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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tun Sïnï“可敦墓”考——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突厥语大辞典》记录的古地名 Qatun Sïnï“可敦墓”位于哈密东，纬度与哈密相同，难以勘同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以《突厥语大辞典》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额尔齐斯河源头为参照物，探讨 Qatun Sïnï“可敦墓”的地理位置，其前提偏离正常的研究轨迹。昭君墓视作可敦墓，存在名称上的龃龉与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突厥语大辞典》所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Qatun Sïnï“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不悖于理。虽然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后抵达契丹，反映的是十一世纪初期的情况。
Qatun Sïnï“可敦墓”考
——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白玉冬）
Qatun Sïnï“可敦墓”是见于突厥语、阿拉伯语文献中的我国北方地区古地名。相比西北地区丝路沿线的著名城镇，历史上的可敦墓可谓默默无闻。笔者之所以对其进行讨论，是由于它与沟通十一世纪初期的北部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走向有关。
《突厥语大辞典》所附圆形地图
在马合木・喀什噶里（Maḥmūd al Kāšγārī）十一世纪70年代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uLuġat al-Turk）所附圆形地图上，Qatun Sïnï“可敦墓”远处Māsīn“马秦（宋）”西北方向。据词典相关词目，Qatun Sïnï“可敦墓”是位于“西夏与契丹”之间的某座城市，那里的居民曾与唐古特族（党项）发生战斗（详见后文）。另，马卫集（Marvazī）于1120年完成的《动物的自然属性》（Ṭabā'i' al-ḥayawān）记录有自沙州经Khātūn-san、Ūtkīn到达契丹首都Ūjam的路程（详见后文）。系统研究马卫集书的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指出，上述马卫集记录的Khātūn-san来自比鲁尼（Bīrūnī）在《麻苏迪宝典》（al-Qānūn al-Mas'ūdī，1030年后不久成书）中记录的Khātūn-sïn“贵妇人墓（可敦墓）”，并将《突厥语大词典》的Qatun Sïnï与马卫集记录的Khātūn-san分别视作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可敦城与乌拉特中旗阴山北麓的可敦城。1英文版《突厥语大词典》编者之一的丹柯夫（R. Dankoff）受米氏影响，亦把Qatun Sïnï勘定在额济纳河流域。21979年，张广达先生在系统介绍《突厥语大词典》时复制了喀什噶里原书地图，并在Qatun Sīnï的位置上标出了“可敦墓——可敦城”，3但未指明具体位置。张先生的上述地图此后为汉文版《突厥语大词典》所沿用（见附图）。4杨富学、陈爱峰二位在讨论大食与契丹关系时指出大食经由西夏地入贡契丹，上述马卫集书中的Khātūn-san为可敦城，位于今杭爱山脉枝系乌德犍山，惜未进行深入考证。5笔者在考察十世纪时期漠北的九姓达靼部落与丝路贸易关系时，提出十至十一世纪时期虽然存在穿行于漠南、连接河西至契丹本土的交通线，但上述Qatun Sïnï与Khātūn-san均为漠北达靼地内的可敦城，即位于杭爱山脉（历史上的Ötǖkän Yïš“于都斤山”）以东、土拉河畔的镇州可敦城。6钟焓力陈Qatun Sïnï与Khātūn-san指的是漠南的昭君墓，并论证十一世纪时期存在沙州——丰州——契丹这一东西交通线。7其主要依据是Qatun Sïnï是“可敦墓”，非“可敦城”，漠北镇州一带的突厥回鹘时期草原石人多为男性，且距离西夏遥远，未标出唐古特与契丹的上述圆形地图让人误以为可敦墓位于畏兀儿与宋之间，圆形地图记录的Ötǖkän“于都斤”之地与可敦墓地望相差极大，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达靼应为夏国近边的达靼。8
概言之，关于Qatun Sïnï“可敦墓”的地望及其与可敦城之间的关系，学术界观点不一。其中，额济纳河流域存在可敦城的看法，因其依据的是陈说旧论，大可不必考虑。9
略有古突厥语知识者均知，sïn确有坟墓之意。笔者视Qatun Sïnï“可敦墓”为“可敦城”，自然是基于前辈学者的研究。至于昭君墓与阴山北麓的可敦城，笔者在进行相关论证时当然做过一番比较。只是因拙文旨意所在，相关问题未能详尽。故撰此稿，以求大家评判指正。
一、《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所见Qatun Sïnï地望
《突厥语大词典》作者喀什噶里出生在今新疆喀什，是喀喇汗朝著名学者。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地调查，晚年在巴格达以阿拉伯语来注释突厥语词汇，编纂成《突厥语大词典》。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所附圆形地图的渊源及其丰富的历史学价值，张广达先生早已做了精辟的分析与介绍。10诚如张先生所言，该图是作者本人在突厥诸部多年访问调查的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就中亚地区的内涵之丰富而言，该地图是前此任何伊斯兰舆图所望尘莫及的。这一点可从地图记录的中亚与新疆的地理名称与部族名称的分布情况上充分了解到。11
