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6月15日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张云研究员以“吐蕃文明的再认识”为题，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所111会议室为我所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论坛”的第六讲。讲座由石硕教授主持，霍巍教授评议。藏学所熊文彬、徐君、杨明洪、张延清、嘎尔让、杨清凡、杨锋等老师以及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到场聆听。讲者张云先生 讲座开场前，张云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讲座内容

6月15日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张云研究员以“吐蕃文明的再认识”为题，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所111会议室为我所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珠峰名家论坛”的第六讲。讲座由石硕教授主持，霍巍教授评议。藏学所熊文彬、徐君、杨明洪、张延清、嘎尔让、杨清凡、杨锋等老师以及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到场聆听。

讲者张云先生

讲座开场前，张云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讲座内容的缘起。他指出，本场讲座主要是他本人在学术研究和编纂《西藏通史》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新史料的发现，在“一带一路”新背景下，对吐蕃文明的一些问题产生了新认识。他进一步谈到，考古工作者近年在西藏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出土了一大批古物，如丝绸、茶叶等，启发了他对象雄文明的新思考。他强调到，以往学术界在研究象雄文明时，使用的资料大多为晚期的苯教史料，而学者们围绕这部分史料仍存在很大争议，有些人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有些人则认为它们属于后期历史构建部分而予以全面否定。另一方面，汉文史料中关于象雄文明的记载，史家往往数笔带过。因此，如何使用晚期的苯教史料就变成了难题。近年的考古发现，不但为我们破解象雄文明之谜带来了新希望，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思考文献资料中关于象雄与内地之间发生联系的记载，从而进一步帮助我们研究吐蕃文明的起源问题。

讲座中张云研究员主要围绕两方面的议题展开。一是高原丝路，即高原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问题。他首先强调到，高原丝路在高原的对外交流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是理解吐蕃文明发展的一把钥匙，因此，它为我们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提供了新视角。结合当下“一带一路”的新背景，对此问题重新展开研究，也能促使我们产生新的思考。在此过程中，他重点谈及高原丝路的定名问题、高原与外界交流层面问题、高原文明与外界交流标志性物品等问题。二是吐蕃文明的创新发展和构建问题。他首先提到，有关吐蕃文明的藏文史书大多为教法史，其中被忽略部分甚多或由于需要做了改动，这便要求我们不断挖掘新内容，不断发现新资料。接着通过实证，他指出吐蕃王朝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包含着历史文化的再构建，考察吐蕃文明史还需要仔细甄别和细致分析。

关于高原丝路问题，张云研究员强调“高原丝绸之路”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同时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和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青藏高原的古道有过若干名称，以物品交流命名的如麝香之路、食盐之路，还有地域之间的交流，如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以及唐宋以后的茶马古道等。这些概念都与“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有关，但也存在狭隘性。虽然“高原丝路”出现的时间难已敲定，随着考古的发现，特别是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将高原丝路出现的时间推前至我们已知的年代。

从文献资料来看，可将高原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分成三个层面。首先，高原丝路的出现发生在以农业或牧业为主的地区，因此早期的高原交通道路可能就在农牧地区之间，也就在农牧区之间发生了贸易交流、文化交流，拥有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彼此产生了互动，这就形成了高原丝路上最初最简单的交流联系。其次，随着贸易的逐步扩大，不同地区形成交通网络道路，与周边民族之间产生交流，特别是中原地区。最后，往来的幅度走向更大的范围，表现在与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交流往来，道路因素在交流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张云研究员还强调，在各个文明的交流过程中政治因素在高原丝路中渐渐发挥作用，如唐朝时期吐蕃与中原王朝之间亲密的往来，元朝时期中原王朝对吐蕃地区实施行政管辖建立驿道驿站，这些都丰富了高原丝路与周边交流联系。

根据考古出土和文献记载，高原丝路交流中的标志性物品可以归结成三种：分别是丝绸、瓷器和茶叶。据文献记载，丝绸在唐蕃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阿里地区出土的丝绸引发了我们对丝路路线新的思考。有关瓷器和茶叶的文献记载，在《汉藏史籍》中清晰的记载了在都松芒波结时期传入吐蕃，饮茶习俗也在此时期兴起。瓷器作为饮茶的用具，在饮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除了高原丝路上内部之间和外部周边民族进行交流的网络式的大道外，高原地区上的民族走廊与丝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道路交通的盛衰与吐蕃的兴衰也是密不可分，吐蕃文明的强盛或是衰落都在交通的开通或受阻方面找到相应的解释。

