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所周知，图像很早即被视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学者所重视。如唐人张彦远即强调图像传达“既往之踪”具有文字不可比拟之优势；南宋人郑樵创制《图谱略》，也提倡图像与文字互相印证，是为另一种形式的“左图右书”。而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学界，图像也受到历史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史家逐渐意识到图像作为资料在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由此图像被视作 ...

　　如所周知，图像很早即被视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学者所重视。如唐人张彦远即强调图像传达“既往之踪”具有文字不可比拟之优势[1]；南宋人郑樵创制《图谱略》，也提倡图像与文字互相印证，是为另一种形式的“左图右书”[2]。而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学界，图像也受到历史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史家逐渐意识到图像作为资料在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由此图像被视作历史文献，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及至20世纪，以图证史更是成为历史学者探求过去的重要法门[3]，而“图像证史”等概念的提出无疑正是此研究取径的集中体现[4]。

　　不过另一方面，图像与历史能否联系及如何联系，也引发一些研究者的警惕。如曾宣称历史研究应以图像为先的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在其晚年即反省过分强调视觉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会导致历史科学的毁灭[5]，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1928-2000）也提示历史与艺术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必然差异，不能等同处理[6]。而在进入21世纪后，曹意强[7]、缪哲[8]、邓菲[9]、陈琳[10]、黄厚明[11]、张长虹[12]、孟彦弘[13]等中国学者也先后对以图证史或以史证图的研究取径提出反思：他们充分认识到“图像证史”的陷阱，指出图像具有多义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图像生成过程极不确定，甚至不乏造伪，且图像意义随时间而流动，而图像固有的保守与历史现实间也往往存在龃龉。基于这样的反思，他们强调图像作为资料的主体性，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反对将图像仅仅作为文字的“佐证”，成为历史研究的“插图”或“陪衬”。这样的反思也影响到具体研究层面，如当前艺术史研究对图像程式、格套粉本的关注，某种意义上或正是对此的回应。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再来看传世名画《历代帝王图》中一个显而易见却迄今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即图中帝王身着不同冠服：十三位帝王中，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著冕服，而汉昭帝刘弗陵、陈宣帝陈顼、陈文帝陈茜、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却与此有异。画家在绘制历代帝王肖像时为何要选择不同冠服？其以冕服加于光武、魏文等七帝，依据是什么？与之相对，汉昭、隋炀及陈朝四帝为何又被配以其他冠服？画家如此设计，是“别有用心”还是另有所据？无待赘言，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澄清《历代帝王图》的创作过程，对于理解图像与历史的联系亦可提供启示。以下我们即以《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冠服的差异为线索，从动态视角观察这种差异的形成，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图像证史”提出一点反思。

　　一、《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的发现与解读

　　无待赘言，《历代帝王图》中诸帝王冠服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眼即可看出，然而吊诡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代帝王图》这一独特“表现”在相关著录、题跋中均未有所呈现[14]，直到元人王恽才首次将之明确标示出来，云：

　　阎立本画古帝王一十四人：汉文昭帝、光武皇帝、魏文帝丕、蜀昭烈皇帝、吴孙权、晋武帝炎、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后主叔宝、陈文帝、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炀帝。……十四帝除汉文、陈宣、废帝、后主、炀帝，余皆衮冕，若五方帝之仪。[15]

　　显然，王恽注意到汉文帝（应为汉昭帝）、陈宣帝等（漏陈文帝）所著冠服与其余诸帝有别，后者“皆衮冕，若五方帝之仪”。不过，王恽称著衮冕的帝王形象如五方帝，似不尽准确。严格说来，彼时五方帝的形象大约有着衮冕和着通天冠两种。前者如河北石家庄毗卢寺毗卢殿（图1a）、怀安昭化寺大雄宝殿、山西繁峙公主寺大佛殿、浑源永安寺传法正宗殿、阳高云林寺大雄宝殿绘明代水陆画及山西右玉宝宁寺明代水陆画、明刻版画《水陆道场神鬼图像》等，图中多题作“五方五帝”的五方帝皆着衮冕；后者如山西稷山青龙寺腰殿绘元代水陆画（图1b）、河北蔚县故城寺大雄宝殿绘明代水陆画等，五方帝则着通天冠。

