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艾丽莎· 布林正在乌兹别克斯坦中世纪城市塔什布拉克的一处埋葬地点发掘古代人类头骨。照片来源：汤姆·马尔科维奇（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分校）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考古研究院与德国基尔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仿似那些熟知各处美食所在的美食爱好者，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或许其实是中世纪时期的烹饪专家。其饮食多样性远胜同时期的城市居民。“长久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丝绸之路上的城市 ...

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艾丽莎· 布林正在乌兹别克斯坦中世纪城市塔什布拉克的一处埋葬地点发掘古代人类头骨。照片来源：汤姆·马尔科维奇（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分校）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考古研究院与德国基尔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仿似那些熟知各处美食所在的美食爱好者，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或许其实是中世纪时期的烹饪专家。其饮食多样性远胜同时期的城市居民。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认为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应当是各处饮食与文化影响汇集之中心，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那些游牧族群才是真正的美食文化享用者，”基尔大学的泰勒·赫尔墨斯告诉我们。他是即将出版的《科学研究》一书的主要作者、华盛顿大学2007年毕业生。

根据对中亚地区古代墓葬出土人骨遗存所做的同位素分析，游牧族群的食物来源可谓“大杂烩”，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食谱则有限而单一，以当地出产的谷物为主要成分。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从远距离的贵重物品交换角度来理解“丝绸之路”，往往忽视了往来之人所扮演的角色，”赫尔墨斯说道，“食物谱系于是成为我们学习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寻这种联系下所产生的人类经验的绝佳路径”。

赫尔墨斯的导师、来自基尔大学的考古学教授谢丽尔· 马克莱维奇认为，“固有成见倾向认为，牧民的饮食结构单一、主要依靠所蓄养牲畜的肉奶制品生活。而这一研究则清楚地显示出，不同于同时期的城市居民，丝绸之路上的牧民反而可以接触到远超预期之丰盛的多种野味及家养动物。”

该书另一位作者、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 弗拉切蒂指出，“这一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距今一千年前的游牧族群是如何突破地区限制、促进新种类食物及其烹饪方法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

弗拉切蒂还指出，“这一研究更为独特的贡献在于更好地展现了当时城市位于地方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微妙处境，同时突显出以游牧人为代表的移动社群，在促进文化交流的社会网络与航线的过程中，作为核心力量之重要性。”

这一研究所涉及的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遗存被运往德国基尔大学，接受赫尔墨斯的分析。为了保证研究的全面性，他还收集了以往针对该时间段所做出的同位素分析的结果，以期得到更为完整的该地区相关信息。

赫尔墨斯提到，“在进行这一研究之前，我们对丝绸之路沿线人类饮食结构之多样性的了解存在巨大的空白。我们没有相关数据。（如今）依靠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这一众多路线与人类聚居区所在之地区的样本数据，我们可以极大地扩充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范围。”

作为华盛顿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考古研究院之间的长期科学合作内容之一，这一研究得到的数据支持来自田野调查与博物馆收藏两方面。

这一研究对个体饮食内容所做的评定主要依据对古代人骨遗存所作出的同位素分析。这种分析使得研究者可以解锁大量有关食物构成的信息，包括个体在连续几十年中所消耗的食物中动植物比例与类型。

稳定的同位素分析法是追索古代饮食构成的“黄金依据”。作为运用这一技术的专家，马克莱维奇将其进一步运用于研究近东地区从狩猎与采集向农耕文明这一主要演化过程。她刚刚开启一项跨学科ERC研究计划，探索牧业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传播。

该书其他作者包括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生艾丽莎· 布林，以及两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员：法赫德 · 马克苏多夫和萨玛瑞丁 · 穆斯塔夫库洛夫。

同弗拉切蒂在中亚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十余年的赫尔墨斯，将同位素分析这一技术应用于研究人骨遗存。这些人骨来自中亚地区公元2世纪至13世纪间的数十座游牧与城市墓葬。

这些墓葬分属多种不同族群，来自各种气候与地理环境，其中包含一处近期发掘于乌兹别克斯坦高纬度山地聚居地、一处来自哈萨克斯坦厄塔剌绿洲、以及土库曼斯坦低地平原上的城市聚居点。

虽然之前在这些地点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谷物类植物与家养动物的存在，我们却不清楚它们是如何构成城市居民饮食内容的。而同位素正可用来分析这些食物长时期内所发挥的重要性。

“研究人骨遗存的意义在于它们保留下来的组织可以体现个体在多年内的饮食习惯，”赫尔墨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碳同位素比例，来分析某人饮食中不同植物种类所占的比例，例如小麦、大麦或小米。小米的碳同位素表现非常独特，另外，不同的氮同位素比例还可以说明对象的饮食结构是以植物为主、还是主要依靠来自山羊或绵羊的肉奶的食物链顶端。”

这一研究发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聚居区之间的饮食结构之区别，而令人惊奇之处在于，特定聚居区内个人饮食结构几乎相同、很少差异。大多数城镇居民的饮食构成几乎相同，可能源于地方环境、食物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条件限制。

“而游牧群体成员的个体饮食结构相对来说就更为多样。这种差异或许可以归结为个体生命过程中的频繁迁徙、更为丰富的野味及家养食物选择以及个人喜好之不同，从而说明游牧族群也许不需面对城市居民所受到的文化限制。”赫尔墨斯认为。

“游牧者与城市居民拥有不同的饮食生态，而这正说明丝绸之路上的饮食受到环境与文化选择的双重影响，”赫尔墨斯认为，“虽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丝绸之路上的交流必然导致饮食习惯之趋同，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并非事实，尤其对于城市居民而言。”

如今，赫尔墨斯、弗拉切蒂、马克莱维奇同他们的合作伙伴齐聚撒马尔罕，准备将这一同位素分析方法应用于新的中亚地区考古发掘。

“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范例，从研究创造历史的人类入手，来分析历史现象，”赫尔墨斯说道，“如今的成果令人兴奋，但仅仅是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古代世界研究这一新的征程的开端。”

“过去十年中，我们的学术联合研究在考古领域做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成果，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新的国际伙伴关系的发展，最佳的例子当属泰勒·赫尔墨斯带领下的在基尔大学进行的考古科学研究，”弗拉切蒂说道，“正是这一国际合作使得我们作为一个工作组可以最大化地、全球性地使用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联合田野调查和实验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与环境知识。”

故事来源：资料由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提供。原始材料源自盖瑞· 艾维丁。

注：内容或曾根据风格和长度进行编辑。

文章原名：Compared to nomadic communities, Silk Roadcities were urban food dese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