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约旦佩特拉的一处考古遗址 图片：艾莉森·米克尔据考古学家艾莉森·米克尔所言，历史上的考古发掘都是在一种层级性组织中进行的。她说，这个行业的历史充斥着西方殖民与帝国的诉求。尽管考古要依靠许多当地人进行人工发掘劳动，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依然把持在西方人手中。米克尔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梳理了一些这方面的过去，尤其是中东的考古发掘：“即使在20世纪，当地雇佣的工人在考古项目工作中的所得仍然寥寥。

约旦佩特拉的一处考古遗址 图片：艾莉森·米克尔

据考古学家艾莉森·米克尔所言，历史上的考古发掘都是在一种层级性组织中进行的。她说，这个行业的历史充斥着西方殖民与帝国的诉求。尽管考古要依靠许多当地人进行人工发掘劳动，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们依然把持在西方人手中。

米克尔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梳理了一些这方面的过去，尤其是中东的考古发掘：“即使在20世纪，当地雇佣的工人在考古项目工作中的所得仍然寥寥。他们处于欧美研究者的支配性领导下，拿着微末的工资，却无法共享他们的研究目标、过程、假说和结论。”

中东研究方面的专家，理海大学人类学助教米克尔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团队的规模越来越小，但雇佣与劳动状况仍然不变。

“我们并没有真正改变这种雇佣的层级性或工人报酬低这回事，有时候甚至低至每天几美元。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这种薪酬都不算多，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其实风险很大。”她说。

在另一篇论文《真正的发掘专家：考古劳工史上的异化与能动性》（载于《考古学：世界考古学大会会刊》）中，米克尔阐释了19世纪在中东地区工作的考古学家们以资本主义劳动关系模式管理当地劳工的具体方式。她以两位19世纪考古学家的回忆为基础，集中在19世纪早期中东考古的案例研究上：意大利考古学家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以其埃及考古工作著称；英国考古学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因其发掘尼姆鲁德（伊拉克摩苏尔以南20千米的一座古代亚述城市）闻名。

米克尔的分析揭示了当地工人对类似状况的不同反应方式。最终她的调查表明考古知识可获取的多少从根本上依赖当地挖掘工人做出的主动选择。

对剥削式劳动的不同反馈

米克尔认为，19世纪中东地区的考古工作和现在的许多考古项目都体现了德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确立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她写道，这里包括马克思的断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处于弱势地位，无法发挥他们的技能、知识与能力潜能。”

在米克尔的分析中，自1816年，贝尔佐尼为了开展他在埃及的工作而获取当地劳动力的方式正是诠释这种生产方式条件的经典案例。后者导致其工人出现“马克思主义含义上的异化”——始于支付低廉工资。

她提到：“在金钱上将本地埃及人的考古工作贬值这一做法导致考古劳动不值一文的理解，在马克思的观点里，这会影响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感受。工人们不仅为贝尔佐尼事业所从事的手工劳动而获得的报酬微乎其微，也并未参与到工程的概念化中。最后，文物被运送到千里之外，工人和通过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以及从中获取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承受着意识形态与空间上的考验。”

米克尔还谈到了贝尔佐尼使用铁腕手段来维系与雇佣劳动力的关系，包括采取肢体暴力和贿赂策略。贝尔佐尼在举例，一个工头强迫劳动者在罢工期间重返工作岗位

1816年，他在发掘著名的曼农巨像头部期间，为了筹集资金不得不离开一段时期。米克尔写道，他认为“工人及其家属太过懒惰，无法独立挖掘……”

“确实，”她继续，“贝尔佐尼返回之前，挖掘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进展。但个中原因实与当地埃及劳动力的惰性无关，而可以用异化来解释。”

在研究莱亚德的自传时，米克尔发现即使莱亚德与贝尔佐尼在同一时间地点工作，他的工人对相似工作条件的反馈也截然不同。

“即使在类似的极端条件下，”米克尔写道，“这里的工人群体针对如何最佳应对剥削式劳动制度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无论是论证式地反抗，还是通过使自己成为物品和历史知识生产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来抵制对他们工作的贬值。”

莱亚德对当地工人的雇佣和管理策略与贝尔佐尼大同小异，包括低薪等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元素。此外，莱亚德的自传提到，他将整个考古发掘事业视为西方文明对东方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性隐喻。

不过，米克尔解释道，在莱亚德的书中他的工人经常以颇受信赖的发掘专家形象出现：“莱亚德承认这些人培养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掘能力，因此反复雇佣同一批人在不同时间和遗址工作。一位他曾频繁雇佣的当地亚述人，霍姆兹·拉萨姆最终代表大英博物馆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等地继续自己的考古发掘，他甚至出版了自己颇受莱亚德和当时其他考古学家欢迎的考古回忆录。”

米克尔比较了二者的背景，得出结论：“即使在类似的极端条件下，这里的工人群体针对如何最佳应对剥削式劳动制度做出了不同的决定，无论是论证式地反抗，还是通过使自己成为物品和历史知识生产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来抵制对他们工作的贬值。”

米克尔声称，通过聚焦于两组工人的不同选择揭示出一种使考古学家利益最大化和削减工人影响的制度，应该有多少归功于考古工人的本地化反应。

她写道，“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考古记录看起来又会如何呢？如果生产方式不是单纯由考古学家掌控而是与当地参与者共享的话，考古学知识会产生怎样的转变呢？”

发掘与采访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米克尔在研究考古学及其同时代活动的同时，还监督和参与一些地区的考古挖掘，如约旦的佩特拉、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米克尔每年夏天都在土耳其和约旦逗留两到三个月，2011年至2015年间在两个遗址度过了1年左右，来完成福布莱特项目学位论文的田野调查。

“我在佩特拉和恰塔霍裕克的发现与大量其他情境息息相关，因为考古学在实践上非常具有地域性。”她提到。

发掘之余，米克尔还调查了遗址工人的个人考古发掘记录。她拜访了他们的家并采访了工人的发掘经历。

“我发现这种体系催生了另一个体系，工人们在其中排演着考古学的舞蹈，并与考古发掘融为一体。他们不是为了什么而工作，他们精通自己的工作，有着数十年的经验积累和代代相传的知识……这里大部分人的父辈、祖辈都为考古学而工作过，就像家传职业一样。因而，他们拥有着车载斗量的知识，但是如果我向他们表达自己对其技能的钦慕，他们对这种标签的反应却十分消极。”

米克尔认为，改善劳动环境所获益者不仅是工人，还有考古学整体。假使考古学家能够改变其劳动状况，她就此提出了几种促进该领域出产更好知识的方式。

米克尔说：“这并非公益活动。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优良的考古学，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过去，那么我们需设法从隐身数年的当地人那里学习。

来源：理海大学。内容可因题材与长度而变动。

文章原名：Better laborpractices could improve archaeological output

译者：IICC-X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