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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日记》所见“空中摄影”考古学
“空中摄影”考古学在当下通常指“航空考古”或遥感和航空摄影考古,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并逐渐成为考古勘察和田野考古发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形成由航天、航空设备和便携遥控无人机构成的高、中低空和近地协调搭配的立体空中摄影考古平台。《夏鼐日记》是夏鼐个人经历的记录,也是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佐证,其中记载了三处与“空中摄影”考古的有关内容。
在留学期间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夏鼐关于“空中摄影”的记载。1936年夏鼐跟随惠勒博士出访考察,“伍德亨奇”遗址参观的环状列桩就是“1926年时空中摄影所发现,经坎宁顿氏发掘,知为铜器时代遗址”(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学人有关“空中摄影”考古的最早文字记录。世界范围内首次在考古学领域使用“空中摄影”的是英国皇家工程师气球组的中尉菲利普·亨利·夏普,他在1906年从一个系留气球中拍摄了著名遗迹巨石阵的三张航拍照片,但是没有引起考古学家的重视。“一战”期间,英、法、德等国考古学者利用空军侦察的航拍照片探寻地面古迹,曾意外发现了古埃及泰尔城等重要收获。但是真正意义上航空考古的发明者应该是英国考古学家兼飞行员的奥斯博特·克劳福德,他在驾驶飞机时意识到将飞行与相机结合并在考古学领域中使用航空摄影的巨大潜力。他试图通过展示和解释他在1928年从威塞克斯空中拍摄的照片来向其他学者宣传航空摄影的好处,并且形成了关于“空中摄影”在考古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他发现在一天中太阳光线的较低角度时所拍摄的景观特征更为明智,因为光线会使这些隐藏元素的特征更加明显。他似乎也了解由植被或地面凹陷引起的明暗区域造成的对比度和图案。他是第一个真正将航空技术与考古目的结合在一起的人。援引一位航空考古摄影创始人描述此项工作发明的意义“就象望远镜的发明对天文学所具有的意义那样。任何其他的技术突破都没有能象航空摄影考古这样,使考古学如此接近其展示复杂的考古文化间的内在联系, 呈现整个史前风貌以及按时间顺序追踪人类存在痕迹的研究目的”。最迟至“二战”时期,“空中摄影”考古已经在欧美发展较为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际环境相对封闭,但是夏鼐对“空中摄影”的关注并没有停止,曾经翻阅“《往昔的发现》一书中‘空中摄影’一章”(1954年5月30日),“阅读《地图与航拍照片判读》”(1954年11月14日)。“空中摄影”考古的实践必须具备的条件是飞行设备和相机,另外需要优秀的飞行驾驶员和具有拍摄经验的考古工作者。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较大难度。囿于经济、技术原因之外,导致“空中摄影”没有被提上日程与中国考古学的发掘规划和进展有关。建国后,中国的考古工作重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放在史前文化和青铜文化的研究上,对于“空中摄影”没有迫切要求。七十年代以后,汉唐时期大型陵园和建筑遗迹的考古调查需求,是催生“空中摄影”考古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五十年代中后期,三门峡水库建设期间曾进行大规模的航测,考古工作者曾利用了航拍照片帮助了解遗址和墓葬的分布情况,但当时没有认识到“空中摄影”在考古工作中的重大意义。
1982年,奥地利《信使报》记者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访问,向夏鼐提问关于“西安附近的大金字塔(美国空军的航空摄影)”,夏鼐回答“西安附近系秦始皇陵(方向距离有误)”(4月24日)。夏鼐曾多次赴西安考察,深谙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历史遗迹情况,迅速准确地完成了关于航拍照片内容的解释并纠正了记者的错误理解。巧合的是,1985年11月在煤炭部遥感地质应用中心的帮助下,中国首次“空中摄影”考古实验正是对秦始皇陵保护区开展航空彩红外摄影和热红外扫描作业。从此,中国的“空中摄影”考古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夏鼐是第一个关注“空中摄影”在考古学中应用的中国考古学家,其高瞻远瞩源于他终身对科学技术的热爱。夏鼐曾在《中国考古学大辞典·考古学》中专辟一段解释“航空考古学”概念和内涵,总结到“航空考古学成效甚大,可以看成是田野考古学中的一支生力军”。只是因为时代局限的原因,没有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一方法的应用,但是《夏鼐日记》中有关“空中摄影”的记录成为夏鼐始终站在考古学发展前沿的见证。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