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二十世纪初，一位俄罗斯探险家来到阿拉善。在额济纳，他对哈拉浩特（黑水城）进行考古挖掘，将西夏历史大白于天下；在定远营，他驻足流连，被贺兰山风光深深吸引，写下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他就是科兹洛夫，一个在阿拉善留下深深印迹的外国探险家。据阿拉善盟文广局局长孙建军介绍，1908年至1926年间，科兹洛夫先后三次来到黑水城遗址，挖掘带走西夏文书、塑像、绢质佛画、陶器、经卷等珍贵文物达

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

二十世纪初，一位俄罗斯探险家来到阿拉善。在额济纳，他对哈拉浩特（黑水城）进行考古挖掘，将西夏历史大白于天下；在定远营，他驻足流连，被贺兰山风光深深吸引，写下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字。他就是科兹洛夫，一个在阿拉善留下深深印迹的外国探险家。

据阿拉善盟文广局局长孙建军介绍，1908年至1926年间，科兹洛夫先后三次来到黑水城遗址，挖掘带走西夏文书、塑像、绢质佛画、陶器、经卷等珍贵文物达8000多个编号,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和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我国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特别是西夏和阿盟中世纪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对研究西夏历史及阿拉善通史尤为重要。2014年9月，阿拉善盟“俄藏黑水城文物回访团”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就俄藏黑水城文物开展回访活动。这是百年来,阿拉善文化工作者第一次目睹俄藏黑水城文物的真容。

笔者阅读了科兹洛夫所著《死城之旅》、自治区文物考古专家刘兆和先生所著的《日落黑城》等书，理清了科兹洛夫在阿拉善考察的整个脉络。

一、邂逅恩师走上探险道路

科兹洛夫全名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出生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省霍夫希施那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常常帮家中做事，定期把家畜从故乡的顿河边赶往集市上去，这练就了他的胆魄。

188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小酒店工作的科兹洛夫结识了他崇拜已久的世界著名的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那天傍晚，科兹洛夫结束了忙碌的工作，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忽然，背后有人问他：“年轻人，你在这里干什么呢？”科兹洛夫一眼认出了此人是他所尊敬的普尔热瓦尔斯基，于是回答：“我想，在遥远的西藏，夜晚一定更为美丽，可我有机会看到那一派洪荒的高原吗？”这句话，让普尔热瓦尔斯基非常吃惊，于是将他聘为自己的探险队助手，让科兹洛夫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18岁的科兹洛夫被普尔热瓦尔斯基吸收到了自己的中亚探险队中。作为助手，他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起，完成了普尔热瓦尔斯基领导的第四次中亚探险活动。之后，他被普尔热瓦尔斯基推荐到圣彼得堡军官学校学习。

1888年，已有少尉军衔的科兹洛夫，参加了普尔热瓦尔斯基领导的第五次探险。不久，在哈萨克斯坦的伊克塞湖附近的探险出发地，普尔热瓦尔斯基因喝河水中毒而突然去世。科兹洛夫怀着对恩师不幸去世的巨大悲痛，与其他队员共同完成了这次探险任务。以后，他又参加了两次其他人组织的中亚探险。此时，在俄国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了解和熟悉中亚地区的民族、民风和自然地理等情况。

1899年，科兹洛夫亲任队长到中亚进行新的探险考察。他将考察队分成两组，其中一个组到达了额济纳河谷地，多方打听哈拉浩特的消息。而当地的土尔扈特人否认有任何古城的存在，这使科兹洛夫寻找哈拉浩特的企图未能实现，但这次在黄河河源地区的考察非常成功。1905，记录他这次考察内容的数卷巨著《蒙古与卡姆》在圣彼得堡出版发行。他因这次考察而获得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还被推选为这个学会的名誉会员。

科兹洛夫是一个天生的探险家，他不想过那种安逸的生活，中亚地区的神秘使他不得安宁。1907年10月，他在俄国政府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开始了“蒙古四川考察”，这是他的第六次中亚地区探险考察。考察的任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顺路考察蒙古中南部，二是考察青海湖，三是考察四川西北部。