地图正中央是喀喇汗朝都城之一的八剌沙衮（Balasāγūn，遗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南），其正北方是怛逻斯（Tarāz，遗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市）。自怛逻斯至别失八里（Bēš Baliq，遗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自西向东排列有6个地名，其中包括双河（Ekki Ögüz，今新疆博乐市东约20公里处的双河市）。虽部分地名尚有待堪同，但该路程无疑应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在1254-1255年出使蒙古首都哈喇和林后返程经过的草原丝路之一段。12而八剌沙衮东南的八尔思罕（Barsqan）往东的4个地名虽未被标出，但其南侧的乌什（Uč）、Barman（应即王延德《使高昌记》记录的高昌回鹘辖下的末蛮——笔者按）、库车（Kuča）、唆里迷（Sulmї，即焉耆）一线，13喀什（Kāšγar）、叶尔羌（Yārkānd）、和田（Khotan）、且末（Jurčān）一线，与塔里木盆地北南两侧丝路交通主干线城镇排列顺序相一致。至于高昌回鹘境内的唆里迷、高昌、彰八里（Janbalїq）、别失八里等六地则自南向北排列，其中唆里迷南侧的城镇，以及高昌与彰八里之间的城镇未标名称。按焉耆在高昌西南，彰八里在别失八里西，则按南北向排列的上述六城在相互间地理方位上出现了些许偏差。同样，位于八剌沙衮西面的怛逻斯被标在其正北方——这相比今日的地图同样存在偏差。但瑕不掩瑜，作为时人之描绘，其关于新疆和中亚的记录有着极大的可靠性，反映出作者对上述地区的熟知程度。
在上述圆形地图上，Qatun Sïnï“可敦墓”被远远标于Māsīn“马秦（宋）”西北方向，其东、南、北三面近旁并无任何其他地理名称。而且，由于该地图并未标出唐古特与契丹，故被作者记作位于“唐古特与契丹之间”的Qatun Sïnï“可敦墓”实际上并无直接的参照物。幸运的是，虽未标上地名，但喀什噶里在Qatun Sïnï紧正西方东西向标注有二座城市，其纬度与Qatun Sïnï“可敦墓”保持一致。其中，邻近可敦墓的靠东的城市旁标注有“畏兀儿之地”，而靠西的城镇同时为上面介绍的高昌回鹘境内南北排列的六城之南数第4，位于高昌与彰八里之间。因该地图缺少唐古特与契丹，故上述畏吾尔之地实际上成为了确定Qatun Sïnï位置的最重要参照物。
钟焓主张未标出唐古特与契丹的该地图，容易使人误以为可敦墓位于畏兀儿与宋（即桃花石）之间。诚如作者在相关序文中所介绍，畏兀儿以东，依次是唐古特、契丹、桃花石（宋）。依此而言，即便地图上标出唐古特和契丹（秦），也不会影响到上述高昌回鹘之地成为确定Qatun Sïnï“可敦墓”纬度的关键参照物。何况在地图上，Qatun Sïnï“可敦墓”距宋相当遥远，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其应位于畏兀儿与宋之间。
上述圆形地图所标畏兀儿自然是指高昌回鹘。据该书Uyγur“畏兀儿”条，畏兀儿著名城市包括唆里迷、高昌、彰八里、别失八里、仰吉八里五城。14不过，仰吉八里位于别失八里西，地理位置与上述不知名二城不符。如是，上述不知名二城中靠西的城市，即位于高昌与彰八里之间的城市，最大可能是在今乌鲁木齐附近。写于925年的于阗文钢和泰（Stael-Holstein）藏卷记录的西州回鹘地名中有乌鲁木齐之名。15而靠东的邻近可敦墓的不知名城市，应为高昌东、今乌鲁木齐东偏南的哈密、纳职、或蒲昌等。于阗文钢和泰藏卷同样记录有这些地名。另，982年佚名作者著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Ḥudūd al-ʿĀlam）记录的西州回鹘的17个地名中，第9个为Kh. mud。16虽米氏对视作哈密存有顾虑，但华涛先生肯定该地就是哈密。17写作年代为1019年的德藏第3号回鹘文木杵文书是Tängrikän（天汗） Körtlä可敦夫人一家捐资兴建寺院时的纪念文，其中记录的捐资者名单中，排在宰相之后的是Qamïl Ögä“哈密立于越” Ïnal“亦难”。18考虑到哈密不仅是高昌回鹘重要城市之一，更是其通往东方的门户，位置险要，上述圆形地图记录的高昌回鹘域内最靠东的城市视作哈密，应最合理。
总之，Qatun Sïnï“可敦墓”之西不论为畏兀儿之地，抑或哈密、唐古特，该图Qatun Sïnï“可敦墓”相关地理方位反映的是——Qatun Sïnï“可敦墓”所在地区位于高昌回鹘之东，与可敦墓处于同一纬度的高昌回鹘城市是在哈密一带。就此而言，Qatun Sïnï“可敦墓”难言是与高昌回鹘之间间隔有西夏，且位置偏南的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进言之，据Qatun Sïnï“可敦墓”与哈密一带处于同一纬度而言，难以想象二者之间会有位置偏南的唐古特存在。相反，连接漠北与今新疆的通路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草原游牧政权——如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的大军都是从漠北向西方的阿尔泰山、北庭、哈密立一带出征。特殊情况下，今新疆地区与中原政权间会通过漠北取得联系。其中，众所周知的是，当吐蕃侵占唐河西地区时，留守今北庭的唐朝驻军是先东行抵达漠北回鹘之地，即先利用“回鹘路”后再折向南。981年，出使高昌回鹘的宋使王延德，亦经由漠北的九姓达靼之地前往高昌回鹘。契丹与高昌回鹘的交往，也多经由漠北的可敦城之地。19如此，Qatun Sïnï“可敦墓”完全存在位于漠北的可能。
史载唐朝曾有和亲公主下嫁回鹘。其中的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20终死在回鹘。王延德《使高昌记》介绍其本人在漠北九姓达靼之地时云“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21前田氏考证，上述拽利王子族居地内的“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即是契丹为了加强对阻卜诸部的防御和统治，于统合二十二年（1004）设置的镇州建安军治所，即镇州可敦城。22镇州可敦城遗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喀鲁河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二十公里的青托罗盖地方。23该地位于杭爱山脉东端的鄂尔浑河以东，土拉河附近。小宁国公主或其他公主等死后，被埋葬在其生前居住地——即回鹘时期的可敦城附近，这是个自然的选择。契丹的镇州可敦城即是对包括上述唐和亲公主墓地在内的其生活过的城池进行整修后所建，契丹人称之为可敦城，极其自然。当然，也有可能把比较拗口的四字“可敦墓城”简称为可敦城。而突厥语Qatun Sïnï，无疑是其忠实的译名。
