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股寒潮袭来，上海音乐厅门前的银杏叶终于黄了。再过几日便是圣诞节，一年即将过去。想来，到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已经有十年。正如林夕所写的“十年之后，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在上海相遇的朋友有的陆陆续续回了家乡，有的结婚生子归于平淡。曾经的周末聚会、徒步远游、《三国杀》渐为回忆。褪去年少时的浮躁，才静得下心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十年后，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修订出版，应该是对十年来学习和工作的最好总结。
这篇硕士学位论文在方法论上的两大贡献：其一，将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引入对青铜簠自名字形的分类体系中，通过分型定式梳理文字发展谱系，这个方法后来被其他学者所借鉴；其二，通过青铜簠的类型学研究建立南北两系论，后来有的学者表示了对这个结论的肯定。
第二章主要运用上海博物馆的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即重视旧著录的梳理，并结合新的考古发现，从中得出新的认识。此外, 对拓本中跋语和鉴藏印的整理和辨识也是本书的一个贡献，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和流传经过。
铸公簠
第三章运用比较典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重视将单件器物同归于考古学単位，并从葬式、
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M26出土青铜器
第四章是受到黄永年先生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本章将古文字学的争论搁置一边，首先从梳理文献版本的源流开始，明确为什么有的文献称作“瑚”，有的文献称作“簠”，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许慎为什么会反对更接近战国时期毛亨的说法，郑玄又是如何在毛亨和许慎之间做出调和，这些都可以从文献学研究中找到线索。其次再以古文字学上的例证，以及考古发现能够与遣册对应的实物，由此论定青铜簠为方形器。
第五章尝试将器物学的研究方法融入考古类型学之中。考古学关注的是一个“面”的动态发展过程，往往会忽略很多细节的变化，这个缺失正是器物学的长处。此章的写作还得益于陈淳老师关于欧美考古学理论的教导，陈老师常说考古学就像侦探在破案，要利用一切蛛丝马迹去分析。因此他极力反对类型学只为分类而分类，只为断代而断代。本章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能体现出年代序列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能体现关于区域文化的特点和文化交流的状况。
第六章尝试将艺术史的研究方法融人入分期分段之中。器物形制的发展、纹饰的演变，或许在较长的时间段没有变化，或许在较短的时间段有数次变化。因此，在大的时间框架下不能按照假设的30年一个时段来划分，比较科学的是从器物本身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段。
第七章运用“三礼”文献来讨论器物组合关系，是得益于曹玮师的教导。一直以来他都要求我们一定要多读文献，研究青铜器尤其要注重“三礼”文献。礼书中将随葬器物的种类说得非常清楚，有明器、用器、祭器、燕乐器、役器和燕器，并且士墓不得随葬祭器。春秋战国时期鼎的类型十分丰富，青铜簠与哪种类型的鼎形成组合，与哪种类型的鼎不形成组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山东小邾国墓地M2粢盛器组合
第八章采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古学复原古史仍然是商周考古学的重要任务。本章针对青铜簠的产生，假设了客观和主观两种模式。客观模式是青铜从无耳簋或盂形器自发演变形成。主观模式是青铜作为具有一定族群烙印的产物，从模仿竹编器而来，只在一定区域自始至终的流行，其他区域皆是受其影响。
在外漂泊多年，回想起读书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是张懋镕师在陕西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招的第一批硕土研究生，也是玮师带的第一批学生。镕师指导我们写论文也很有方法，不像有些老师只偏重于训练学生写读书笔记、学术综述之类，而是教导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分析材料。门下弟子的硕士学位论文，有的成文在10万字以上。在有的学生满脑子充斥着某某人如何说，而没有自己观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能独立分析材料并形成自己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有些与镕师的观点并不相同，但是老师依然放手让我们独立思考，大胆去写，使我们能尽快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关于印章的辨识得到镕师以及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孙品屏女士、苏州博物馆程义师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翀师兄等的指教，不胜感激。本书的写作还得到王帅、任雪莉、欧阳怡婷等众多师兄弟姐妹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孙晓鹏师妹细致的校稿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由王蕾 摘编自 胡嘉麟 著《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簠卷》之“后记”。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