由圣彼得堡经莫斯科、恰克图、乌兰巴托进入蒙古南部戈壁地区时，他寻找哈拉浩特古城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当进人扎萨克图汗盟后，便向这个盟的王爷打听哈拉浩特古城的情况和去额济纳河的路线。他的真诚、热情及丰厚的礼物使他赢得了王爷的信任，王爷悄悄告诉了他哈拉浩特的一些情况并祝他一路顺风，但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说出是王爷提供的情况。为了帮助他顺利到达哈拉浩特，王爷还给他派了向导并提供了骆驼。

1908年3月上旬，考察队到了额济纳河下游的苏泊淖尔湖畔。土尔扈特王爷达希贝勒派出当地最好的向导巴塔给考察队带路，3月19日，科兹洛夫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哈拉浩特。他把这座古城称为“死城”。

科兹洛夫探险队

二、黑水城的发掘让科兹洛夫大吃一惊

科兹洛夫在《死城之旅》中写道：“从哈拉浩特西面走近该城，将会被距城堡的南角不远处的一座大的建筑所吸引，这个建筑有一个结实粗壮的圆形尖顶，因此，给人们的印象与伊斯兰教用来祈祷的清真寺并无二致。几分钟后，我们已经通过西门进入了这座死亡之城的内部。这西大门与建在东边城墙上的大门呈斜线相对。我们进西门后碰到了一个正方形的荒废场地，这个正方形场地的边长约有333米，场地里有不少或高或低、或宽或窄的废弃建筑物，建筑物四周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其中包括一个陶器碎片大堆。到处都是塔，寺庙的数量也不在之下。寺庙是用沉重的经过充分煅烧的砖砌成的。我们不由得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地迷住了……”

科兹洛夫考察队在城中央扎下营地，不到一小时，便开始测绘和挖掘工作。他们观察和研究了城墙、街区、道路、佛塔和一些建筑废墟，测量了海拔高度和地理坐标，绘制了大致布局的平面图。他们挖掘了不少建筑遗址。其中在一些小店铺遗址中挖掘出许多生活用品、贸易物品、祭祀用品、铜钱和纸币、瓷片等。在城西南部的小庙遗址挖掘中，科兹洛夫对出土的条砖和方砖很感兴趣，其中搜集了7公斤条砖作为样品运走。

在东北部的一个废墟中，科兹洛夫挖到了画在一块约长宽七八厘米布上的佛像，激动得全身都有“惊喜的感觉”。他们接着还挖出了一些金属制造的小碗、一些西夏文字手稿的碎片。作为已有丰富经验的探险家，科兹洛夫对此十分感兴趣。他认为这是研究当地的历史文献。更让他兴奋的是在一座佛塔中，找到了3本古书、30个有西夏文的本子和一幅“阿弥陀佛现身像”，还有一些小的雕塑佛像。特别是“阿弥陀佛现身像”，保存良好，色泽鲜艳，非常珍贵。

他们还挖掘了另一座佛塔和城西北角他们认为是将军寓所的一些地方，挖出了一些工艺品、念珠、硬币、佛像眼珠、波斯文手稿碎片、用泥做的小佛像和小佛塔、秤砣、锤子等。其中在一个遗址中出土的波斯文手稿碎片，后来经科学家研究竟是著名的《七个圣者》的片断。他们在这里挖出的文物整整装了10个邮箱，在即将离开遗址马上拆营开拔的时候，有一个自愿前来帮助挖掘的喇嘛，从商贸大街一座房子附近挖出整整一套元朝纸币，厚度达15厘米，大小规格不一，都盖着红印。考察队把这一无比珍贵的纸币装入最后一只邮箱。3月30日，他们便拔营向阿拉善衙门所在地定远营赶去。

科兹洛夫挖掘过的黑城遗址

三、定远营与贺兰山令科兹洛夫印象深刻

科兹洛夫多次到达过定远营。第一次到达时间未知，第二次很清楚，他在《死城之旅》中写道：“疲倦的考察队员们很快入睡了，但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来到阿拉善的情形。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我们游玩了绿洲和附近的一些山。我还格外清晰地回忆起我第二次来到这里的情形，那是1901年，当时我是和西藏考察队一起，从遥远、富饶而神奇的卡姆人的地方，在返回祖国的途中路过这里……”

