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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大家张忠培：走在时代之前的孤独者
半个世纪前，他的著作《元君庙仰韶墓地》，被海外学者称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
而后，一手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还曾任职故宫博物院院长，这样里程碑式的考古学家，30年来却守在北京小石桥胡同里一套80多平米的简陋书斋中，“考古现场—课堂—书斋”构成了他的人生旋律。
张忠培晚年更是深入田野，潜心书房，升华理论，最终提出考古“三论”，这成为百年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理论节点，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成熟与发展，终于实现理论成型、田野有规的遍地开花的局面。
张忠培的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说起老师，“脾气大、说话直，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有些学生的文章，张老师看了就骂，几十岁的人被骂哭的都有。”无论是创建新的系科，还是担任院长，再到晚年的研究，张忠培始终保持着这样耿直的性格。张先生烟瘾大，不论走到哪儿都是一根接着一根，不过烟雾缭绕中却总透着许孤独，也许，“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总是孤独的”。
消瘦二十余斤不负师望熬出元君庙
其实，张先生那一代人很苦。
他1934年出生，三年之后就是卢沟桥事变，战火的硝烟一度烧光了张家在长沙坡子街的殷实家业。
动荡的经历使得他从小就怀揣一个宏大的“家国梦”，他曾说：“我小时候想当军阀，带兵打仗。而和平时期来了，我就想好好做学问，从历史中找寻指向中国未来的理论。
抱着这个信心，1952年，我报考了北大历史系。”而北大却抛给张忠培一个“选择题”。历史系有历史和考古两个专业，学哪个好呢?张忠培显然对历史更有兴趣，但他很尊敬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却建议他学考古，因为“中国考古学更需要有作为的青年一代去开拓”。
“一念之差”，张忠培迈进了考古专业的门槛。
▲年轻时候的张忠培（左三）在半坡遗址留影
初入北大，张忠培对考古专业很失望。“整天研究些坛坛罐罐、砖头瓦块，理论贫乏，枯燥无味。” 张忠培说。
他当时就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感觉，认为考古不应该只停留在对“物”的研究上，应该“透物见人”。在读大学的4年里，张忠培因买不起车票，只回过两次家。假期，他都用来在校阅读当时仅有的约20种书报杂志。
1956年本科毕业前夕，张忠培填报了三个志愿，都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坚决要求去田野考古一线工作。然而他被选拔留校，成为全班唯一被推荐的副博士研究生，入苏秉琦先生门下。师承苏公，相信对张先生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1980年参加张忠培参与白燕遗址的发掘(左起：杨建华、王克林、黄景略、张忠培）
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率先进行了中国考古学上“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陕西华县元君庙遗址的一处墓葬，陪葬了丰富的陶器、骨器。
1959年起，张忠培潜下心来，反复咀嚼、消化元君庙的材料，这一过程极为艰辛、痛苦，因为当时的学术圈对史前材料的研究流行着“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范式，而苏秉琦先生则希望他能够从材料出发、从事实出发，“被材料牵着鼻子走”，重新建立研究古人的思路和方法，这对当时二十多岁的张忠培来说，差不多是要自己摸着石头走出一条新路来。
在后来央视制作的《大家》节目中，张先生曾经回忆道：“分期分了三年，搞不出来，我请示苏先生是不是真的分不出来了，要不就不分了吧?苏先生没有说话，送他出门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那背影是沉重的，我感受到老师对学术的严谨和尊敬，学术研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分得出来，是我没有尽力，那不就错过了搞明白古人的机会了?”说到这时，一向坚毅刚强的张先生双眼湿润，似乎沉浸在对恩师苏秉琦先生的无尽思念中。
著名考古学家、区系理论的开创者苏秉琦先生
近乎三年的时间，张忠培废寝忘食，瘦了二十多斤，终于成功将器物分期，搞清了元君庙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性质。他撰著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虽经历周折，也终于在1983年面世，被海外学者称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
可以说，元君庙遗址的研究是张忠培的学术起点，正是不畏艰难的钻研精神，使他势单力孤地拼杀出一条血路来，“不仅做到了‘透物见人’，而且达到了‘以物论史、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境界。”张忠培的弟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许永杰对雅昌艺术网说。
▲坐者：苏秉琦；立者左起：李伯谦、陈雍、严文明、乔梁、李伊萍、黄景略、赵宾福、张忠培、关强、高蒙河。
一手创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张大帅”
张忠培先生被那么多人惦念、尊崇，不仅是因为他自身卓越的学术水平、几百万言的皇皇巨著，更因为他培养学生呕心沥血、倾囊相授。如今，他的弟子几乎遍布全国考古圈，主持着各地的考古、学术工作：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巍，浙江省考古所所长刘斌，原黑龙江考古所所长、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炜林，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武汉大学教授余西云……