综上，笔者得出的结论是——Qatun Sïnï“可敦墓”视为漠北的可敦城，即契丹的镇州可敦城，自无问题。唯镇州可敦城地理方位，与位于“西夏与契丹”之间——即喀什噶里所言Qatun Sïnï的位置略有出入。笔者将在文末给出意见。
二、《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所见Ötǖkän“于都斤”
关于漠北的Ötǖkän“于都斤”，喀什噶里言是邻近回鹘之地的达靼草原中的一个地名。24而圆形地图记录的Ötǖkän“于都斤”之地大致处在八剌沙衮东北45度的方位上，与可敦墓地望相差极大。是故，钟焓以为“喀什噶里根本就不认为郁督军山以北地区和可敦墓之地是在同一地理单元内，故在漠北腹地去寻觅可敦墓的位置无异于缘木求鱼。”笔者对此说法不敢苟同。
圆形地图标注的Ötǖkän“于都斤”，西南紧靠额尔齐斯河源头，隔河与Yemäk“咽蔑”漠野相望。上述Ötǖkän“于都斤”的地理方位，与通常的于都斤——漠北达靼地内的杭爱山脉明显不符。而记录喀喇汗朝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等地的异教徒之间战斗的诗歌反映，25喀什噶里对这一地区比较熟悉，但他在相关章节中并未对Ötǖkän“于都斤”做过任何介绍。而达靼漠野，则被标在了额尔齐斯河以西的伊犁河源头之西，这与为人所知的漠北达靼之地截然不同。是什么原因促使喀什噶里关于Ötǖkän“于都斤”和达靼之地的看法，出现了如此巨大偏差呢？
波斯学者葛尔迪吉（Gardīzī）1050年前后著《记述的装饰》（Zainu’I-Axbār），记录了基马克（Kīmek）部落出自Tatar“达靼”的传说。其中说到达靼人的首领死后，其二子不和，次子设带着情人逃到了额尔齐斯河流域。之后，七个出自达靼的仆人——Īmī、咽蔑（Īmǟk）、塔塔尔（Tatār）、Bayāndur（或Bilāndir）、钦察（Qifčaq）、Lāniqāz、Ajlād投奔设。后来，达靼本部遭到敌人攻击后，其他部落也投向他们，进而按上述七人分成七个部落居住在额尔齐斯河地方。26无疑，达靼部落移居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年代，定早于喀什噶里所处的年代。
《世界境域志》还记录钦察是从基马克分出来的一个氏族，但其国王由基马克任命。27据高登（P. B. Golden）介绍，28关于俄罗斯编年史记录的十二世纪时期钦察联盟中的Toqsoba / Toγsoba部族，十四世纪后半叶至十五世纪初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ûn）指出“玉里伯里Ölberli构成（钦察东部集团）之一部，同样构成钦察东部集团之一部族的Toqsoba，即露西（俄罗斯）史料所谓的Polovci Dikii也源自达靼。”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Toqsoba / Toγsoba的真正含义，但重要的是这个氏族出自达靼。
据以上介绍，可知在基马克部落的发展过程中，原属其最初七部族之一的钦察获得了壮大，其中包含出自达靼的部族。高登虽然对库蛮（Cuman，钦察联盟中靠近西部的部分）中的东方要素玉里伯里Ölberli进行了系统分析，但对葛尔迪吉关于基马克起源的传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29虽难以一一考证，刘迎胜先生通过对欧亚草原东西方之间民族移动事例之分析，指出葛尔迪吉关于基马克起源传说的背后应该有真实的历史基础，30此说不误。同时，刘先生推定上述达靼人的移居约发生在回鹘西迁之前或以后，足备一说。
在喀什噶里的圆形地图上，钦察之地位于怛逻斯北偏东，与达靼漠野所在地——伊犁河源头之西之间，虽有一不明地理名称，但相距并不遥远。考虑到喀什噶里对中亚地区进行过实地调查，他把达靼漠野标记在伊犁河源头之西，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这可与前面介绍的基马克源自达靼，钦察部族中包括出自达靼部落的信息相互补。按此分析，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喀什噶里把Ötǖkän“于都斤”标在西南紧靠额尔齐斯河源头之地的缘由。即，虽然与葛尔迪吉相同——了解到基马克部落源自达靼这一传说的存在，但关于Ötǖkän“于都斤”，他仅了解到其是邻近回鹘（即高昌回鹘）之地的达靼沙漠中的地名。是故，他才把于都斤之地标在与其认为的达靼漠野并不遥远，且与基马克部落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综上，以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为参照物，借以探讨包括Qatun Sïnï“可敦墓”在内的其他相关地理名称的位置——这一做法的前提偏离了正常的研究轨迹，其结论难言公允。
三、可敦墓即青塚说之质疑
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sïn“身长”词目中介绍到，31墓穴被称为sïn，是因为其根据人的身长而制作。之后，作为sïn“墓穴”的用例，引用了Qatun Sïnï“可敦墓”，并言Qatun Sïnï是位于党项与Ṣīn “秦（中国）”之间的一座城市。32而Ṣīn在Tawγač“桃花石（中国）”词目下作如下介绍：现在Tawγač指的是Māsīn“马秦（宋）”，而契丹指的是Sīn“秦”。33看来，位于党项与Ṣīn“秦”之间的Qatun Sïnï城，实际上位于“西夏与契丹”之间。
米氏与张广达先生视Qatun Sïnï“可敦墓”为可敦城，或源自把sïn视作汉语的“城”。笔者曾就此讨教阿拉伯语专家，得到的反馈是存在这一可能。钟焓指出，视sïn为汉语“城”的借词的观点，就韵尾-n与-ng（-ŋ）而言，远不能视作可以接受的定论。34笔者此处无意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唯想补充的是，在讨论汉语“城”与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之对音关系时，钟焓未考虑到中古汉语的西北方音。若从西北方音着手进行论证，恐怕更具说服力。35
巴托尔德（W. Barthold）早已介绍，在比鲁尼著《麻苏迪宝典》中可见与Qatun Sïnï“可敦墓”相同的地名。36据米氏转引，比鲁尼书中确有地名Khātūn-sïn“贵妇人墓”。37鉴于此点，喀什噶里把Qatun Sïnï解释做“可敦墓”是有其缘由。