1908年4月21日，科兹洛夫第三次到达定远营。他在文中是这样描绘定远营的：“定远营绿洲位于一块看上去没有生命力的灰色高地上，绿洲上布满了由小河、小溪和宽沟构成的水网，水网里的水源自泉水。绿洲西面毗邻着无边无际的沙砾质沙漠，东面则是高耸入云的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山脉。这里是交通枢纽，在周围单调乏味的黄色基调的衬托下，这里的绿色令人格外赏心悦目，欢欣鼓舞。在经过漫长的沙漠之旅后，定远营那高大的榆树、杨树、王公们奢华的园子和大片的农田给我们一种如入天堂般的感觉，尽管它柔美的春日曾遭到暴风雪凶狠的摧残，所有新绿香销玉殒，灰暗无光，所有的花蕾还未绽放就已经凋零。”

科兹洛夫发现，定远营绿洲上的菜园和农田都被精心地侍弄过，处处可以看出农人们对土地的热爱，“他们善于利用大自然慷慨的赐予。阿拉善的蒙古人具有定居部族的素质，他们不仅善于侍弄土地，而且以定居的泥土房取代了本民族的蒙古包，这正是他们有别于自己北部和南部的蒙古兄弟的地方。绿洲的土壤很肥沃，只要有丰富的水源灌溉即可有好的收成。”

科兹洛夫看到定远营古城：“城堡高高的城墙位于绿洲北部，城墙上修有用来防御的射击塔。城墙十分坚固，它的顶部铺砌了砖并用石头造出屏障，屏障上留有射击孔。在城堡外面，有一条商业街。走近一些，可以看到许多贸易场所。这条大道经过贺兰山山麓，通向南山（祁连山等山脉）。”

科兹洛夫在定远营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闲暇时，就观察周围。他写道：“在无风的日子里，空气变得异常透明清澈。贺兰山差不多是纤毫毕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可以看见它的山峰、峡谷、峭壁和森林。但这一切只能在刮风前看到，只要一刮风，哪怕是并不强劲的风，立刻灰尘弥漫，将四周的一切遮掩起来。远远的沙漠上有时会出现一些高高的、细细的或其他稀奇古怪的风暴的轮廓，让人看起来感觉沙漠好像立刻就要推移过来，凶狠地吞噬掉这个百花盛开、生机盎然的绿洲。”

科兹洛夫非常向往攀登贺兰山，他写道：“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定远营度过的，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需要我来做。但我的内心深处却十分牵挂着贺兰山，很想早一点进入这座美丽的山。”

终于，科兹洛夫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贺兰山。他写道：“在我们沿着和滕郭勒峡谷攀登贺兰山途中路过一座山峰时，在那里度过的一段时间是让我感觉最为惬意、美妙的时光。山的两边是像波浪一样延伸的长丘，它们被薄雾轻笼，一直伸向远方；山的西部是无边无际的沙漠，东边则是黄河那闪着银光的‘水带’。而我当时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

除了游玩，科兹洛夫还对贺兰山动植物进行了科学考察，他发现，贫乏的水资源和干旱的气候明显地影响到了贺兰山中的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这里动植物的品种比较单一。考察队在贺兰山和绿洲里只收集到约三百种植物和六十余种鸟类，鸟类当中小部分是迁飞的候鸟，其余的则是定居和巢居于此的。

1908年7月6日，科兹洛夫一行离开了定远营前往青海湖考察。

定远营古城

四、再次回到黑水城又有重大发现

1908年3月在黑水城挖掘期间，科兹洛夫与额济纳旗札萨克达希贝勒之间相互进行了拜访，相互款待，并且赠送了礼品。科兹洛夫利用和达希贝勒的良好关系，通过蒙古驿站，向乌兰巴托寄了几个包裹，其中有一些信件和佛像等。他向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俄国科学院报告了发现哈拉浩特的事实，希望俄国科学家尽快进行研究，他迫切要知道这个废城的时代和当时的居民情况。后来，他把10个邮箱也寄回国内。