张忠培先生在泉护村考古队驻地观察陶片
1961年，张忠培研究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1972年创立了考古系。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为理念，将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相结合，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课堂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再到田野中寓教于实践一直是张忠培秉持的教学方针。
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他们进入吉林大学上的第一门专业课就是张先生讲授的《中国新时代石器考古》，参加的第一次考古实习就是先生带领的河北蔚县考古调查和对筛子绫罗遗址的发掘，“先生引导我们走向田野考古。他让我们都爱上了考古。他培养的学生中改行的极少，大多都活跃在考古文博领域。他言传身教，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远离炒作。”
▲1984年，成都考古会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起草团队在四川考察。前排左起：张学海、黄景略、张忠培、贾峨
浙江省考古所所长刘斌也回忆道：“听张先生说他原来觉得东北是空白，想要开辟那里的考古事业，所以才到吉林大学。他开创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很多老师私下都称他‘张大帅’，意思是可与张作霖媲美的东北王。
张先生讲课不用写讲稿，只是列出几条提纲，讲到哪个文化就将基本的陶器组合以及变化规律画出来，不过张先生口音重，‘黑陶’与‘褐陶’我们傻傻分不清，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听懂。而且张先生常常觉得课时不够，不过瘾，所以经常晚上接着授课。”
张忠培先生视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泾渭基地
1977年入读吉林大学的许永杰对雅昌艺术网说：“张先生最早的弟子是陈雍、许伟、张文军几位，他们辅助先生带我们实习，后来我们这一批的人，如卜工、陈冰白培养起来了，就跟着先生出去发掘，那时候真是‘南征北战’、‘马不停蹄’。所以我们这一辈人都能独当一面、主持工地，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能带本科生实习了。”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忠培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这份胸怀和气度非常人能及。
▲《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
“不走运”的故宫院长却不负祖先不负后人
1987年，张忠培受国务院任命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刚一上任，张忠培就发现了故宫存在着不少“陈年旧疾”。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我上岗不久，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故宫内，除故宫博物院外，还有14个单位。此外，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境内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我认为故宫的不完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很不体面的。在任期间，为了故宫能成为完整的故宫，我使尽吃奶之力，有些收获，但收效甚微。深感遗憾的是，至今的故宫仍是不完整的。”
▲1987年，张忠培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除了不完整，安全问题更是让人头疼的地方，张忠培曾经自嘲“我这个院长很不走运”，因为上任不到两个月，故宫就遭遇了两次小偷一把火。小偷抓着了，火被灭了，却烧毁了一座明代的景阳宫。
这事使张忠培大为震撼，认识到“安全是故宫的生命线”，是故宫博物院一切工作的前提。为了保住这一生命线，他做出了不少决定，也做了不少事。故在任期间，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危及故宫安全的事故了。
▲张忠培始终遵循一条原则：上不负祖先，对得起子孙后代，故宫博物院决不能毁于我手
张忠培认为，故宫所有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为了使历史不仅是历史，则需使之古今接轨，古为今用，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引进人才，加强学术研究，并在提高学术水平的前提下，竭力做好服务大众的工作，使之品位与素质得以提升。他觉得故宫院长应承担的职责是：实现故宫的完整的、安全的、学术的和大众的故宫博物院。
为实现这些追求，他分解权与利，培植和激活竞争机制，按部门、按岗位划分职责，并制订了规章制度，实现从传统的管理体制向现代化管理体制的转型，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作为故宫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始终遵循一条原则：上不负祖先，对得起子孙后代，故宫博物院决不能毁于我手。
▲张忠培先生似乎永不知疲惫，每到一个地方就兴致盎然地摩挲起“坛坛罐罐”来
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总是孤独的
回首先生一生，他似乎是永不知疲惫、停歇的发动机，在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地求学，汲取知识；