古今中外，名胜古迹成为其所在地的代名词（地理名称）之例并不少见。Qatun Sïnï“可敦墓”之得名应属此例。大概在喀什噶里生活的年代，东方某地存在一个贵妇人（可敦）之墓。在突厥语和阿拉伯语文献中，该墓成为了其所在地的地理名称。就“西夏与契丹之间”这一地理位置而言，钟焓提议的昭君墓（青塚）固然可备一说。不过，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存在名称上的龃龉。检《辽史》，青塚之名共出现7次。其中《辽史》卷41《地理志5》西京道丰州条云“丰州，天德军，节度使。……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塚——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38而昭君墓之名仅出现1次，即上述地理志天德军条。与喀什噶里所处时代最为接近的上述《辽史》之记录反映，当时的人们更多是以青塚之名来称呼昭君墓。而且，诚如钟焓所言，诗文中经常可见青塚之名。假定昭君墓为远在中亚的喀什噶里所知，那在突厥语中相应的以青塚的音译或直译出现的概率无疑会更高。更何况，王昭君仅是匈奴单于阏氏（yänči，妻子之意）之一，非正室，39青塚从未被称为皇后墓或可敦墓。吹毛求疵的话，昭君墓果真出现于突厥语中，那以yänči sïnï出现的几率无疑要高于qatun sïnï。因为，yänči“妻子”一词仍然在十世纪时期的突厥语族黠戛斯人中得以使用。40
其次，出现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昭君墓位于今呼和浩特南郊，地属辽西京道丰州天德军。辽丰州天德军治所位于今呼和浩特东郊，地理位置上虽与唐五代天德军治所不同，但名称无疑袭自唐代。41降至十三世纪后半叶，经由西亚中亚来华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仍然把包括今呼和浩特在内的汪古部辖地称为天德（Tenduc）州，介绍其主城名曰天德（当时已改称丰州）。42若马可波罗来华之际北方汉语入声韵尾已经彻底消失，则马可波罗所记Tenduc来自汪古人所操突厥语的可能性更大。总之，这些均表明，无论从战略地位，还是从历史渊源而言，历史上天德军之名都远超青塚。尤其是，写作年代约在大中五年（851）的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出土文书《驿程记》记录了由西受降城经天德军、中受降城（位于今包头市南郊）、振武（位于今呼和浩特南土城子古城）等前往雁门关的行程。其中，自中受降城至振武的驿站分别是神山关、云迦关、长平驿、宁人驿、子河驿，但并未出现青塚或昭君墓之类的驿站名称。43这从侧面反映，历史上的青塚虽然多次出现于诗文之中，但它仅仅是一个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风景雅致之地。而且，晚唐时期，其重要性远没有达到天德军的程度，甚至还未及边陲驿站的程度。换言之，辽代的青塚，根本无法替代天德军从而成为今呼和浩特一带的代名词。Qatun Sïnï之所以以可敦墓之名而为人所知，定是在其周边并无其他知名城镇。
综上，若我们仅把目光聚焦到sïn“墓”而忽略对qatun sïnï内涵的分析，并试图探寻出一个与墓相关的地名来解决这一问题——此类研究固然有规有矩，但无异于刻舟求剑。
四、唐古特与Qatun Sïnï“可敦墓”间战事的背景
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čoγïla-“（水）汩汩流”词目明确记录Qatun Sïnï“可敦墓”的人们与唐古特族间发生战斗：44
1行 qatun sïnï čoγïladï 2行tangut bägin yaγïladï 3行qanï aqïp žaγïladï 4行boyïn suvïn qïzïl saγdï
qatun sïnï沸腾了。他们（即qatun sïnï的人们）与唐古特族（即党项族）的伯克（即匐，氏族或部族首领）成为了敌人。他们（即qatun sïn的人们）的鲜血汩汩流淌。他们（即qatun sïn的人们）从颈部流了血水。
上文所见Qatun Sïnï中，末尾的-ï是表示第三人称所有的附加词缀。Qatun Sïnï为Qatun之那Sïn之意，与Qatun Sïn寓意相同。以诗文形式流传于突厥语族人口之间的上述战斗，无疑要早于《突厥语大词典》的成书时间，且有一段时间上的距离。
记录同时期西夏历史的《宋史》卷485《夏国传》载有控制完河西地区的李元昊呈给宋廷的奏文，其中提到“吐蕃、张掖、交河、塔塔（即达靼），莫不从服”。45同时，做为反映同时期西夏与达靼之关系的辽朝方面史料，《辽史》卷19《兴宗纪2》言“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甲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辽史》卷36《兵卫志下》云“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46而《宋会要辑稿・蕃夷4》记录“至道二年（996）十月，甘州可汗附达怛国贡方物，因上言愿与达靼同率兵助讨李继迁，优诏答之”。47孙修身先生指出，这是由于党项的隔断，甘州回鹘才北同达靼（即漠北的九姓达靼，亦即阻卜）联手，附之而走草原路朝贡于宋。48按此而言，似乎漠北的阻卜——达靼部落最初曾对抗党项，但后来有一部分达靼人受控于西夏。
关于漠北的达靼部落在十世纪初期即已深入河西地区，笔者曾专做考释。49而且，拙文《十世纪时期的九姓达靼与丝路贸易》，正是论证敦煌文书记录的十世纪时期与沙州归义军政权间有过使节往来或冲突关系的达靼是出自漠北，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沙州之前的密切往来应视作之前的沙州与九姓达靼间使者往来之延续。50钟焓只关注到Qatun Sïnï“可敦墓”，以及辽夏之间达成和解的十一世纪后期的情况，而忽略对上述拙文重点讨论的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期的情况，是顾此失彼。尤其是，虽史料明确记载重熙十八年（1049），附属于辽朝西北路招讨司的达靼部落参加了辽兴宗亲征西夏之役，51但仍然执着认为这些达靼部落是活动在西夏近边地带，52有失公允。其作为证据引用的西夏王陵汉字残碑记录的“北塞鞑靼”、“变俗用夏”、“贺兰马蹄峰”等内容，恰恰说明西夏曾征服过部分漠北的达靼部落。因为这些残碑属于西夏仁宗（1139-1193年在位）墓碑文，所记当为十二世纪中后期之事。53而且，上述残碑文字，更让人联想起漠北克烈部中，王汗弟札阿柑孛等曾被西夏俘获过的人物。