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夏鼐　　夏鼐（1910～1985）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对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学识渊博，治学谨严，一生著述涉及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学、历史时期考古学、中国科技史、中外关系史、外国考古学、中国近代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不少具有首创意义的学术成果。为了充分研讨夏鼐的学术观点及理论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国考古学的优良 ...

　　夏鼐

　　夏鼐（1910～1985）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对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学识渊博，治学谨严，一生著述涉及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学、历史时期考古学、中国科技史、中外关系史、外国考古学、中国近代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不少具有首创意义的学术成果。为了充分研讨夏鼐的学术观点及理论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2017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夏鼐文集》（全五册，以下简称《文集》）。

夏鼐先生 

　　《文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收入资料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2000年出版三册本的基础上增订重编，收录的论著从141篇150万字，增加到213篇220万字，篇数和字数都增多50%。新增内容主要包括：原先未收入的记录稿；原先未收入和新收集到的已发表稿；夏鼐家属提供的自存手稿。

　　《文集》第一册中的第一篇文章《考古学方法论》，是夏鼐留学归国时，于1941年2月途经昆明停留期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作的讲演稿。该讲演稿发表于同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因该期刊物目录中只标出“学术及出版消息八则”，并未列出“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题目，也未列出“夏鼐”的署名，并且目录与正文内容有所出入，实际上该期刊物共有“学术及出版消息”九则，而夏鼐的讲演恰好为“第九则”，以致日后学术界长时间未注意到此篇讲演稿。这篇讲演稿，以及新收的1953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论〉与考古工作》、1953年、1955年两次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讲义、1961年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讲课的提纲《新疆考古概况》、1962年在西安讲演的《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都是学习与研讨夏鼐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新资料。

　　《文集》收录的“自存手稿”，颇具史料意义及参考价值。1954年4月，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因病逝世，夏鼐撰写悼念文章《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该文后来发表于《新建设》1954年第6期，发表时被删去一些内容，《文集》编者“考虑到被删去的内容有其史料价值，特将作者自存原稿重复编入”。1950年2月，英国考古学家吴理（Woolley）逝世，夏鼐亦撰文叙述吴理的生平事迹及学术贡献，该文当时未能发表，《文集》编者根据作者自存手稿编入。

　　《文集》第四册在《裴文中〈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之后，附载了裴文中的答辩和夏鼐对答辩的一些批注，以及夏鼐对裴文中随后出版的关于世界各地人类化石新发现和考古与第四纪地质工作新方法的两本小册子所作批注，反映了夏鼐对国际上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进展情况的熟悉程度。《对宿白同志〈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一点商榷》一文，也是根据夏鼐自存手稿编入的。

（上图：考古现场）

　　《考古》1978年第6期刊有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文后注释43提到，“像这类为突厥所掳掠的中原人民在中亚集居的城堡，《新唐书·西域传》上记‘有小城三百’，这种城堡，当然也会接近中原城市的布局”。夏鼐则指出，《旧唐书》并没有这方面内容，应是欧阳修根据唐人著作在《新唐书》中增加的，查宋人常引用的唐人关于中亚史地之书《大唐西域记》，载有“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皆为突厥所掠”等语，他推测《新唐书·西域传》可能原作“［南］有小城，三百［余户］，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城］，尚华语”（《文集》第四册，第323～324页）。

　　如此解释的话，中亚并没有300座集居中原人的小城，而是有一座小城集居300户中原人。20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一书，所收《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已将文末注释43中“小城三百”这段话删去，这应是宿白接受夏鼐意见后所作修正。

　　《夏鼐文集》的学术价值

　　一

　　首先，《文集》有助于深入研究夏鼐的早期学术经历及思想。

　　以往学术界对夏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考古学成就方面，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组织和领导的考古工作的成就，而对他的早期学术经历关注较少。《文集》的出版，有利于学术界深入研究夏鼐从事考古学实践活动之前的学术经历及特点。

　　夏鼐所作的历史学方面论文，主要特点有：

　　第一，重视“考据”，但又不局限于考据，考据的目的在于做综合的研究。

　　第二，能够及时把握史学发展动态，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敢于怀疑、治学谨严。夏鼐不囿于旧说，通过扎实的考证，对胡适、钱穆、陈寅恪、蒋廷黻、萧一山等人的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夏鼐学术批评的目的不在破坏，而在建设，为著者提供改善的意见，以备再版时加以补正。

　　二

　　其次，《文集》有利于进一步研讨夏鼐的考古学理论思想。

　　夏鼐在伦敦留学期间，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方法、人类学方面著作尤为关注，并积极思考考古学理论问题。他注重借鉴外国考古学的“意解与方法”，以便回国后发展中国的考古学。

　　三

　　最后，《文集》可以为研究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提供重要的素材。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才逐渐进入学科体系层面的发展阶段，至今已有60多年的发展历程，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不仅对当今考古学学科建设还是前景规划，都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夏鼐作为“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从理论、方法、技术、实践，包括各种规章制度等方面，对我国考古学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总之，《文集》不管是对夏鼐学术经历及思想观点、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的研究，还是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理论关系及学科建设的思考，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文摘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下卷（总第21卷）》  作者：王兴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