　　

图1a 毗卢寺明代水陆画之五方帝采自《毗卢寺壁画》，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图49

图1b 青龙寺元代水陆画之五方帝采自《历代寺观壁画艺术》，重庆出版社，2002年，图16

　　

　　王恽没有提及未着衮冕的诸帝冠服具体为何，至清人孙星衍、李恩庆始有明确著录。孙氏《平津馆鉴藏书画记》称：

　　前汉昭帝（旁注“文”字），冠三梁冠。

　　陈宣帝，冠幞头，有翅。

　　陈文帝，冠素弁。

　　陈废帝伯宗，冠素弁。

　　陈后主叔宝，冠元弁。

　　隋炀帝广，冠碧弁，缀珠。[16]

　　李氏《爱吾庐书画记》则著录为：

　　汉昭文帝，冠弁，朱衣墨缘。

　　陈宣帝，元衣，冠弁。

　　陈文帝，素弁，淡赭衣青缘，衷衣露龟背锦文。

　　陈废帝，素弁，绯衣元缘，青帔。

　　陈后主，青弁，绯衣墨缘。

　　隋炀帝，黄弁，元衣朱裳。[17]

　　尽管二氏表述略有差异，但大致都认为诸帝所著主要是弁。不过，从形制上看，除隋炀帝首服可称弁外[18]，其余大约都不是弁。汉昭帝所著颇似传顾恺之绘《列女仁智图》“楚武邓曼”故事中楚武王所著之冠，唯后者多一耳（《列女仁智图》中诸人所著冠多有耳，图2a、2b），或认为即通天冠[19]，不过对比汉画像石所见通天冠形状可知（图2c），汉昭帝、楚武王所著应是一种变形的通天冠。

图2a 《历代帝王图》之汉昭帝

图2b 《列女仁智图》之楚武王故宫博物院藏

图2c 武氏祠画像石之通天冠采自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163页

　　又陈宣帝所著，孙星衍、李恩庆名之曰“幞头”及“弁”，伍莉莉亦称作“有脚上曲幞头”[20]。陈文帝、陈废帝所著，争议较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白纱帽，沉从文、孙机则分别认为是菱角巾和白帢[21]。陈后主所著，一般多采纳孙机意见，认为是皮弁[22]。不过征诸史事，幞头始见于北周，是北族冠服的衍生物[23]，南朝君主无由服之。而白帢在梁陈皇帝服制中乃是吊服，“为群臣举哀临丧则服之”，平常并不服用[24]。至于皮弁，《隋书》所见梁陈皇帝服制也未见记载。因此陈朝四主是否着幞头、白帢、皮弁，毋宁说是有疑问的。

　　笔者曾注意到，南朝皇帝多著白纱帽[25]。而据《隋书·礼仪志六》记载，帽除以白纱为之者，“又有缯皂杂纱为之，高屋下裙，盖无定准”[26]，亦即当时还存在其他颜色的纱帽，且形制多样。而关于后者，《隋书·礼仪志七》言之更详：“宋、齐之间，天子宴私，着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27]所谓“卷荷”、“下裙”、“纱高屋”、“乌纱长耳”，皆为纱帽的特殊式样。准此，笔者认为陈朝四主所著应都是纱帽，其中宣帝所著两侧有耳之冠或即“乌纱长耳帽”（图3a），文帝、废帝所著则为“卷荷白纱帽”（图3b、3c），后主所著尽管从形状上看近似隋炀帝所著皮弁（图3e），与《新定三礼图》所见皮弁也颇相仿（图3f） ，不过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与陈宣帝、文帝等所著纱帽亦相去不远（后者除去两耳），因此不排除大约是一种卷荷式样的乌纱帽（图3d）[28]。

