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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是怎么被取消的
李鸿章建议增设新科取士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创始于隋朝。它打破了更早年代通行的血缘世袭和官僚举荐（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社会中下层读书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入仕通道，在世界上曾是一种先进的选官体系，也对后来欧美国家实施文官制度起过重要的借鉴参考。
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明代以后，采用八股文体来阐发经义，格式日益僵化，文章日益空虚，既与现实生活无关，更与科学进步无关，完全自成套路和技巧。在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对八股取士落伍保守的批评不绝如缕，兴办新式学堂的实践也逐步推进。二十世纪初，终于结束了绵延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
从现存文献看，晚清封疆大吏中，李鸿章最早公开向朝廷建议修改科举范围，学习西方科技，增设专门一科，选拔专业人才。事见于1864年6月2日，恭亲王奕(讠斤)转呈的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信件，当时李鸿章官职为江苏巡抚，年纪刚满四十一岁。
李鸿章在信中恳切地说道：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擎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依清末中西文化交融和体制嬗变的历史进程观察，李鸿章这个观点提出得非常之早。恭亲王呈信前一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刚在天京服毒死去，曾国荃率领湘军已将天京紧密包围，攻陷指日可待。关于战后国家建设和面临的中外关系，李鸿章的思考远超整个时代。
在此之前，李鸿章创建淮军，改组外国雇佣军“洋枪队”为“常胜军”，真实体会到西方兵器在作战中的巨大优势。而在上年，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向曾国藩倡言建立基础工业和推行新式教育。容闳要建立的机器厂，“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为“一切制造厂之基础”。
以其作为母厂，以下生发出众多子厂，“以中国原料之廉价，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曾国藩委托他在海外采购机器设备，1865年创建了江南制造局。容闳还建议改革教育制度，培养技术新人，后来启动的留美幼童培养计划，对于培养新式人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李鸿章所言“制器之器”说可见，容闳新鲜言论给曾国藩的门生部将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李鸿章写信建议改革的缘由之一。另一方面，洋务思想家冯桂芬于1861年撰写了著名的政论专集《校邠庐抗议》初稿，寄请曾国藩作序，该书被传抄多种副本流传，冯本人被李鸿章纳入幕府。
在《校邠庐抗议》“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制洋器”诸议中，冯桂芬主张“改定科举”，“特设一科，以待能者”，与李鸿章所言颇为一致。冯桂芬说国家重科举，“聪明智巧之士，穷老气尽，销磨于时文、试贴、楷书无用之事”，主张“特设一科”，引导聪明智巧之士，“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坚船利炮。在新建船炮局中学习西方技术，“工成与夷人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李鸿章的观点与冯桂芬交相辉映，显然也是受到冯桂芬思考的直接影响。
过了两年，李鸿章又向朝廷转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的条陈，主张变通文场科举之制。丁日昌说：“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闭户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他建议将科举考试改为八个科目，以求实济：一是忠信笃敬，以观品德；二是直言时事，以观识见；三是经史百家，以观学术；四是试帖括诗赋，以观才华；五是刑名钱谷，以观是否长于吏治；六是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能否带兵打仗；七是数学物理，以观其通识；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力；八是外国形势、言语文字，以观其能否出使不致辱命。他还主张特设一馆，招致奇技异能之士，则人才涌现不竭。海外华人之抱负绝艺者，亦将返回中国以营爵禄，仿佛今天推行之千人计划。
