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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幻象”——开窗折扇里的东方世界

摘要:   中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风”的艺术风格,这个文化杂糅的独立风格影响了欧洲的审美传统、物质生活、建筑形制等多个方面,是东方文化参与塑造西方文化的表现。本文重点解读的是一把带有开窗的折扇——“中式凉亭”,它来自正在河北博物院展出的“欧扇千华”展览,推测是法国洛可可时期“中国风”背景下的产物。针对这幅扇面所绘的中国 ...

  中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有一种被称为“中国风”的艺术风格,这个文化杂糅的独立风格影响了欧洲的审美传统、物质生活、建筑形制等多个方面,是东方文化参与塑造西方文化的表现。本文重点解读的是一把带有开窗的折扇——“中式凉亭”,它来自正在河北博物院展出的“欧扇千华”展览,推测是法国洛可可时期“中国风”背景下的产物。针对这幅扇面所绘的中国园林,笔者试图从跨文化艺术史的角度探索此图像在中西视觉文化交流和互鉴方面的价值。


▲图1 《中式凉亭》正反面,1760-1770年,纸、象牙,高27厘米

这把名为“中式凉亭”的欧洲折扇带有明显的“中国风”意味(图1),扇面用水粉描绘了中国园林一景,有湖石及牡丹花点缀,花园中间有一座中式小凉亭,窗户为椭圆形,窗户和玻璃门用云母制成。画面中央的凉亭具备以下特点:


  第一,墙体横纵的垂直纹路表明是由砖石材质搭建而成。

  第二,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开窗。

  第三,顶部有檐且画面没有展示出它的全貌,上面推测至少还有一层结构。


▲图2 清 陈枚《山水楼阁图》局部

但如果将扇面中的凉亭与明清园林绘画中的凉亭比对(图2),便会发现其与中国绘画中的凉亭有诸多不同。


  首先,凉亭并不是以封闭的墙体构成,而是敞开式的空间。

  第二,四周没有开窗,仅由立柱支撑起顶部结构。

  第三,凉亭大多为一层,顶部为四角或八角结构。


凉亭的功能从形式上可以丰富园林布局造景,使用上则是提供赏景休憩和对话的空间,不是一个长期居住或逗留的场所,因此具备体量小、选址灵活、造型精巧的特点。相比之下,扇面中的凉亭并非传统中式凉亭的真实写照。

17、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旅行家们讲述的东方故事和传说。19世纪以前,流通到欧洲的中国产品也都是专供出口的外销品,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图景和文化习俗[休·昂纳(英)《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由此便引发笔者的第一个猜想:因为缺少足够而准确的文字和视觉材料,欧洲画师只能做出这般似是而非的模仿,但比起不肯定的线条,凉亭上的开窗更像是精心设计的结果。那么是否存在第二种可能:大胆而夸张的表现手法是对神州世界构筑的一个幻象,画师创作过程中有目的地再现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式园林,而非刻意地模仿中国古典园林。

现有文字记录显示,最早将中国建筑传至基督教国家的是1246年圣方济会修道士伯朗嘉宾(Franciscan Johannes),他记录了蒙古人的住宅——圆形帐篷。1298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首次提到中国园林,并称其为“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7世纪中叶,荷兰使节约翰·尼尔霍(John Nieuhoff)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一书中,完整地记录了其远征的过程,并描绘了300余幅17世纪中国的直观景象。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的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系统地记录并绘制了中国园林。马国贤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抵达澳门,随后北上京师在宫中供职,擅长绘画、雕刻。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根据1712年《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木版画》绘制完成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这件作品直接影响了英国园林的建筑风格,并且修正了文字记录对中国园林的扭曲印象,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手图像资料[M.苏里文(英)陈瑞林译《东西美术的交流》,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18世纪,中国的造园艺术作为中国文化西传的一部分,成为“中国风”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诸如宝塔、凉亭、桥梁等建筑样式成为中式风格独特魅力的象征而广泛流行。