图3a 《历代帝王图》之陈宣帝

图3b 《历代帝王图》之陈文帝

图3c 《历代帝王图》之陈废帝

图3d《历代帝王图》之陈后主

图3e 《历代帝王图》之隋炀帝

图3f 《新定三礼图》之皮弁

　　无论如何，在《历代帝王图》的图像系统内，着冕冠的帝王显然与不着冕冠的帝王构成鲜明对立，尤其是南朝四帝，无一例外均被加以与冕服有别的“便服”。画家为何如此安排，王恽、孙星衍、李恩庆等均未有所解释，沉从文粗略判断：“全画人物面貌虽有异，服制却多相同，所反映的只是隋、唐人沿袭汉《舆服志》三礼六冕旧说及晋南北朝画塑中冕服而产生的帝王冕服和从臣朝服式样，和汉、魏本来情形并未符合。”[29]这里，沉从文追究了《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冕服的来源，指出其系以《续汉书·舆服志》六冕旧说及晋南北朝画塑中所见冕服为据，并非本于实际情形。

　　沉从文的上述判断没有论证，且未提及部分帝王着便服的缘由。这之后，陈葆真通过详实论证提出独特解释，概括其见解要点如下：

　　1.赞成富田幸次郎、吴同等的意见，将画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包括汉昭帝、光武帝、魏文帝、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后段包括陈宣帝、陈文帝、陈废帝、陈后主、周武帝、隋文帝、隋炀帝；后段为七世纪作品，前段则是根据后段图像摹作，成于十一世纪之前；全卷图像设色经过后人添补；榜题也可能为后人所加。

　　2.较早的后段，画家以北方诸帝的衮冕象征后周和隋为天下正统政权，而梁、陈诸帝（陈文帝、陈废帝她认为应为梁简文帝和梁元帝）的便服象征地方政权。

　　3. 较晚摹作的前段，在图像方面，画家仅择取后周武帝和侍者的造型，作为图式典范，重复制造出五组大同小异的帝王群像，排列在穿便服的“汉昭帝” （他认为是王莽）之后。每个皇帝的脸部表情差异不大，未能显现这些人物的个性。画家的兴趣在于表现“正统观”，利用以上六个依顺序排列的皇帝，来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30]

　　可以看到，陈先生系以《历代帝王图》中作为“原迹”的后半段为据、且排除榜题的干扰而进行解释的。在她看来，《历代帝王图》中皇帝着冕服与否并非基于某个图像渊源，而是蕴含了画家的正统性意识在内，着冕服具有正统，反之则否。

　　进言之，陈先生是在将《历代帝王图》的创作与唐初政治意识相联系的前提下做出这番解释的，她认为，《历代帝王图》的后段原迹可看作是唐太宗个人对梁、陈、周、隋四朝整体功过的总评，与贞观时期修撰南北朝各朝历史的背景关系密切；唐太宗及贞观朝所修诸史系以北方的周、隋为正统，南方的梁、陈为地方政权，故《历代帝王图》中遂以冕服加于周武帝、隋文帝，而南朝皇帝则被配以便服。

　　将《历代帝王图》与政治意识相联系，陈先生并非首创。如陈先生所论，以往关于《历代帝王图》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图像的风格分析，二是画者的探讨与作品的断代，三为图像功能的探讨。第三类代表即石守谦在1987年刊出的《南宋的两种规谏画》一文，指出《历代帝王图》具有积极的政治规谏作用，显然亦注意到图像呈现与政治意识的关联[31] 。在此意义上，陈先生的研究可说是位于其延长线上。不过，陈先生却未像之前研究一样着眼于《历代帝王图》中诸帝王相貌、形态的优劣，借以论述画家褒贬，而是瞩目于更醒目、也更具深层次意义的帝王冠服的差异，从更为宏阔的初唐历史认识予以解释；且其立论不立足于单个帝王，而是将《历代帝王图》视作一个整体，重视诸帝王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尝试从整体上把握创作意图，由此提出富有深度的图像理解，大大推进了学界对《历代帝王图》的认识。故而她的意见发表后颇受好评，并被视为典范研究收入作为“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代表性著述汇编”的《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学者也多沿袭这一见解，陈文曦在《阎立本的〈十三帝王图〉初探——以冕服“十二章”纹饰为基准》一文中且进一步认为：