丁日昌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常发惊人之语。李鸿章一直视丁日昌为知己，常说两人一鼻孔出气。
1875年2月13日，李鸿章给他的淮军部下，时任署理江西巡抚刘秉璋写信，再次阐发自己对科举取士的看法。他感叹道，试帖小楷，丝毫无益于时务。近人条陈变通考试，皆被礼部驳回。我姑发其端，以待当道者猛省，然其依然执迷不悟。他们说科举代有伟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也是科举选拔之人。其实我早就说过，就算有曾、李等数十人，洋务亦断办不好。我们这些人，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有人担心洋学用夷变夏，那么华学能否制夷？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必嫌弃？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
他说的这些大实话，在当年，振聋发聩，却不是谁都看得明白，更不是谁都敢讲的。
科举是读书人的心头肉
从1864年起，洋务官员们先后推动办工厂、造舰船、建海军、兴电报，甚至设立新式军事学堂，送学生出国留学。但科举这头，新增一科，以科技人才来取士却长期未曾落实。科举始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骄傲，是香饽饽，也是他们坚守的最后堡垒。
直至整整二十三个年头过去，1887年4月18日，御史陈琇莹奏议，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清廷命醇亲王奕譞与相关衙门妥议具奏。
他们拟定了具体办法，规定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可另出算学题目，生监中果能通晓算法，将原卷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勘注册。俟乡试之年咨取来京，试以格致等科学，择其明通者录送乡试。每二十名于额外取一名，惟不得过三名之数，以示限制，会试时仍归大号。此后，有些观念开通的督抚、学政对部分书院进行改革调整，增添西学课程；一些地方的岁科考试也增添了经世之学和西学内容，但真正将算学生纳入乡试会试的实际案例，我尚未见到记载。
改革很难。不仅在于顽固保守势力的执拗，连湘军大帅们其实也心怀科举入仕的梦想。
我读过曾国藩九弟曾国荃1871年2月8日写给侄子曾纪泽、曾纪鸿的一封信：“余近年亦常常梦入乡闱（乡试），梦中起讲，入首总不得意。梦中观榜，名氏总不得挂一甲。梦中焦急，亦与昔年无殊。”曾国荃本来是国子监的贡生，因太平军造反，随兄组建湘军而终止学业，因镇压太平天国战功，受封一等伯爵、头品顶戴，担任过浙江、湖北巡抚，此时功成名就，称病辞官回湖南老家闲赋，却依然对没取得科举正途的功名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八股文做不好，会成为一种焦虑的梦魇。
最早主张科举改革的李鸿章，对于自家子弟的科举士途，也一直非常关注。
1881年3月2日（光绪七年二月初三日），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私信中提到：
稚子、童孙联翩入泮，督令专习帖括，并奖藉鄙人少时敲门砖闱艺。既自知为无用之学，又不能不以此为进取之梯。嘻！
他还在信中安慰丁日昌：
公自恨不得科第，究竟科第中人盈千累万，何者能干济时艰，即今之高牙大纛，及人参政事者，岂皆尽由科第进身。士之遇不遇，时也、命也，非科第帖括能限之也。
力主改革、破旧创新的丁日昌，功名仅为秀才，此信透露出，他私下亦为自己科举不达而懊恨。这是新旧嬗递年代无可奈何的矛盾，也是当官者的内心挣扎。
1882年，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字伯行，27岁）、老二李经述（字仲彭，18岁）和侄子李经畲（李鸿章大哥李瀚章长子，字新吾）联袂参加乡试，经方、经畲中举。张佩纶向李鸿章去信祝贺：“南闱榜发，伯行、新吾兄弟同捷，仰见德门积庆，若太夫人（即李鸿章老母，本年刚去世）犹在，其乐何如？想我公亦因喜增悲矣。”张佩纶在考前受李鸿章邀请为李经述做家教辅导，对于经述落榜，他多次向李鸿章表示安慰：“秋闱揭晓，仲彭不第。初学即售，本非幸事。想仲彭见理甚明，必不以此戚戚。”此后，李经述在1885年也考中举人。
在家族中，李鸿章和父亲李文安是两代进士，李鸿章也望子成龙。但子弟中，除李经畲考中进士外，其他人都就此止步，李鸿章也无可奈何。小儿子李经迈，对科举无甚兴趣，李鸿章感慨：“吾家科甲恐遂中断”。但他对于读书人通过科举获得发展的心情非常理解。
最著名的案例，是为留英学生严复提供科举考试的方便。严复公派英国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在天津水师学堂执教，却感慨“当年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一心想通过科举另取功名。陈琇莹提出算学取士之后，李鸿章总算等到了“特设一科取士”的实施，奏请安排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师生一体参加乡试，但严复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均未成功。
野史中有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