科兹洛夫在对青海湖及沿途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之后，1908年12月7日，于青海省贵德收到了圣彼得堡来的邮件。其中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来信告诉他，包括俄国科学院在内的圣彼得堡科学家都高度评价考察队在哈拉浩特的发掘成果，认为哈拉浩特是西夏王朝的首都遗址，有彻底挖掘的必要性，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哈拉浩特上，建议他放弃四川西北部的考察，返回戈壁沙漠对哈拉浩特这个死亡之城，继续进行补充性考察。信中还告诉他，对哈拉浩特下一步的挖掘，不要怕花时间和精力，也不要吝啬金钱。

俄国地理学会的来信使科兹洛夫十分高兴，一方面，他为在哈拉浩特的发现如此重要而高兴；另一方面，他为不去四川免走那条土匪出没的危险之路而高兴。他改变了原来继续考察四川西北部的计划，带领考察队在青海高原上的藏族区考察，其中考察了拉卜楞寺。1909年3月10日，科兹洛夫离开西宁，经兰州北返，第四次前往定远营。

到达定远营的时间是4月7日，一路风尘的科兹洛夫，非常喜欢定远营的宁静与安详。在这里，科兹洛夫把考察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重装，带着前段时间考察收集的物品，直接经乌兰巴托回国；一部分轻装，由科兹洛夫带领，准备再次前往哈拉浩特。科兹洛夫在定远营一直休息到5月4日，然后带着11峰骆驼出发前往哈拉浩特。

挖掘现场

1909年5月22日，科兹洛夫第二次抵达哈拉浩特。这次，他还是把营地扎在哈拉浩特城的中心，同时与额济纳旗札萨克达希贝勒联系，重叙友谊。达希贝勒帮助他雇用了一些当地人从事挖掘，还雇用一些牧民每天从额济纳河谷地往工地用骆驼运送水和羊等。这次挖掘的人比上次多一倍以上，用的东西自然要多许多。

这次挖掘几乎是遍地开花。科兹洛夫用“工具磕碰发出声响，到处尘土飞扬”来描述开始挖掘时的情景。考察队员和民工每天很早就起来挖掘，中午休息。当时戈壁沙漠中已经很热，他们测量城墙背阴处温度已达37摄氏度，地表温度已经超过60摄氏度。但是，挖掘的人们热情都很高，谈话的主题尽是挖掘的事情，晚上谈论白天挖到了什么东西，早晨预测可以挖出什么东西。科兹洛夫在这期间发出了一大批邮件，包括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和在俄国及乌兰巴托的朋友的信件，目的是让一些社会机构和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情况。

这次挖掘是科兹洛夫精心设计的系统挖掘，在俄国考察队员的监督下，民工不但对街道两边的房屋进行挖掘，还对他指定被怀疑埋有物品的地方挖掘，包括一些深井。但是，挖出的东西跟上次差不多，还是日常生活物品和祭祀用品，还有一些文稿、纸张、金属币、纸币等，没有让科兹洛夫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其实，这些仍是无价之宝，只不过当时他还不认识罢了。同时，他还派俄国队员到城外的一些地方去调查勘探挖掘。

科兹洛夫挖掘出的珍贵文物

不久，他把注意力放在城西380米处的一个佛塔上，把这个塔列入挖掘计划。当挖开这个约10米高的泥土建造的佛塔时，所有人都被惊呆了。佛里面简直是一个文物库房，有大量的手稿、书籍、卷轴、铜佛像、木雕佛像、小佛塔，一堆一堆地放在一起，十分凌乱，在下部有20尊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塑佛像，面向图书和文稿，似乎在祈祷。在佛像下部，有用绸缎精心包裹的几本书，还有青铜佛像、小佛塔、雕刻画版。在塔中间有一具坐着的人的骨骸。他们把颅骨带回圣彼得堡，人类学家维列可夫很快就认出是50多岁的妇女的骨头。根据科兹洛夫书中记载，塔里有西夏图书和手稿超过2000册，画在麻布、绢和纸上的佛像等画300多幅。其中有两件佛教题材的书画，他们打开后看得目不转睛，印象极其强烈和深刻，认为“妙不可言”、“无与伦比”。他们把这个塔称为“辉煌舍利塔”。巨大财富使他们忘乎所以，以至没有按照考古学的操作规范，没有对挖掘中的每一步都认真作详细的记录，而是把文物都混在了一起，给以后对哈拉浩特的研究造成许多困难，有些本来可以搞明白的事情却成了难以解开的谜团。