　　在《十三帝王图》中关于帝王的穿着冕服与便服的不同，似乎也暗示作画者对于帝王的评价，穿冕服的帝王有的是开国之君，如：汉光武帝、晋武帝、蜀主刘备、魏文帝、吴主孙权。另一类穿冕服者是灭陈朝的帝王，如：隋文帝、后周武帝。此外在穿便服的帝王中，又以姿态来分站姿和坐姿。着便服站姿者，如：汉昭帝、陈后主。着便服坐姿者，如：陈宣帝、梁元帝、梁简文帝。

　　作画者藉由穿着的冕服和便服的不同、站姿和坐姿的不同，初步地划分帝王的评价高低、褒贬之意，开国之君与亡国之君的差异。[32]

　　可以看到，陈文曦在陈葆真设定的冕服、便服之别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站姿、坐姿的维度，由此形成更复杂的评判帝王正统、褒贬的标准[33]。无待赘言，陈葆真等以冕服蕴含正统观及褒贬，且将其与贞观朝修史，亦即以唐太宗为代表的时人的历史认识相关联，此即如陈文标题所述，“图画如历史”。而这种关联，从理解图像的一面来说是以历史来解释图像（“以史证图”），但另一方面，图像无疑也构成了呈现历史的一个佐证（“以图证史”）。

　　

　　二、“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说辨疑

　　对于陈葆真将《历代帝王图》中皇帝着冕与否诉诸唐人正统观的解读，亦有学者提出疑义。如沉伟在实地观察后发现今所见《历代帝王图》上有缀合痕迹，系由六段画卷拼合装裱而成，由此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确认现存图卷只是一个残本，原本一定不止于目前所看到的“十三帝王”。因此，他认为：

　　既然该帝王图卷有着明显的缺失，则本画卷图像与史书编撰之间的关系，就难以获得更充分的论证，因而不足以说明陈葆真文章中所认为的——与初唐“修史关系密切”。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到：

　　也许陈葆真所忽略的是：“图画”与“史实”的关系，未必就是单纯的一个“如”字，而其更应该是一个“补”字，所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若此《历代帝王图》之类的绘制，就不是出于史书撰述之后的一一对应的“图解”，而不过是传统以来人物图像绘画方式在功能价值上的体现。[34]

　　要言之，沉伟并不否认《历代帝王图》具有宽泛而普遍的政治教化意涵，只不过他强调由于现存图卷并不完整，因此不能将《历代帝王图》与史书编纂间的关联坐实。

　　不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沉伟虽然认为陈葆真将《历代帝王图》中帝王形象视为与史书一一对应的“图解”的认识过于勉强，但对陈先生所揭示的冕服与正统的关联并未提出直接挑战。事实上对于帝王图蕴含正统意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的，只不过他认为，《历代帝王图》卷的原貌，当绘制更为宏大的图像序列，以与唐初的正统史观相辅而行，达成“图绘”的意蕴[35]。

　　那么，《历代帝王图》中画家以冕服、便服加诸不同帝王，其用意是否即如陈葆真所说是“利用了图像来诠释历史”，借以呈现唐初君臣的正统意识呢？仔细核检图像，不难发现其中存有若干矛盾。

　　其一，隋炀帝着皮弁。按照“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的逻辑，则身着皮弁的隋炀帝显然应属非正统。不过征诸史实，隋炀帝虽为亡国之君，其法统地位却无可置疑。大业十三年（617），攻入长安的李渊拥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第二年炀帝身死，“崩问至，帝乃率文武群贤僚佐，从少帝举哀于大兴后殿。帝哭哀甚。有谏止帝者，帝曰：'吾为人下，丧居何可不哀！'”[36]李渊所为究竟发自内情还是惺惺作态暂且不论，但这番“表演”无疑显示出彼时隋炀帝仍为天下共主。而在李唐建国后，炀帝的法统地位仍维持不坠。《册府元龟》记后晋天福四年（939）太常礼官议立唐庙，云及“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可见在武德年间，炀帝仍作为前朝帝王享有祭祀[37]。又《唐六典》载陵庙守户，“周文帝、隋文帝陵各置二十人，周、隋诸帝陵各置十人”[38]，既在周文帝陵、隋文帝陵外另及周、隋诸帝陵，显然炀帝陵也应包括在内。尽管炀帝陵的陵户并未达到中宗景龙三年（709）太常博士唐绍上疏议诸武、韦陵墓守户时所云“先代帝王陵户，准式二十人”的标准[39 ]，但炀帝陵既设置守户，表明至少在有唐一代其法统地位无可争议[40]。而近年出土的制作于贞观年间[41]的隋炀帝墓志，志题称“随故炀帝墓志”，显然也是对炀帝法统地位的肯定[42]。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陈葆真针对着便服的帝王于“非正统”之外又加上了“亡国之君”，试图弥合“正统着冕服”与炀帝着皮弁的矛盾。不过这一专门针对炀帝的设定，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冕服与正统的关联。事实上，正如后文所述，炀帝着皮弁乃是画家基于炀帝日常服饰所作的创作，与是否正统无关。