54是故，笔者以为，上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Qatun Sïnï“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最具说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虽主张十世纪时期漠北的达靼部落与河西走廊不同政治体间发生联系，但并非断然否定当时的河西地区不存在达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达靼人或因冲突、或因贸易等，部分进入到河西地区实属情理之中。如P.3579《宋雍熙五年（988）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谈到吴保住被贼人打劫到伊州，后被沙州使安都知般次押衙曹闰成从“柔远家”处赎买，二人返回沙州途中“左（佐）于达怛边，卖老牛一头，破与作粮”。55上文“达怛”即达靼人，应在柔远至沙州之间。另，敦煌出土于阗文文书记录，十世纪时期在于阗和沙州之间确有达靼人在活动。56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这些达靼人或是随回鹘移居的随波逐流者，或是游牧集团的前哨末端，不可能替代达靼本部而成为历史主角。
五、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马卫集著《动物的自然属性》记录有通往东方之旅程。该书第19节中介绍有由喀喇汗朝首都喀什噶尔经由于阗到达沙州后，通往Ṣīn（秦，即中国）、契丹和回鹘（西州回鹘）的三条路线。57其中，契丹介绍做“从沙州往东约二个月到达Khātūn-san，58然后一个月到达Ūtkīn，再需要一个月到达契丹首都Ūjam”。米氏认为，上述有关从沙州到达契丹首都之路程的原始情报，当来自马卫集书中第22节所介绍的、于牛年（1027）同西州回鹘使者一同访问哥疾宁朝，并递交国书（以回鹘文写成）的契丹使者。
据巴托尔德介绍，葛尔迪吉书中记录两位非穆斯林的突厥汗在1026年遣使访问哥疾宁朝，但因文本问题，突厥汗的称号并不能确定。59米氏在《动物的自然属性》译注中指出，葛尔迪吉与马卫集记录的为同一事件，派遣使者的突厥汗是契丹可汗与西州回鹘可汗。60另，据马卫集提供的契丹国书内容，可知当时的契丹希望与哥疾宁朝结成友好关系，而且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年可老公主下嫁的大食太子册割即为喀喇汗朝卡迪尔汗（QadirKhān）之子Chaghri Tegin。61此处，笔者关注的是契丹使者是与西州回鹘使者一同出使哥疾宁朝。
统合二十二年（1004），在可敦城设置镇州建安军之后，契丹无疑加强了对漠北达靼——阻卜诸部的控制，其对蒙古高原的统治优势得到了极大保证。此后，契丹以镇州可敦城为据点，依托镇州建安军的军事威慑力，增强了对沙州归义军政权之影响。其直接结果是——带来了1006-1020年间沙州与契丹间的6次使者往来。62而出使哥疾宁朝的契丹使者，显然是经由漠北可敦城之地后与西州回鹘使者会合。考虑到当时喀喇汗朝的势力扩张，以及喀喇汗朝与高昌回鹘、哥疾宁朝间的紧张关系，63上述使者虽然有可能抵达沙州与西州，但能否经由喀喇汗朝之地前往哥疾宁朝——在马卫集书获得刊布之前确实是个未知数。幸运的是，马卫集记录的契丹使者带给哥疾宁朝统治者的国书中明言“今有贵主下嫁于卡迪尔汗之子察格里特勤，结成盟好，故命卡迪尔汗开通道路，庶几此后聘使往还无碍”。64看来，1021年可老公主下嫁喀喇汗朝册割太子后，契丹与喀喇汗朝得以保持友好关系，才使得契丹与回鹘使者经由喀喇汗朝前往哥疾宁朝成为了可能。
关于上述沙州至中国、契丹的路程，米氏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介绍了比鲁尼《麻苏迪宝典》的相关记录，并进行了对比。据其介绍，比鲁尼当时正奉职于哥疾宁朝宫廷，且直接接触过契丹使者。米氏指出，比鲁尼书中相关地名之说明，与马卫集书中所言一致。进而认为，马卫集笔下的地名Khātūn-san与比鲁尼记录的Khātūn-sïn“可敦墓”实为同地。65考虑到比鲁尼曾直接与契丹使者见面，而马卫集很可能利用了哥疾宁朝的官方记录。而且，就相关派遣使者之事还为1050年成书的葛尔迪吉书所记录而言，上述有关从沙州前往契丹首都之路程的情报，诚如米氏所言，无疑来自1027年与西州回鹘使者一同访问哥疾宁朝的契丹使者。米氏虽认为马卫集记录的Ūtkīn的音值与漠北的Ötükän“于都斤”相近，但因于都斤之地距契丹使者的出使路途过于遥远，故主张Ūtkīn应为《辽史》记录的南京（今北京市）西北的武定军。66米氏按武定军的现代音Wu-ting-kiun与Ūtkīn进行比定，凸显其意见的勉强之处。相反，笔者以为，马卫集记录的Ūtkīn应即Ötükän“于都斤”。67钟焓亦与笔者持相同意见。68
不过，钟焓以为马卫集书中虽然保留了更早时候辽朝致中亚国家的国书，但上述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路程不应是反映至少一个多世纪前相对滞后的信息，并论证连接着漠北草原的丰州在辽金元时期的丝路贸易上发挥着东西南北间交通枢纽作用。需要补充的是，笔者虽然主张上述喀喇汗朝至契丹的路程记录的是十一世纪初期的情况，且经由漠北之地，但笔者并未否定当时漠南地区亦存在沟通东西方的通道。而且，辽夏关系趋于友好的十一世纪下半叶已降，辽朝与西夏自然可以经由今河套一带进行交流。故笔者对上述钟焓有关东西方间的交流之考证大体赞同，唯以为其有关上述路程年代之考释难以服众。众所周知，转引或“剽窃”前辈学者著述而不标明出处，是伊斯兰学者的通病。何况，马卫集著书中关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甚至更为陈旧的内容比比皆是。
关于上述喀喇汗朝至契丹路程的走向，钟焓基于Qatun Sïnï“可敦墓”为昭君墓，主张“符合实际的情形应当是从可敦墓（即其主张的昭君墓）向北经行月余可达漠北郁督军（即Ötǖkän“于都斤”）之地，同时从可敦墓向东行进在一月内即可到达Ūjam”，并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实际旅行经历的《马卫集》作者所发生的地点方位间的舛乱，“以致将丰州、郁督军之地、Ūjam误解为一条全长两月行程的东西要道上三个里程碑似的节点。”鉴于钟焓并未对Ūtkīn、Qatun Sïnï“可敦墓”与Ūjam三地间相互位置关系给予关注，此处略加讨论。