挖掘现场

在对哈拉浩特挖掘的同时，科兹洛夫还派人对周围地区进行考察。到达的地方有额济纳河过去流向东北方向居延海的古河道、被流沙掩埋的古代屯田的绿洲和古代村落遗址。其中挖掘佛塔90多座。现在，黑水城地区保存下来的佛塔都有一个圆洞，无疑大都是科兹洛夫探险队所为。他们从那里也获取了不少珍贵文物。

挖掘出的珍贵文物

挖掘出的珍贵文物

经过20多天挖掘，1909年6月16日，科兹洛夫结束考察队在哈拉浩特的工作，组织驼队驮着挖出的无价之宝，从哈拉浩特西门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方经乌兰巴托回国而去。由于要带的东西太多，科兹洛夫把真人大小的泥塑佛像留下埋了起来，待以后再取。1910年，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新建的大楼里，展出了科兹洛夫在哈拉浩特及此次考察在青海等地的收藏品，引起轰动。科兹洛夫因此被晋升为上校，还应邀到沙皇所在的夏宫，用幻灯片和照片向尼古拉二世等讲述了考察探险的经历及收集的珍贵藏品。接着，他又获得许多荣誉，其中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和意大利地理学会分别授予他金质奖章，法国学术院也给予了很高的荣誉。他带回的来源于哈拉浩特的收藏品，有3500多件藏于冬宫博物馆，8000多件藏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五、科兹洛夫留在黑水城的遗憾

科兹洛夫的发现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并且直接推动了西夏学学科的形成和西夏学的研究。特别是俄国学者利用哈拉浩特的出土文物，对西夏历史、语言、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有不少成果。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及研究力量有限，对黑水城出土文书的研究，从总体上说只能算冰山一角。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由于手中没有黑水城出土材料，只能靠俄罗斯学者刊布的一些材料，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1993年，经中国省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民族研究所所长、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先生协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签订了共同整理出版俄罗斯收藏的黑水城出土文书合作协议。史金波等我国学者先后4次到圣彼得堡进行较长时间的工作，将全部文书进行了叙录拍照。对祖国文化遗产颇具责任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自筹资金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13卷，估计需要30卷才能出版完毕。其中有一部分俄罗斯方面没有登记的西夏社会文书，如借贷契约、户口簿、税收账目等。这次被发现并开始陆续整理出版，对西夏社会和黑水城地区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死城之旅

科兹洛夫在完成了哈拉浩特的发掘报告和《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汉译《死城之旅》）以后，便准备到西藏探险考察，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政府和苏联地理学会的支持下，科兹洛夫又开始着手到西藏考察工作。他亲自到北京办好了去西藏的通行证，达赖喇嘛也把通过进入西藏山口的“割符”送到乌兰巴托。可惜这次又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未能如愿，只好到蒙古国进行考古调查。

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地区，科兹洛夫发现了匈奴首领的墓葬。挖掘出土的汉代的丝织品及动物纹的金属饰片等文物，反映了古代亚洲北方草原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等许多重要信息。这一成果又被苏联专家认定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926年，科兹洛夫在乌兰巴托设法取得了越过中国边境的许可，乘汽车横穿大漠，第三次到达他割舍不下的哈拉浩特。他在记忆中的地点，反复寻找当年所埋下的无比珍贵的佛像，但一无所获，不知是风沙改变了地貌，使科兹洛夫难以找到准确的埋藏地点，还是被其他人挖走或毁坏了。这件事让科兹洛夫终身遗憾。

1935年9月，72岁的科兹洛夫身患重疾不治，长眠于列宁格勒郊外的疗养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