　　其二，周武帝像题记中的“无道”。案《历代帝王图》在诸帝像的前方上面都有或长或短的题记，其中周武帝像题记最长，作：“后周武帝宇文邕，在位十八年，五帝共廿五年，毁灭佛法，无道。”（图4a）显然，语含批评的“无道”二字与身着冕服、具有正统的周武帝格格不入。对此，陈葆真以“无道”二字墨色较淡，推测或为后人所加。不过，为何后出字迹反而墨色较淡，这似乎不太好解释，因此更有可能的情形则如吴同所说，即是原题记被后人刮去的残迹[43]。又陈先生以“无道”这种强烈谴责的评论，与其他帝王像题记所见只述事实而不作褒贬的措辞格式不同，论其为后人添加。不过仔细审视与宗教相关的三则题记，不难发现原题记作者做这种评判完全是可能的。

　　图4a 周武帝像题记

　　图4b 陈宣帝像题记

　　图4c 陈文帝像题记

　　如上所见，陈宣帝像题记作“深崇佛法，曾诏朝臣讲经”（图4b），陈文帝像题记作“深崇道教”（图4c），而周武帝像题记之“毁灭佛法”，正与二者相对。陈葆真以唐太宗批评梁武帝父子佞佛亡国论证唐太宗不“崇佛”，并进一步说明唐太宗于“崇佛”、“灭佛”都不十分在意，因此陈宣帝、陈文帝像题记不加褒贬，周武帝像题记也应如此，“无道”二字系后人所加。不过值得注意是，《历代帝王图》题记大抵不叙帝王治绩，而仅见的言及治绩的三例都与佛道信仰相关，这显示出画家对于佛道决非无所谓的态度。而从包括阎立本在内的六朝隋唐画家多参与寺观宗教壁画绘制[44]，且题记使用多用于肯定式评价的“深崇佛法”、“深崇道教”来看，毋宁认为画家应是推崇佛、道的，然则“毁灭佛法”的周武帝被批评“无道”无疑极有可能。要之，尽管上述题记未必尽皆符合史事，但包括“无道”二字在内的题记却不宜轻易否认[45]。若此说不误，则“无道”的周武帝是否会被画家绘成具有正统的形象，不得不说是有疑问的。

　　其三，刘备、孙权著冕服。对于绘有汉昭帝、光武帝、魏文帝、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等六帝的《历代帝王图》前半段，研究者一般认为其系后人摹制，甚至认为或即据后半段周武帝像或隋文帝像“重复制造”[46]。之所以如此，陈葆真判断这是因为画家的兴趣并非显现这些人物的个性，而在于表现“正统观”，即通过六个依顺序排列的皇帝，来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亦即在陈先生看来，画像摹制的前半段乃是和后半段的原作享有同一套“符号”体系。而按照这个体系，着冕服的刘备、孙权应和同时代的曹丕一样，被画家归入正统帝王之列。不过征诸史实可知，迄至北宋为止，对于鼎足而立的三国，主流意见一直都以曹魏为正统，唐代官方亦然[47]，曹丕像题记作“魏文帝”（图5a）而刘备、孙权像题记称“蜀主”、“吴主”（图5b、图5c），显然也表明画家并不以后二者为正统。着冕服的刘备、孙权既不得正统，冕服与正统的联系也就不攻自破。