据米氏介绍，比鲁尼书中，契丹、QatunSïn、Ūtkīn三地地理坐标如下。契丹：经度为158度40分，纬度为21度40分；Qatun Sïn：经度为129度40分，纬度为31度50分；Ūtkīn：经度为136度30分，纬度为26度0分。69据此可知，Qatun Sïn、Ūtkīn均位于契丹西北。就上述Ūtkīn与契丹间的位置关系而言，Ūtkīn无疑应为漠北的Ötükän“于都斤”。不过，上述三地地理坐标同时反映，Qatun Sïn又位于Ūtkīn“于都斤”之西北。显然，这一地理分布与镇州可敦城位于于都斤山之东这一实际位置相矛盾。米氏根据比鲁尼记录的一系列地理坐标，推定沙州与Qatun Sïn间距离为1610公里，Qatun Sïn与Ūtkīn间距离为925公里，Ūtkīn与契丹间距离为2253公里。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得知，沙州与杭爱山脉、即与Ūtkīn“于都斤”间直线距离约800至900公里，杭爱山脉与Qatun Sïn、即与镇州可敦城间约300至400公里，镇州可敦城与契丹上京间约1200公里。70显而易见，米氏根据比鲁尼的坐标计算出来的四地间的相互距离，与现代地图所反映的实际距离不符。但若将比鲁尼记录的Qatun Sïn与Ūtkīn位置互换，则发现沙州、Ūtkīn、Qatun Sïn、契丹四者相互位置与现在的实际地理位置基本一致。看来，比鲁尼混淆了Qatun Sïn与Ūtkīn的经度，而马卫集记录的从沙州先到达Khātūn-san、然后再到达Ūtkīn这一路程，是沿袭了比鲁尼的错误。
综上，关于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笔者以为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之地后抵达契丹。不过，这反映的应该是十一世纪初期的情况。同时，笔者并不否认当时在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喀什噶里言Qatun Sïnï“可敦墓”是位于党项与Ṣīn “秦（中国，此处指契丹）”之间的一座城市，是因为其依据的相关材料里包括西夏占领沙州之后的内容，且当时的喀喇汗朝经由西夏入贡契丹，致使其作出上述推断。
余 论
综上，拙文最终结论是——《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所见Qatun Sïnï“可敦墓”代指漠北的镇州可敦城，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路程经由漠北于都斤地区和镇州可敦城。
不可否认的是，喀喇汗朝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ṣṣ Ḥājib）于1070年创作的《福乐智慧》（Qutadγu Bilig）言“契丹的商队带来了桃花石（宋——笔者按）的商品”云云。71有辽一带，漠南地区应当存在连接喀喇汗朝与契丹、宋的贸易路。而上面介绍的途径漠北的情况，当属于十一世纪初期情况。
资助基金：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研究员奖励金项目“丝路史观下的西州回鹘史研究：以人、物的流动与文化的传播为核心”；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招标项目“突厥文回鹘文摩尼教历史相关文献辑录”。
附图:《突厥语大辞典》所附圆形地图，张广达先生给出的中文版，转引自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卷首版权页后。
注释：
1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 69, 73.
2 R. Dankoff, “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 in S. Tekin and I. Ševčenko ( eds.),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3, no.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1980, pp. 164-165.
3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作者著：《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后收入作者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３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卷首版权页后。
5 杨富学、陈爱峰：《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37页。
6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史学杂志》第120编第10号, 2011年，第11-18页，尤见第15、18页。
7 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49页。
8 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第36-39页。
9 主要参见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作者
著：《元朝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237-239页（原载《东洋学报》第32卷第1号，1948年）；岑仲勉：《达怛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第122页；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13页；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第35-36页。
10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第52-61页。
