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汉王朝开始经营西域以求对抗匈奴，最终夺取了河西走廊，开辟了影响深远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但是其实，早在匈奴人仍然统治河西走廊之时，东亚大陆上可能就存在一条从漠北到岭南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当时，从匈奴人控制的河西走廊南下，经今天四川西部地区，可以直达今云南、贵州境内的西南夷地区，再经过西南夷地区到达南越国。借助这条道路，汉帝国的两大强邻——匈奴与南越，曾经发生千丝

　　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汉王朝开始经营西域以求对抗匈奴，最终夺取了河西走廊，开辟了影响深远的东西方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但是其实，早在匈奴人仍然统治河西走廊之时，东亚大陆上可能就存在一条从漠北到岭南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当时，从匈奴人控制的河西走廊南下，经今天四川西部地区，可以直达今云南、贵州境内的西南夷地区，再经过西南夷地区到达南越国。借助这条道路，汉帝国的两大强邻——匈奴与南越，曾经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胡南越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建立了汉帝国。然而，环顾四方，他发现帝国的地缘环境非常恶劣，北有强胡，南有劲越，“北胡南越“的格局让初生的汉帝国充满了凶险。大汉看似已经“一统天下”，其实却是和南越与匈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早在汉朝开国数年以前：

　　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杀死其父头曼单于而自立，开始一路东征西讨。向东击灭东胡，向西驱逐走月氏，向南吞并楼烦等部落，又收复了被秦国蒙恬夺取的匈奴领地，占领了汉朝北部的部分地区，经过一系列的大征伐，北方各族无不臣服匈奴，至此，冒顿雄踞大漠南北，直接威胁中原。统一了现在的蒙古草原，建立了东至辽河，西达葱岭，北接贝加尔湖，南抵万里长城，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大的匈奴帝国。

　　鼎盛时的匈奴帝国

　　公元前204年，秦朝南海尉赵佗在吞并桂林郡、象郡之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了强大的南越国。南越国初期仅拥有今两广一带地区，且在刘邦时向汉称臣，但是南越一直在扩张自己的势力，将疆域扩展到整个两广、香港、澳门、海南，向南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地区。向北还曾迫使在汉越双方摇摆不定的闽越、同师、夜郎等国臣服于它，将影响力推向了顶峰。

　　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赵佗雕像

　　暗通款曲

　　匈奴与南越，一个在北一个在南，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却能发现这两个国家曾长期存在或明或暗的联系：

　　“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愿王勉之。”

　　——《史记 吴王濞列传》

　　当年汉景帝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给党羽们所发的“告诸侯书”里提到过自己的战略设想。其中向外国求援的部分就指明由吴国向南越借兵，燕国和赵国向匈奴借兵。而赵王之后也的确响应吴王的战略，派人去匈奴求联合：

　　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史记吴王濞列传》

　　事实上，象“七国之乱”这样的汉朝的动乱与战争，应当就是匈奴与南越国联系的一条重要途径。西汉初年的叛乱者们失败后，往往“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他们将大量汉朝虚实情报带出国门，也帮助匈奴与南越了解了对方的情况。

　　汉初七国之乱

　　南越的开国之君赵佗是河北正定人，他的家乡临近匈奴，这使他对匈奴的强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给孙子起名“赵胡”，恐怕也并非偶然。更重要的是，南越国的原秦军将士，有不少曾经参与过对于匈奴的战争，在南越建国后，他们还将大量匈奴铜牌饰带到了南越。无独有偶，汉朝征伐岭南的几位大将，如路博德、马援等也都有过北击匈奴的经历。他们在征战中将匈奴物品带到岭南，又将岭南物品带到匈奴，就像有学者指出的：“这些汉朝将士，不自觉地充当了匈奴与岭南文化交流的媒介。”

　　巴蜀商人

　　汉朝将士与匈奴和南越的战争，只是在匈奴与南越交往间起到了辅助作用。匈奴与南越交往的主要途径，应当是南迁到巴蜀地区，往来于河西走廊到云贵高原之间的氐、羌商人。

　　四川羌族碉楼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存在一条从西北的甘肃青海到西南的西藏、四川、云南的“民族走廊”。长久以来，这条民族走廊上的迁徙十分频繁，特别是到战国以后，氐族、羌族逐渐南迁，将漠北的草原文化带到了云贵地区的西南夷，西南夷又将其东传到岭南。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蜀和西南夷地区的氐羌商人成为了沟通漠北与岭南的桥梁。他们将蜀地的商品远销至中亚，东北亚等地，充当了岭南和西南地区走私贸易的主角。从漠北匈奴-河西走廊-川西高原-云贵西南夷-南越国，活跃于“民族走廊”上的巴蜀商人集团成为了匈奴与南越间交往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媒介。