元君庙遗址的发掘、研究开启了先生真正“为古人说话”的旅程，他在扎实的田野基础上摸到了透物见人的门径；
之后，创办吉大考古系、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虽然让他学术的发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滞，但“在其位谋其政”的先生除了忠实地履行职责，始终未曾停止过对古人、对古代文化的思索、发酵。
1991年，先生挣脱了行政工作的束缚，学术文章的发表很快就呈井喷式爆发，理论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
1994年，他写成《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开始从以往通过对墓地的解析探讨社会基层组织，转为文明研究；
2011年，发表《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阐释了古今社会文化的演进规律，在谱系论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论”。他指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的先秦历史过程，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
2012年，在《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中，张忠培把良渚文化的居民划分为四大等级，其中握有军权和神权的神王处于最高等级。良渚文化社会政权性质是神王国家，即政教合一国家，神权最高，军权居次，军权是社会统治权力的基础。他进而对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做了详细的考察，形成“国家论”学说。在他的理论中，青铜时代前是神权与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形态；进入青铜时代后发展出军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的王国政权；商晚期到周，步入多民族国家管理与统治形态；东周至秦确立为皇朝帝国政治体制；辛亥革命后走上了党治国家道路、党国政治体制。
自此，“三论”成为张忠培一生最核心的考古学理论，也同样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史的发展轨迹。“谱系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化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国家论”是关于如何对国家起源、形成及其发展阶段和各阶段所表现出的特质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理论。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到了晚年，张忠培的理论基本成熟，这套理论是先生用脚步丈量出的，用思想发酵出的，在这套理论框架下，先生对于全国各地的材料有了更确信的把握。
不过，这份沉甸甸的硕果也是超前的，没有扎扎实实摸索过这条路子的学生，理解起来是有些费力的。
先生曾对他的学生田建文说：“你要解剖一个麻雀，种一块试验田，树一个标杆，不做这样的工作，老是在表面上晃来晃去地沉不下去，终究一事无成。”
张先生很多弟子，大多都颇有建树，不过在张先生面前依然小心翼翼，“张老师就是那样，脾气大、说话直，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有些学生的文章，张老师看了就骂，几十岁的人被骂哭的都有。”许永杰说。
▲近代田野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梁启超次子梁思永先生
▲“七国院士”、考古学家夏鼐先生
2012年，张忠培先生在中山大学开讲座，那时的我还是考古专业研二的学生。那天的中大马丁堂，挤满了人，连个站的地方都难找到。
先生已近八十，但精神矍铄，他选了一个宏大的题目《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讲得并不算深奥。先生烟瘾很大，一根接着一根，讲话时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词汇我们无法辨识，于是先生的弟子、中大教授许永杰静静地走上前为先生板书。
时至今日，先生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在那缭绕的烟雾中，我看到先生脸上的些许孤独，“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总是孤独的”。
▲著名考古学家、区系理论的开创者苏秉琦先生
▲张忠培先生
中国考古学自上世纪20年代起，经历了几代人不懈的探索，从“考古学之父”李济、梁思永等前辈的艰难发端，到夏鼐、苏秉琦诸公的总结成熟，到张忠培、邹衡、俞伟超等先生进一步完善推动，终于走到了今天理论成型、田野有规的遍地开花的局面。
《师说》——摘自张忠培先生弟子、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依然如故张先生》一文，里面忠实记录了张先生的日常教诲。
1、“时间、空间、考古学文化这三维，和时间、空间、考古学文化、人这四维，分析比较发现矛盾，这就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析。”
2、“元君庙，全是我自己的东西，没有现成的东西可参考，开辟了研究墓地的一种模式。既没有洋教条，也没有中教条，被材料牵着鼻子走的。”
3、“趁我还能动的时候，教会你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你再教给你的学生，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就能一代一代继承下去。”
4、“我不入地狱，谁入呀?”
▲张忠培先生在三峡留影
《中国文物报》创刊以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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