凉亭是中国古典园林十种主要建筑类型之一,《说文》中云:“亭者,停也。”意为人们到达亭子,休息片刻继续游览,故为休憩远眺、遮阳避雨而造,既分隔了空间,又丰富了景物之间的组合关系,还具有点景的功能(常钰琳《论十八世纪中国古典园林与英中式园林的异同》,北京林业大学,2011年)。中式花园在18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变得流行起来,1757年出版的《中国房屋设计》是钱伯斯根据在中国考察记录绘制的建筑图集,也是欧洲第一部介绍中国园林的专著,对中国园林在英国以至欧洲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Kew Gardens)内的孔子亭便是最早见于记载的欧洲中式花园建筑,孔子亭为八角形双层结构,四面皆是华丽的回栏,底层中间有一较大的房间,两侧各一小室,楼上是一间客厅,湖上与园中景色尽收眼底[休·昂纳(英)《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最早的西方亭子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房屋功能,且有房间和窗户。

▲图 3 波茨坦无忧宫(Sans Souci Palace)的中式茶室(Chinese Teahouse)

法国艺术在17世纪末展现出对德国的影响,尤其体现在洛可可艺术风格领域,弗里德里克大帝曾亲自设计修建了波茨坦无忧宫的中式茶室(图3)。建筑整体为三叶形,宝塔形尖顶,仿棕榈树形状立柱,门口有砂岩中国人像。茶室主体部分的竖直开窗和顶部圆形窗户恰好和折扇中凉亭的开窗相吻合,这说明此类样式并非扇面画师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创造,中式元素融合西方建筑形制的做法,在18-19世纪的欧洲可以找到真实的依据。

▲图4 布歇《中国渔钓》(La Chine prises)

18世纪中叶之后,欧洲艺术中普遍出现模仿“塔、亭、桥、榭”等小型建筑的现象,但只求外观“形似”,并没有实际功能性的体现,是中式建筑逐渐被淡化了使用性,转而突出其装饰性的结果。从布歇的《中国渔钓》(图4)可以推断《中式凉亭》人物背靠的网格应该是一种变形或结合了西方建筑部件的木质装饰元素,而且这种网格并非偶然出现,在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一书中,已有相关的描述:“通过网格、雕塑、木雕嵌板、绘画、丝绸帷幕及家具细节的运用,异国风情在此类装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布歇的中国园林也不完全是想像,法国商船曾在1700年带回了康熙皇帝赠予路易十四的中国书籍和画论著作——《芥子园画谱》《十竹斋画谱》,这给当时的法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关键的信息和标准(刘佳薇《异域风情——布歇绘画中的中国风情研究》,四川美术学院,2018年)。除此之外,大量的游记和传教士记录的中国风俗人情、建筑地貌等图文资料,也成为十分重要的依据。

18世纪50年代至末期,中国热开始体现在更加实用的空间——室内装饰中,大量中国人物服饰和生活图景的图像通过壁纸等室内装饰传播,常把花卉作为重要表现元素之一。18世纪末,以园林为背景的颇具浪漫主义意味的花卉图案广受欧洲贵族的喜爱,尤其此类夸大比例的画法成为一种特色,使中国风图案颇具超现实主义意味。

这把开窗折扇,首先反映了19世纪欧洲人对东方艺术的新态度,即基本准确、有所创意的模仿、而非夸张的戏仿。在理解中式园林绘画语言的基础上做了极大的创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构图和技法,画师调整了视觉所见的中式园林,使山水风景在同一空间中的距离被压缩或拉伸以顺应新的绘画风格要求。这与其说是对中式风格的模仿,更确切地说是创造出了一套表现中国景致的新法则,这正是我们解读画面语言的关键。当以这种角度去思考开窗折扇的立体呈现模式时,会产生近乎于超现实主义的感知特征,画中的幻象处于理想与实际之间的过渡地带。正如童俊先生在《苏州园林》一书中曾概括中国园林为“三维的中国画”,是“一座诳人的花园、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

  “中式凉亭”开窗的与众不同在于:让平面景致与真实的观看空间相连接,从开窗的背面看出去,观者好像观望着正面那些奇异绝伦的景观,开窗扇子的正反两面分隔了视界与观感,形成里外两个世界,创造出观望中国风景的新方式和体验。这是充满奇思妙想和诗情画意的观望,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也是真实中国之于西方世界的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真实和幻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对立或分歧,它们更像是中国给异国他乡留下的种种美好片段。这把折扇恰好以图像的形式,说明了“中国风”如何演变为一种独立风格并增进了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中国风”如何以跨文化的方式发挥着影响西方文化的作用。

  

  

  

  

  编辑:韩旭川

  审核:卢 阳

本文刊登于2020年3月17日

  《中国文物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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