图5a 曹丕像题记

图5b 刘备像题记

图5c 孙权像题记

　　其四，汉昭帝着“便服”。同在画卷前半段、被认为“反映从汉到西晋之间各代政权转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的汉昭帝，其正统性固不待赘言，然其所著却是“便服”，由此构成了一条不利于“冕服=正统”说的反证。对此，陈葆真认为题记有误，实际应为王莽，试图以此解决图像中人着“便服”的矛盾。不过，若以此图像为王莽，却也有滞碍难通之处。如所周知，无论《历代帝王图》的作者是阎立本还是郎余令[48]，其绘制公认为是“按据史传，想像风采”[49]，按照石守谦的描述，即画家依赖由史书上所得之资料，去制作此人物之“历史真实感”，由此实现画像“鉴诫”与历史真实间的平衡[50]。而史传中的王莽，如《独断》等所见，“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王莽秃，帻施屋'”[51]，亦即王莽秃头，故需巾帽遮挡。而从此记载频见于《后汉书》刘昭注及《北堂书钞》等文献、且不时为后人称引不难推知[52]，隋唐人对王莽秃头的形象当不陌生，然则“按据史传，想像风采”作画的画家笔下的王莽必然也是秃头或以巾帽遮挡头发的形象。然而今《历代帝王图》中的“汉昭帝”却可显见头发，因此其人非王莽无疑，题记所设定的“汉昭帝”不宜轻易否定。事实上，昭帝所著也非“便服”，如前所述，其头上所著乃是后人想像的“通天冠”，而通天冠正是西汉皇帝最重要的一类首服[53]，画家以通天冠加于昭帝，正是其“按据史传”的体现。概言之，在汉昭帝的画像中，非冕服的冠服并未影响昭帝的正统地位，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冕服与正统的关联。

　　要之，陈葆真在建构“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说时实际设定了若干前提，如部分题记不可信，着便服者包括亡国之君等。如前所见，上述“前提”却未必可以成立。而缺少这些“前提”的“保驾护航”，判断皇帝着冕与否反映了唐初君臣的正统观，毋宁说是有疑问的。事实上，如流传至今的唐代皇帝像所见，唐人绘本朝皇帝像多著幞头，而非冕冠（图6a、6b、6c、6d、6e、6f、6g）[54]；而文献所见唐人皇帝像，固然着冕冠者确有其例[55]，但亦不乏着通天冠甚至更为闲散的纱衣幅巾者[56]。据此可见，时人在绘制皇帝像时应无意识借冕服宣示正统，这无疑也表明《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异服应与正统无关。

图6a 传阎立本绘《步辇图》之唐太宗 故宫博物院藏

图6b 传李昭道绘《明皇幸蜀图》之唐玄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c 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之唐高宗及线面图[57]

采自Л. И. Альбаум, Живопись Афрасиаба, Ташкент: Фан, 1975，第35块，北墙，细部3，线描图采自图18.

图6d 南薰殿《唐高祖立像》（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e南薰殿《唐太宗立像》（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f南薰殿《唐太宗纳谏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g南薰殿《唐太宗半身》（局部）[58]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我们通过对《历代帝王图》自身图像语言及唐人对皇帝冠服认识的检讨，确认《历代帝王图》中并不存在“冕服=正统”、“便服=非正统”的对应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历代帝王图》中皇帝异服应与以唐太宗为首的唐初君臣对历史正统所在的认识无关。然则画家在绘制南北帝王时特意施以不同冠服，其依据又是什么？这里我们不妨先跳出“图像证史”的窠臼，转而切入图像自身脉络，观察在此之前的南北朝时期是如何绘制皇帝像的。

　　

　　三、东晋南朝皇帝像的系谱

　　皇帝形象最早何时出现在图像中，这一点史无明文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汉代画像石中已经出现皇帝。如秦始皇，即在汉画像石的常见题材“荆轲刺秦王”和“泗水升鼎”中频频登场[59]。此外，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三代帝王（图7），以及与秦汉皇帝具有传承联系的春秋战国诸王（图8a、8b、8c、8d），也间或出现。不过，汉画像石中迄今未发现汉代皇帝[60]，且这些汉代之前的帝王像大多绘制粗略，与后世形神兼备、作为肖像画的皇帝像仍有很大不同。

