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普氏野马在牧场吃草。图片来源：© kwadrat70 /Fotolia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尽管在现代几乎无据可查，马匹最初是由哈萨克斯坦狩猎采集者的后代驯化的。这项研究再次阐明了存在已久的“草原理论”——马的驯化使得印欧语言的起源与传播成为可能。马的驯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人类、人类语言及其思想比从前流动得更远且更快，造成了农业与骑术战争的迅速蔓延。世界各地的学者合作开展了一项新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发表 ...

普氏野马在牧场吃草。图片来源：© kwadrat70 /Fotolia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尽管在现代几乎无据可查，马匹最初是由哈萨克斯坦狩猎采集者的后代驯化的。这项研究再次阐明了存在已久的“草原理论”——马的驯化使得印欧语言的起源与传播成为可能。

马的驯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人类、人类语言及其思想比从前流动得更远且更快，造成了农业与骑术战争的迅速蔓延。

世界各地的学者合作开展了一项新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发表在2018年5月9日的《科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分析了古代人类和现代人类的DNA样本，结果表明——该小组研究的74个古代全基因组序列的年代都超过11,000年，且均来自亚洲内陆地区与土耳其。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和哥本哈根大学的Eske Willerslev教授参与联合领导了这项关注考古发现、历史和语言学的研究。

研究主要建立在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与语言学研究所的印欧研究学者提出的问题上。他们提出了若干争论，例如谁是首批驯马人。过去的研究认为结论是颜那亚(Yamnaya)文化的游牧群体——一个居住在东欧和西亚的主要游牧民族。

哥本哈根大学历史语言学家Guus Kroonen博士解释说：“印欧语系在欧亚大陆的成功传播困惑了研究人员一个世纪。过去认为这个语系的使用者在驯化马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结合轮式车辆的发展，印欧语言从颜那亚文化传遍欧亚大陆。”

然而，该研究表明，驯化的马早在5500年前就为波泰（Botai）人所用，甚至在中亚东部更远的地方也出现过，完全独立于颜那亚牧民。这个故事的另一个转折点是，这些波泰人的后裔后来被来自西部的移民赶出了中央大草原，他们的马也被代替。这表明在其它地区出现了新的驯化马。

波泰和颜那亚文化之间并无关联

这项研究没有发现与颜那亚和波太考古文化之间的人类基因联系，而此因素对了解颜那亚的东进活动至关重要。显然，他们的东扩完全绕过了波泰，跨越草原前行3000公里，抵达了中亚和东亚的阿尔泰山脉。

该论文的作者之一，埃克塞特大学考古系的Alan Outram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知道，最初在中亚驯养马的是冰河时代猎人的后裔，后来成为该地区最早的牧民。尽管他们在当地进行了革新，到青铜时代中后期，这些人仍然被欧洲草原的牧民超越并取代，他们的马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语言在不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传播

作者还表明，已知最古老的印欧语言——赫梯语，并非如过去研究所宣称的那样，源自欧亚大草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

与最近一系列青铜时代欧洲人口迁移的研究形成对比，亚洲的最新成果表明，族群和语言的在混居人群中更容易被理解和传播。

哈佛大学亚述学高级讲师Gojko Barjamovic解释说：“安纳托利亚及部分中亚地区分布着人口密集定居的复杂城市社会。在语言传播和血缘传承方面，相比简单的人口移动，这里在相互接触与汲取的过程中，更易刻画出其历史趋势和发展走向。”

他补充说：“通常认为，印欧语言于公元前2000年出现在安纳托利亚，然而，我们用叙利亚埃勃拉古城宫殿出土的档案证明，公元前25世纪，印欧语已经出现在今天的土耳其地区了。因此，这些语言的使用者一定早在颜那亚扩张之前就已到达。”

这项研究还表明，以印地语、乌尔都语和波斯语为主要现代分支的印度-伊朗语系的传播，同样并非源于颜那亚的扩张。相反，在青铜器时代中期至晚期，印度伊朗语系借助来自南乌拉尔山游牧族群的推动而得以传播。

在进入南亚之前，被认为使用某一种印度-伊朗系语言的族群，曾受到祖先更接近欧亚大陆的西部人口族群的影响。这就表明印度-伊朗语系的使用者并非直接从颜那亚人中脱离而生，而与居住在东欧的印欧语系使用者更密切相关。

人文与自然科学的独特合作

在这项研究中，遗传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发现了一致之处——青铜时代后期草原和印度河谷之间增多的互动交流，是印欧语系进入南亚最合时理的契机。在最终意见出炉之前，该论文的几位作者持有尖锐的不同观点。

该文章的主要作者，哥本哈根大学遗传学家Peter de Barros Damgaard评论道：“该项目是一个非常丰富和令人兴奋的过程，我们能够集中调动众多不同的学术领域，通过统一的路径切入。通过提出正确的问题，记住数据的局限性，情境化，细微化，并保持来自不同背景和采取不同方法的学者之间对话的开放性，我们已经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开辟了道路。我们看到过太多未经考虑关键因素就全盘接受基因学家独立工作所得模型的其他领域论文，而另一个极端，有考古学家仅仅因为不同领域间缺乏透明度，就反对以考古遗传学数据为基础的新研究。

“古代DNA的数据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早期人类移动的详细图景，但它的确建立在其他领域学者数十年来的工作基础之上，从挖掘人体骨骼到解释样本的文化及语言学起源。而这就是将冰冷的统计数据转化为人类历史的过程。”

Guus Kroonen补充道：“古代基因组学近期的突破为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带来了挑战，因为语言和文化传播的旧假说现在受到可利用史前迁移率得出的全新系列证据的质疑。结果，我们现在看到遗传学家被人文科学的关键问题推动，同时人文研究因科学新数据的大量涌入而变得活跃。未来，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类似引领本研究出现的跨学科合作。”

文章原名：New research shows how Indo-Europeanlanguages spread across Asia

译者：IICC-X 谢洁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