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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琮瓶的功能和符号义涵
琮瓶，两宋始创的由先秦玉琮形制而来的新式仿古器，亦称“琮形瓶”“琮式瓶”，有青铜、青瓷、青石三种材质，其中青铜琮瓶造型别致、铸造精美，尤以彭州窖藏的一式两件(高22.4厘米，直径5.5厘米;高17.5厘米，直径4.8厘米)最具代表性:方体圆口、圈足，瓶身四角两边为长短互迭的乾坤驵纹及云雷底纹、中间通槽为飞龙纹，堪称两宋新式仿古青铜器的典型样式和琮瓶谱系之元范。
青铜琮瓶
青瓷琮瓶
青石琮瓶一对
一、“宋人”的视角——青铜琮瓶非礼器
宋代仿古器主要包括礼器和赏器(花器、陈设)两类，通常是先有铜制品后衍生出其他材质，以青铜琮瓶为元范的宋代琮瓶初始功用及相关寓意的探讨，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为宋代新式礼器(主要依据是良渚玉琮为上古礼器的考古认识及两宋仿古礼器基本样式)，少数认为花器兼宗教、巫术用器。从名物考的角度，今人将先秦外方内圆中通的管状玉器称作“玉琮”是沿用了清末吴大澄《古玉图考》的说法:“得黄琮、组琮，始信徐叔重‘琮’......似车之说、郑司农‘外有捷卢’。”
清吴大澄《古玉图考》组琮与大琮
若论宋代青铜琮瓶及琮瓶系列是礼器还是赏器，首先要辨明的是晚清以来言及“似车”的玉琮是否为宋之礼器。两宋文献中有关“似车”玉器的史料仅见于《续考古图》:“玉色不纯，以曾经火。以黍尺校之，通长六寸，中方，长四寸，径三寸，上下圆口，各出一寸，径三寸，外方内圆。”但又注“制度未详”。
宋《续考古图》“制度未详”器
宋在军事上的失势所导致的国家危机使其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传统转而为“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国之大莫重于祀”的礼乐实践，通过完善礼乐制度和频繁的祭祀活动不断加强统治的合法性与文化的正统性。仅礼地玉琮的使用制度就曾发生过多次讨论，尤以徽宗崇宁四年夏祭皇地祇用器问题最为详细:“‘黄琮礼地......请黄琮两圭有邸，并施于皇地祇’......黄琮，郑康成及梁正《三礼图》皆谓八方以象地;聂崇义言:黄琮比太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厚寸。盖厚寸乃大琮之制，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于经无见。《考工记》有大琮、玉琮、瑑琮、驵琮之制，独不言黄琮广狭厚薄之度。今方泽并用坤数，而黄琮乃礼地之器，则黄琮宜广六寸，厚二寸，为八方而不剡。”类似讨论在《宋会要辑稿》《政和五礼新仪》《续资政通鉴长编》亦有多处，虽最终都采用“八方以象地”之制，但其广、厚、纹、色一直未成定制。这说明宋人对《周礼》《考工记》等典籍所载黄琮制度已不甚明晰。
南宋“渡江之初，历年未远，绍兴赐鼎，已淆彭城之传器......是知中兴诸贤，数典已昧”。朝廷为尽快重建礼乐，由文思院依北宋礼书及《宣和博古图》礼器制度设计图样，重铸新器，同时为弥补金石不足，高宗四次下诏命临安府、越州等地以陶代铜“仿旧制随宜制造”祭器。但在《宣和博古图》及《中兴礼书》《宋会要辑稿》《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各类祭器单上都未载“似车”的玉琮及仿其制的各式琮瓶。宋《新定三礼图》所录的驵琮、大琮已明确为八方圆角制。明礼乐多袭宋制，《三才图会》所绘玉琮亦无此式，即“似车”之玉琮，不仅与宋、明礼地玉琮非一物，更不在礼器之列。而对于求义理、倡导“观其器，诵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遗风”甚至颂许“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的宋人来说，绝不会将“制度未详”及其仿器(琮瓶)纳入国家祭祀之中。明人则将仿此“似车”玉器的瓶形器称为“蓍草瓶”或简称“蓍草”，并用“宜”来说明其使用方式——与堂相宜、书室之妙品宜插花、宜作清供、铜器插花极似合宜。
明《三才图会》各式琮
然，明代蓍草瓶的功用是否沿袭于宋?或者说，以青铜琮瓶为首的宋代琮瓶系列是否为花器(陈设器)及其是否蕴含着尚未被破译的“意义世界”?都需更为确切的史料支持与系统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