图7 山东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之夏桀禹舜尧帝喾颛顼黄帝神农祝融伏羲女娲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图49

图8a 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之吴王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图49

图8b 武梁祠东壁画像石之齐王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图50

图8c 嘉祥纸坊镇敬老院画像石之吴王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图112

图8d 嘉祥纸坊镇敬老院画像石之楚王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图113

　　而在魏晋以后，皇帝肖像画开始出现，尤其是东晋南朝，文献中留下多处皇帝肖像的记载，且不少皇帝肖像画传于后世。

　　表一 东晋南朝皇帝像

皇帝像	画家	出处
晋中兴帝相列像	顾恺之	《历代名画记》
晋中兴帝相像	顾景秀	《历代名画记》
宋文帝像	顾景秀	《历代名画记》
宋孝武像	陆探微	《历代名画记》
宋景和（前废帝）像	陆探微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宋明帝像	陆探微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宋元微（后废帝）像	陆探微	《历代名画记》
宋元微（后废帝）像（另）	陆探微	《历代名画记》
齐高帝像	陆探微	《历代名画记》
梁武帝像	张僧繇	《历代名画记》
梁武帝翻经像	张僧繇	米芾《画史》
御临轩图	袁倩	《历代名画记》
御像	陆整	《历代名画记》
临轩图 　　御像	江僧宝	《历代名画记》

　　如表一所见，东晋南朝诸帝中至少有八位皇帝都曾留下画像，有的还不止一幅，此外还有若干幅所绘皇帝不明的“御像”、“御临轩图”。而考虑到南朝肖像画的盛行[61]，不难想见当时应绘制了更多的皇帝肖像。

　　那么在这些皇帝肖像画中皇帝着何冠服呢？由于上述画作今均已佚失，我们无法从画像自身直观感知。幸而文献中尚存零星记载，使我们得以了解彼时画家是如何表现皇帝的。

　　案表一所列张僧繇绘《梁武帝翻经像》，米芾《画史》称“峨峨太平老寺主，白纱帽首无冠蕤”，可见像中梁武帝应着白纱帽[62 ]。《画史》又称晚唐画家范琼绘《梁武帝写志公图》，其中“武帝白冠衣褐”，所著同样是白纱帽[63]。无待赘言，后者当是依据了前者的传统[64]。此外，唐代陆龟蒙诗称：“陶令接䍦堪岸着，梁王高屋好欹来”，自注：“梁朝有白纱高屋帽。”大约也是因见过着白纱帽的梁武帝像而作[65]。对于梁武帝之著白纱帽，米芾疑系“六朝居士衣”[66]，不过如前所论，白纱帽乃是南朝皇帝常着首服，因此梁武帝所著白纱帽不过是其“宴私”之服，并非模仿居士的装扮。或许正因如此，与梁武帝多有交往的张僧繇笔下才会呈现出一个头戴白纱帽的梁武帝形象。

　　东晋南朝皇帝像中皇帝着白纱帽，梁武帝像并非孤例。米芾《画史》记六朝画作《宣王姜后免冠谏图》，其中宣王也着“白帽”亦即“白纱帽”，米芾判断“此六朝冠也”[67]。尽管图中所绘并非六朝皇帝，但从周宣王亦被冠以作为“六朝冠”的白纱帽或可想见，彼时皇帝像应多著白纱帽。

　　除白纱帽外，东晋南朝所绘皇帝像亦多著通天冠。如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传为顾恺之绘《古史箴图》，现存9段故事中共出现两位身份可辨的皇帝，其一是“冯姬挡熊”故事中的汉元帝，从冠上显见的金博山可确认其所著即通天冠（图9a）。其二是“班姬辞辇”故事中的汉成帝，尽管首服为车帘遮挡不易判明，但额前既未见下垂的冕旒，则非冕冠无疑，推测应和汉元帝一样着通天冠（图9b）。

图9a 传顾恺之绘《女史箴图》之汉元帝

图9b 传顾恺之绘《女史箴图》之汉成帝

　　