　　在《史记 西南夷列传》中，明确提到当时西南夷的强国“夜郎国”为南越国所笼络。在南越可以吃到蜀地的特产杞酱，

　　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今广州）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在南越国尚未灭亡的这一时期，堪称匈奴与岭南交往的黄金时期。1983年，在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墓中曾发现双羊纹牌饰三对，龙龟纹牌饰两对，具有浓郁的匈奴文化色彩。类似的铜牌饰在广州其他南越墓葬中还曾发现过三对，其图案和南越王墓中的三对双羊纹牌饰十分相似。这些具有匈奴文化色彩的文物，就是这一时期两国密切交往的有力证据。

　　山河路绝

　　然而，这种南北皆有强邻的地缘形势，任何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统治者都不能接受。汉代初期限于国力有限，对匈奴与南越还基本采取忍耐克制的态度；但是到了汉武大帝时期，汉朝国力日强，兵强马壮，他决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汉武大帝刘彻像

　　南越末代君主术阳王赵建德即位不久，汉朝与南越国已处于战争状态。这年，汉武帝在得知韩千秋兵败及吕嘉弑君叛汉的消息后，决定遣兵十万南伐南越王国。

　　同年秋季，汉武帝所遣的十万大军分四路进攻南越王国，一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从桂阳溯耒水而上，跨越骑田岭入连江；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溯赣江而上，跨越大庾岭入浈江；一路由戈船将军郑严及下厉将军田甲率领，由零陵出发后，沿漓江而下至苍梧；一路由驰义侯何遗发巴蜀兵及夜郎国兵，沿北盘江而下。计划最终四路大军在南越国首都番禺会师。

　　前112年冬季，路博德一军与杨仆一军先行会合，两军一同围攻番禺，后番禺降于伏波将军路博德，术阳侯及吕嘉出海西逃时被路博德捕获，南越国灭亡，时为汉武帝元鼎六年，整个南越王朝历五王，凡九十三年。

　　汉朝灭亡南越之后，在其故地设立了合浦郡、苍梧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南海郡、郁林郡、珠崖郡、儋耳郡九个郡，后来位于海南岛上的珠崖郡和儋耳郡很快就被放弃了。因此人们常用九郡或七郡之地来指代南越故地。

　　汉朝在南越故地设立的七郡之地

　　南越的灭亡，给匈奴带去了极大的震动。汉朝使者用盟友南越已经灭亡的事实警告匈奴尽快臣服汉朝，《汉书》卷六《武帝纪》载：

　　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

　　南越国的灭亡，使汉朝避免了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腾出手来一心一意对付匈奴。也难怪汉朝使者能说出如此气势万钧，不可一世的话来了。

　　而之前南迁到川西和云贵高原，却还一直和匈奴保持着联系，乃至于在匈奴胁迫下和西域诸国一起成为匈奴“右臂”与汉朝对峙的羌族部众，在汉朝的重拳出击下，也与匈奴失去了联系。公元121年，汉武帝征服河西走廊，使羌人与匈奴交通隔绝。

　　《汉书·西域传》载：

　　“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

　　《后汉书·西羌传》载：

　　“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戎羌，使南北不得交关”。

　　这都表现了汉朝征服河西走廊隔绝了先前的南北交通。

　　对于汉朝的封锁，羌人与匈奴自然并不乐意，他们试图恢复交往，但都被汉朝挫败。如《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五年西羌十万众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六年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直到征和五年还有匈羌联合进犯河西的事情。

　　“匈奴遣人至小月氏，共告诸羌曰‘……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

　　不管怎样，从汉武帝扫平南越，拓土河西开始，那条从漠北横穿河西走廊，经过川西、云贵一直抵达岭南，沟通了匈奴与南越两大强国的南北交通古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走向衰落。

　　公元1世纪的汉朝丝绸之路

　　而另一条穿越河西走廊，连接东西方各个文明的崭新道路，正在焕发出夺目光彩，并将影响周边各国数千年，直到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