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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夫人游春图》背后的故事
中国南朝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画有六法”，其中之一便是“传移模写”，其含义丰富，在某种层面上所讲述的就是画作摹制，这种方式仿佛能将一张张纸绢在漫长岁月中的流转时光一一“追回”，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就这样在不同的摹本之间辗转翻飞，衍生不息。
流传至今的古代经典书画摹本不胜枚举，如《王氏一门书翰（万岁通天帖）》唐代摹本、《顾恺之洛神赋图》宋代摹本、《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代摹本等，都是“下真迹一等”的经典佳作。这些摹本的底本真迹虽早已湮灭于世，但后人苦心孤诣复原出的摹本，不仅令众多名品佳作的经典图示和笔墨神髓得以间接流传，也为我们鉴赏和研究古代书画艺术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中国书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辽宁省博物馆组织绘制并收藏的这些摹本，都展现出了摹画者在宗法经典画作笔墨技巧方面的超凡造诣，与此同时，这些摹本并非机械的重复，而是在摹制中，融会了摹画者对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刻理解，渗透进了个人的绘画风格和时代的审美趣味。当我们认知理解了这些摹本之后，它们就会像棱镜一般，折射出中国画史上更为丰富多元的样貌。
展厅入口处四幅并列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
面对这些接力似的摹本，我们已无法辨识出究竟哪一张更接近它最原初的模样，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当一场展览将跨越几个世纪的摹本排列在一起，那一刻，我们真正感受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水滴石穿一般的强大力量。
纸绢可以腐烂、焚毁，但那些消失的文字、图画、人物，甚至某种心情，却可以出现在另一张纸绢上，借由一代又一代人的临摹，反复进行着表达，并最终完成这场跨越千年的旅途。
“传移模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展”将延期至清明节后闭展。近期，策展人杨勇老师特意接受了《中国美术报》的采访，在已有的策展手记的基础上，杨勇老师更多地回顾了当年的历次摹制工作，谈到了摹本与高清仿制品及伪作间的关系等问题。
相对“寂寥”的辽博展厅，可谓书画观展的净土。
采访结束，放下笔的那一刻，我似乎再次坐上了开往沈阳的奔驰列车，车厢内喧嚣着，一切皆生生不息。车窗外夕阳下，被染上金色的东北平原，仿佛昭示着过往的灿烂和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赵多多：《中国美术报》记者
杨勇：“传移模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展”策展人
赵多多：我们知道辽宁省博物馆（原东北博物馆）是以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体的综合性博物馆，素以书画见长，是收藏晋唐宋元书画数量最多、品质最为精良的博物馆之一。在众多书画精品中，又以清宫散佚书画为特色。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辽宁省博物馆为了书画展览和研究等方面的需要，开展了古代经典书画的摹制工作。先后与荣宝斋、鲁迅美术学院等单位合作，聘请了当时国内极具传统绘画功力的专业画家如于非闇、冯忠莲、晏少翔等先生到辽博摹制古画，为博物馆保留了一批珍贵的摹本精品。
您能具体为我们讲一下辽博最初与荣宝斋进行合作时，双方各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尤其是荣宝斋当时的主要想法是什么？整个摹制工作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杨勇：当年，辽宁省博物馆与荣宝斋在古画摹制工作上可谓一拍即合。辽博希望借由摹制，为博物馆保留一批珍贵的摹本精品，以便日后的研究与展览使用。与此同时，荣宝斋也在为继承和发扬传统木版水印技法而进行专研，聘请了著名画家董寿平为荣宝斋书画顾问，建立了书画资料库，还专门开设了书画课程，聘请了诸多山水、花鸟、人物画领域的专业画家参与到新木版水印的研制工作中。荣宝斋对与辽博合作摹制古画的工作非常重视，希望能将木版水印技法应用于古书画复制。
因此，在1953年辽博馆领导张拙之率团去北京与荣宝斋侯恺经理商谈摹制古画工作的相关事宜之后，侯恺经理也亲自带队回访，与几位业务人员来辽博观摩古画，商讨工作。
1954年3月，辽博与荣宝斋正式开始古代经典书画的摹制工作，场地安排在辽博（原汤玉麟公馆）展厅二楼，杨仁恺先生代表辽博负责摹制古画相关工作，辽博的赵洪山先生负责提送书画的安全及后勤工作。
荣宝斋组织参加经典画作摹制工作的画家，如金振之、冯忠莲、陈林斋、孙天牧及李伯实等先生，均是在各自专擅的绘画领域极具传统功力的专业画家，他们分别摹制了《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唐风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及《九歌图》等唐宋名画。
1955年又聘请了著名工笔画大家于非闇先生来辽博摹制赵佶《瑞鹤图》和黄筌《写生珍禽图》等画作。
将更多有价值的、在美术史中非常重要的书画作品展示出来，供大家研究、学习、欣赏使用，是我们所有博物馆参观者共同的期待。
