些事项做过个案研究，我意识到唐墓壁画所表现的外来文化是一个值得专门探讨的题目，虽有触及，但自觉学力不逮，未能系统阐述。今程旭先生以数年之功，对此专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形成20 余万字的专著，当为其殚精竭虑之作，令人敬佩。我对此专题了解有限，更乏深究，勉为作序，甚感惶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最具有文化包容力的时期，域外文化大量涌入，使得华夏文化焕然一新。唐墓壁画作为丧葬礼仪语境中一种完整的图像系统，内含域外文化因素当在情理之中。关于唐代外来文化的研究，中外前贤有大量论述，早已成为唐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显学。史学发展至今，一方面深入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各个层面，不断细微化，另一方面各个方面相互交融，多视角地还原历史情境，趋向跨界的勾连。除了传统史学倚重的传世文献之外，可以作为史学材料的考古遗物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要，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在其《作为证据的图像：十七世纪的欧洲》（Images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一书中，强调图像作为历史证据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与文献一样，图像也会“记录”历史信息，史学研究在材料的使用上已经出现一种“图像的转向”（pictorial turn）。中国当代的考古事业迅速发展，大量古代墓葬、遗址和器物面世，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程旭君不失时机，结合本职工作，对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的唐代壁画墓中与域外文化有关的图像进行全面梳理和考证，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唐代多元文化和民族关系的景观，这本身就是一个符合学术潮流的取向。

　　程旭君在本书中对目前已经发现并公布的唐代壁画墓进行搜索，在掌握唐代壁画墓图像内容的基础上，以人物、动物、器物、服饰、饮食、乐舞、体育运动、宗教因素等纲目，分门别类地清理唐代壁画墓中与外来文化有关的图像，在其所了解的过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一加以辨析。这种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首先，展示了迄今为止已知唐墓壁画中所有与域外文化有关的图像，形成一宗专门的图像资料，便于学界进一步加以使用；其次，援引历史文献，对唐墓壁画中域外或周边民族文化因素的渊源、流传和性质进行考证，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胡人文化在中土传播和与汉文化融合的状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程旭君并未满足于对具体事项名物的单纯考证，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唐代中原王朝与域外和周边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通过图像材料，观察唐代的华夷观念、天下观念、朝贡关系、经济往来和族群流徙的变化，试图使零散的图像材料成为阐释历史文化某一方面的证据链，尽管这种证据链的建构目前看来尚存在缺环。

　　魏晋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胡风席卷中夏，外来宗教、习俗、观念、物质文化大量涌入，民族间的融合使得原来的华族血统变得复杂，及至唐代，甚至皇室和一部分贵族融有胡人血统，官员中还有大量的胡人，唐代社会和文化因为注入了新鲜血液而生机勃勃。这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唐代具有开放的文化胸襟的原因。以胡服为例，胡服在唐墓壁画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据程旭君统计，有浑脱帽、尖顶帽、卷沿虚帽、帷帽、冪、抹额、翻领小袖袍、裤褶服、帔帛、半臂、靴子、蹀躞带等等。在壁画图像中，不仅胡人穿胡服，汉人着胡服也很普遍，这和文献记载的情况吻合。胡服在中土流行，不能仅用猎奇心理来解释，除了胡服的便利和实用性之外，更反映出唐代士庶对异族习俗的包容心态，而这种包容心态则是建立在自身文化强大的自信心之上的。初盛唐时期在宫廷和贵族妇女中流行袒胸裙装，是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程旭君认为是这种袒胸裙装是受到希腊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产生的，从经过希腊化洗礼的波斯和印度地区保存的女性形象来看，这种看法的确是有根据的。初盛唐时期的贵妇穿着袒胸裙装，无疑是出于某种审美趣味，从当时诗人的歌咏中即可看到男性对袒胸美女情不自禁的赞赏。这种开放风气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与初盛唐时期贵族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恰好互为表里。在民族融合和域外文化影响的历史情境中，相当多的贵族妇女养成在社会行为中的主动性倾向，这个时期比较集中地出现多位皇后和公主干政情形可以证明这一点，武则天便是典型的例证。当时的贵族妇女这种心态也通过墓室壁画上的袒胸裙装仕女图像得以体现。安史之乱以后，胡服作为完整意义的外族服饰逐渐消失，但是胡服的一些元素却融入后来的汉服之中。程旭君通过对唐墓壁画中胡服的梳理和阐述，来观察中土士庶华夷观念的转变。

　　程旭先生在本书中，对已知唐墓壁画中有关胡人文化的图像做了全面汇集，并且对所涉事项做了大量的考证。有些事项的考证相当严谨，例如对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客使图》的阐述，探幽钩沉，立论谨慎。有些事项因为证据线索并不明确，论证起来颇为困难，程旭君在某种程度上做了推测，并且说明情况。关于唐墓壁画中外来文化因素的诸多问题其实相当复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俄国的学者百余年来在印度、中亚和西亚等地对中古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积累了大宗的资料和成果，其中有许多材料可以用于论证唐代壁画墓中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图像，所以参考和利用西文和日文资料是必要的。

（《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程旭著，文物出版社2016 年5 月出版，定价190 元。）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1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