11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地名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见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第52-61页；牛汝辰、牛汝极：《〈突厥语词典〉第一卷新疆地名研究》，校仲彝主编：《〈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195页（原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牛汝辰、牛汝极：《〈突厥语词典〉第三卷地名译释》，《〈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第196-197页（原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霍加阿合买提・优努斯：《〈突厥语词典〉所载地名的历史价值》，《〈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第303-306页（原载《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第8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
12 J. A. Boyle,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9, no.3, 1964, pp.181-184；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19页。
13 唆里迷即焉耆，见张广达、耿世民：《唆里迷考》，张广达著：《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第37-41页（原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另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
14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by Maḥmūd al Kāšγārī, 3vo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82-1985, vol. 2, pp. 139-140；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第120-122页。
15 H.W. Bailey, “The Stael-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n.s., vol. 2, no.1, 1951, p. 14；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作者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291-292页（原载《东洋学报》第59卷第1、2号，1977年）。年代考订见E. G. Pull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 Asia Major, n.s.,vol.4, no.1, 1954, p. 90.
16 V. Minorsky ,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a Persian geography, London: Messrs, Luzac, 1937, p. 95；王治来译：《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8页及其注8。
17 华涛：《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作者著：《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18 国内外关于德藏回鹘文木杵文书的研究成果众多，兹不赘述。做为包括相关研究史归纳在内的最新最详实的研究，见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第697页。年代考证见第683-689页，相关研究史归纳见第679-683页。
19 《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4页）言其孙涤鲁重熙（1032-1054）年初任西北路招讨使，“后以私取回鹘使者獭毛裘，及私取阻卜贡物”云云。当时的辽西北路招讨司位于阻卜地内的镇州可敦城，见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作者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38页（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2期，1978年）。关于契丹通过漠北之地与西方间的贸易往来，主要参见长泽和俊：《遼の西北路経営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66编第8号，1957年，第79-80页（收入作者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另关于高昌回鹘与契丹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参见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第23-32页。
20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0页；《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25页。
21引自王国维：《古行记校录》，载《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页。
22 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第235-242页。
23 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第32-33页；白石典之：《9世紀後半から12世紀のモンゴル高原》，《东洋学报》第82卷第4号，2001年，第592页。
24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 159.
25 相关诗文的归纳与分析，详见R. Dankoff, “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 pp. 152-159.