随后，张云研究员探讨吐蕃文明的崛起与发展问题。他指出，无论是崛起于雅隆河谷的悉补野吐蕃文化，还是统一西藏地区的吐蕃王朝文化起初都避免不了部落和族群文化的色彩，也就是具有鲜明的原始文化风格和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它是与吐蕃早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规模相适应的。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其自身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这些局限性使其无法适应融合众多的部族和族群，满足统一王朝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不利于吐蕃与周边文化发达地区的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吐蕃统治者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拿来主义”策略，积极而大规模地直接引进和借用唐朝中原文化、印度文化、突厥文化、波斯文化以及其他各民族文化。从松赞干布开始即从唐朝内地、尼泊尔和印度引进佛教并逐渐以佛教思想来改造吐蕃人的思想意识。在吐蕃接受的外来文化中唐朝中原的政治制度、建筑技术、天文历算、医学、绘画、乐舞等都被吐蕃接受过来。吐蕃除了派遣贵族子弟前往长安国子监学习技艺之外，还邀请唐朝僧人前来教习佛经、医生前来教授技艺等等。印度宗教文化、天文历算、医学、文学，波斯的宗教、艺术和制造工艺，大食的医学和突厥的法律等等都被吐蕃人有选择地接受过来用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文化宝库。

吐蕃王朝通过军事活动对青藏高原地区白兰、苏毗、党项、吐谷浑等各族各部进行整合后，不断吸纳周边地区的文化。通过这些吸收、交流、融合，吐蕃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它们都成为吐蕃王朝灿烂文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吐蕃王朝文化迅速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吐蕃王朝的文化策略没有满足于吸收和借鉴而是在拿来的基础上开始了再创造的过程。例如佛教从唐朝中原、尼泊尔和印度地区传入吐蕃后逐渐地适应西藏地方的实际，特别是和西藏地方的原始宗教苯教相互融合，最后形成特色鲜明的藏传佛教并左右到吐蕃人乃至后代藏族群众的精神世界。

最后，张云研究员谈到吐蕃文明的创新发展和构建问题。他首先例举吐蕃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困惑，如聂墀赞普如何入住人间问题、藏族人的起源问题、氏族的来源问题等。他认为，后期史家在对吐蕃早期历史的构建过程中缺乏历史的真实，更多的则神话的内容，好比对赞普的神话，将松赞干布塑造成观世音的化身，难免生搬硬套而又玄虚，不足为信。但这恰恰体现了对佛教史观的提倡，对历史史实具体写照的淡化，旨在凸显和强调佛教义理，并把弘扬佛教的事业与赞普联系，满足自身利益。除了满足自身利益对历史进行构建外，一些史实因年代久远，史料难以考证而存在构建现象，正如关于“十二小邦”的资料。有学者根据11世纪后的藏文史书将“十二小邦”的时间确定在聂赤赞普之前，西藏社会处于部落联盟时代。但也有学者根据史料认为“十二小邦”出现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之前。讲座末尾，张云研究员谈到从史学角度看，对历史的构建乃至篡改，都难免存在，这对我们研究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同样的它保留了一些珍贵的素材，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我们的历史研究也会不断向前推进。

讲座之后，霍巍教授进行了精彩的评析。结合讲座内容和他本人的研究，他首先强调张云研究员的讲座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问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并进一步强调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及其与文献史料双重互证的重要性问题。同时，他还对西藏西部社会复杂化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讲座主持人石硕教授针对张云研究员的讲座也发表了个人观点，他强调学者在做吐蕃历史研究时，很多人仅仅认为这是关于藏族的历史，但这其中包含了许多民族在内，因此多向的参考不同语言文字的史料很有必要。最后，在场其他师生与演讲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互动。

讲座现场

（徐理 供稿；朱德涛 校稿；张云 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