　　此外，在同传为顾恺之绘、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列女仁智图》中，虽未绘皇帝，但却出现了与皇帝类似的春秋战国诸王，譬如在“楚武邓曼”故事中有楚武王。如前所见，楚武王亦着通天冠，尽管形制与《女史箴图》中汉元帝所著存在差异。学者注意到，汉画像石中春秋战国诸王往往和秦汉皇帝一样着通天冠[68]，据此或可推测东晋南朝画家在绘制春秋战国诸王时大约同样是以皇帝首服加于其首。

　　当然，无论是《女史箴图》还是《列女仁智图》，都还有一点需要确认，即它们的创作时间，这关涉二者能否作为呈现东晋南朝画风的资料。关于前者，固然其作者是顾恺之还是他人，是原迹还是南朝或唐代摹本学界尚存争议，但研究者大多赞成该画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尤其是东晋南朝的绘画风格[69]。而对于后者，一般认为其虽宋人摹本，但同样保存了东晋南朝绘画的诸多面貌[70]。由此可见，尽管《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不排除均系六朝以后才问世，但这并不妨碍二者具有呈现东晋南朝画风的意义，然则将图中人物的冠服表现视为东晋南朝画家的选择，无疑是可以的[71]。

　　以上资料所见皇帝，既包括真实生活于东晋南朝的皇帝，也包括距离当时已久的西汉天子。大致而言，东晋南朝画家在绘制这两类皇帝时，当世皇帝多被配以白纱帽为代表的纱帽[72]，而西汉天子首服则例作通天冠。考虑到汉画像石中皇帝及春秋战国诸王多著通天冠，三国朱然墓出土漆案所绘左拥右抱的皇帝亦着通天冠（图10），毋宁认为东晋南朝皇帝像中皇帝冠服的两种绘制样式实际各有所出，其中着通天冠者乃本自汉代以来的传统，而冠纱帽者则为东晋南朝画家的“新发明”。

图10 朱然墓出土漆案（局部） 采自《马鞍山文物聚珍》，文物出版社，2006年，72页

　　

　　当然，这两种皇帝像绘制样式的共同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均未着用冕服。而自东汉明帝恢复作为经典的古冕制度以来，冕服就在皇帝舆服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东晋南朝也不例外，如下文所见，在祭祀天地、宗庙、明堂及元会临轩等场合，皇帝都着用冕服。然而吊诡的是，本应是皇帝日常形象的著冕服的皇帝形象在现今所见无论是文字描述还是图像呈现的东晋南朝时期的皇帝像中却未见一例。这只能说明彼时画家在绘制皇帝画像时大约更偏爱未着冕服的皇帝形象。

　　

　　四、北朝皇帝像的系谱

　　与东晋南朝留下大量记载皇帝像的文字不同，见于画史等文献的北朝皇帝像的资料并不丰富。

　　表二 北朝皇帝像

皇帝像	画家	出处
齐神武临轩对武骑图	曹仲达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北齐后主幸晋阳图	展子虔	《历代名画记》
北齐畋游图	郑法士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周明帝畋游图	董伯仁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隋文帝上廄马图	董伯仁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隋文帝入佛堂像	郑法士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隋文帝像	袁彦	《隋书》
隋朝正会图	杨契丹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幸洛阳图	杨契丹	《贞观公私画史》 　　《历代名画记》

　　如表二所见，即便计算杨隋皇帝像在内也不过9种。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临轩、游幸等场合出现的皇帝形象，而非皇帝肖像画，唯一一件属于皇帝肖像画的《隋文帝像》还出自南朝画师之手[73]。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北朝没有皇帝肖像画，学者早已指出，《贞观公私画史》、《历代名画记》等多据南朝画史著述[74]，因此不排除北朝皇帝肖像画实存但为文献失载。事实上，考虑到北魏营造佛像“令如帝身”、即以皇帝形象为佛像模板[75]，隋文帝仁寿元年（601）也曾“自写”其形象颁于寺庙[76]，毋宁认为北朝当亦存在绘制皇帝肖像画的传统。

　　遗憾的是，这些成于知名画家之手、有北朝皇帝出场的画像中皇帝形象如何，文献中一无记载，我们无法获知其中皇帝的穿着打扮。不过，另一些不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