26 A. 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num Eurasiae MediiAevi, vol. 2,1982, pp. 120-121；瓦·弗·巴托尔德著、王小甫译：《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第107-108页；刘迎胜：《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新疆通史》编撰文员会编：《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13页（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合期，1990年），《蒙古西征历史背景新探》，作者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第36-37页。
27 V. Minorsky,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p. 100；王治来译：《世界境域志》，第87页。
28 P. B. Golden, “Cumanica Ⅳ: The Tribes of the Cuman-Qipčaqs, ” Archivum Eurasiae MediiAevi , vol.9, 1997, pp. 108-109, 113-115, 119-121.
29 P. B. Golden, CumanicaⅡ: “Ölberlı (Ölperlı): 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n Inner Asian Nomadic Clan”, in Nomads and their Neighbours in the Russian Steppe: Turks, Khazars and Qipchaqs,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2003, p. 22.
30 刘迎胜：《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第11-36页；同人：《蒙古西征历史背景新探》，第27-58页。
31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 218；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３卷，第134页。
32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p. 315-316；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３卷，第314-315页。
33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341；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479页。
34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第36-37页。
35据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鼻收声韵尾-ŋ 已经出现脱落或鼻化成-m的现象。主要参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38-42、145-146页；高田时雄：《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尾崎雄二郎、平田昌司编：《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8年，第126页；高田时雄：《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东方学报（京都）》第62卷，1990年，第336-337页。而且，鼻收声韵尾的消失恐怕从五代起就扩展到了-n与-m中，见罗常培同书第146页。高田时雄则认为西北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中包括鼻韵尾-ŋ、-m、-n的弱化或消失，见T. Takata,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 in I. Popova and Y. Liu (ed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n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pp. 244-245.
36 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
37 V. Minorsky ,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 69.
38 第580页。相关考证见李逸友：《〈辽史〉丰州天德军条证误》，《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Z1期，第37-40页。
39 阏氏并非指皇后，见兰殿君：《“阏氏”并非匈奴皇后的专称》，《文史杂志》1989年第2期，第36页。
40 阏氏无疑与叶尼塞碑铭中的yänči“妻子”有着密切联系，如笔者介绍过的哈尔毕斯·巴里碑铭即出现此词。见白玉冬：《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达靼王国》，《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76页碑铭南1行。
41关于辽天德军治所参见李佚友：《〈辽史〉丰州天德军条证误》，第37-40页；何天明：《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66-70页。唐天德军治所参见张郁：《唐王逆修墓发掘纪要》，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514-515页（原载《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2年）。
42 主要参见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2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vol.1, pp. 284-285；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3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1963, vol.2, pp. 849-851；沙海昴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北京：2015年，第150-151页。
43 高田时雄：《李盛鐸舊藏寫本〈驛程記〉初探》，《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5号，2011年，第2-3页；陈国灿：《读〈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札记》，《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8-120页；齐藤茂雄：《唐後半期における陰山と天徳軍——敦煌発見〈駅程記断簡〉（羽〇三三）文書の検討を通じて——》，《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7辑，2014年，第79-82页；白玉冬：《沙州归义军政权大中五年入朝路再释》，《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85-86页。
44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p. 314-315；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３卷，第313-315页 čoγïladï（原文误作čaγïladï）。另，中英文译注者在词目yopïla-“欺骗”之下，补注唐古特人的可汗曾欺骗 Qatun Sïnï 之王并以死攻击。分别见上引二书第163页与第316-317页。
45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46 第263、489页。
47 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7714页。年代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7《四裔24・回纥》，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721页。
48 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7页。
49 白玉冬：《于阗文P.2741文书所见达靼驻地Buhäthum考》，《西域文史》第2辑，2007年，第231-243页。
50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19-22页。
51 《辽史》卷20《兴宗纪3》，第275页。
52 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第36-37页。
53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3-24页，图版38、48、53。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张先生认为该达怛是阴山达靼，难以苟同。
54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作者著：《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118页；孟楠：《论克烈人与西夏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38-40页。
55 录文主要参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数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0年，第308页；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1995年，第559页。“柔远家”应指伊州柔远县当地部族。相关简介，另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56 贝利（H. W. Bailey）“Ttattara,”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Ⅶ,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92-94介绍其刊布的《塞语文献文书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第2卷第77页提到于阗使者曾与Kūysa地方的达靼人首领进行物物交换。笔者查阅施杰我（P. O. Skjaervo）,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 577关于Khot missing frags. 2 的最新研究，惜未能发现相关叙述。或许贝利所言文书编号出现了偏差。
57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18-19.
58 关于Khātūn-san与Khātūn-sīnī之讨论，见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 74.
59 相关介绍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原文348页）及其注3；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91页。
60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76-77.
61 代田贵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第5辑，1976年，第261-263页；黄时鉴：《辽与“大食”》，作者著：《黄时鉴文集》第2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3-26页（原载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1期，1992年）；胡小鹏：《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第87-88页（收入作者著：《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62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20-21页。
63 代田贵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第255-264页。
64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19-21. 中译文主要参见周一良：《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作者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10-411页（原载《思想与时代》第41期，1947年）；陈述校：《全辽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16页。
65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68-70.
66 武定军见《辽史》卷41《地理志5·西京道》奉圣州条，第582页。另米氏相关考证见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73-74.
67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第9、16页。
68 钟焓：《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第43-45页。
69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 69.
7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香港：三联书店，1991-1992年，第3-4页。
71 R. Dankoff (trs.), Wisdom of Royal Glory (Kutadgu Bilig) : A Turko-Islamic Mirror for Pri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41.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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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马晓玲 王洋洋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邮箱：feiwen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