1959年2月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施展领导，辽宁美协、鲁迅美术学院、辽宁美术出版社和辽博协作，对辽博馆藏经典古代名画再一次进行临摹工作，摹制者有晏少翔、钟质夫、季观之等著名画家，摹制了《寒鸦图》等8幅作品，入藏辽博。
1981年到1982年间，杨仁恺先生又代表辽博邀请鲁迅美术学院的晏少翔教授摹制了旧传唐代韩干的《神骏图》及旧传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两件经典画作。在多年的画作摹制过程中，辽博也培养了一些喜爱古画临摹的同志，如李梗、孙齐贤、金桂琴、史晓英等，他们也为辽博留存了多件佳好摹本。
赵多多：我们此前也在一些展览中看到过辽博收藏的摹本，诸如在2014年的“骥索丹青——中国历代画马名作展”中，《神骏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就曾因为文物保护的需要，代替原件进行过展出。包括我看到在2008年晏少翔先生个人画展上，辽博也曾将他摹制的多幅作品进行过展示。
于是就想问一下您：在这样一个延续时间非常长的摹制工作过程中，辽博还举办过类似于此次“传移模写”展，即以摹本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展览吗？
杨勇：我们刚刚也提到，像这样的摹本制作，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包括1954年、1959年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工作结束后，现在留存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摹本有60多件。但是不同的摹制者水平不一，像很多从事书画修复工作的老师，他们虽然对整个摹画的程序非常清楚，但是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学习，所以很多时候摹制出的作品，达不到我们展览的使用标准。可以说，此次“传移模写”展中的摹本都是我们馆藏中质量比较高的一批东西。
尽管辽博馆内并没有留存曾举办过类似摹制作品展览的记录，但据与杨仁恺先生同时代的，曾全程参与过历次摹制工作的赵洪山先生回忆：1954年第一批摹制工作结束后，就曾在馆内举办过一次小型的内部摹本展，可能当时并未对观众进行大规模开放，展览的名称也不叫今天的“传移模写”，但不难想象，这批作品在摹制完成之初，一定进行过展示。当然个别摹本或多或少在此前的展览中也进行过展出，但像今天这样系统完整，而且原件与摹本对应陈列的展览应该是辽博历史上的第一次。
金仲鱼摹游春图 ©拿破破
赵多多：冯忠莲先生应该算是这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临摹复制专家了，我们知道她后来在1962年又接受了摹制《清明上河图》的任务，虽然中间历经十年动乱，但她仍然在年近花甲之年完成了《清明上河图》的摹制工作，并因为摹本的艺术效果和古旧面貌与原作极为相似，亦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列为一级文物。
包括在故宫博物院去年举办的“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我们也看到了奠定故宫博物院临摹复制古画基础的金仲鱼先生的代表作《游春图》，确实在色彩、笔墨、旧气，以及画意、风格上，都处理得惟妙惟肖，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摹本的重要性。
那么除了辽宁省博物馆之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应该也进行过长期且大规模的古画摹制工作吧？
杨勇：当时辽博与荣宝斋合作的摹制工作，是一式两套，杨仁恺先生最后代表辽博挑选了其中的一套，荣宝斋带走了另外一套，用作他们木版水印的底本。
据我了解，荣宝斋木版水印工作结束后，这批当初的摹本，统一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买走了。因为这批摹本的质量很高，而且来自辽博最经典的收藏，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填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收藏体系，所以故宫最后整体购买了当初荣宝斋带走的那批摹本。
包括后来像冯忠莲先生调到北京故宫从事古画摹制工作，特别是对像《清明上河图》等画的摹制，本质上都是受辽博摹制工作的影响。可以说对于古代绘画的摹制，辽博是一个先行者，此后故宫出于和辽博非常相似的目的，也进行了古画摹制工作。
其实，古画摹制除了能够留下一批经典作品的副本用于研究展示外，更培养了一批人才，比如当年参与辽博摹制工作的老师，日后大多主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无形中为书画的研究与修复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冯忠莲（左）晏少翔（右）临摹作品时的状态
赵多多：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张冯忠莲先生摹画时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好像整个画面的摹制过程是临写而不是摹拓的。再加上我在展厅中看到四张并列摆放在一起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总觉得随着时代推移，摹本的感觉离宋摹本越来越远了。因此就想问您，辽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历次摹制工作都是对照原作（即唐宋摹本）进行的吗？具体的操作过程是摹拓还是临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