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半偏袒式形制的佛像袈裟在现存最早的一批中国佛教石窟以及北凉石塔中极为常见，并在入唐后成为袈裟主流形制之一，渗透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藏传佛教地区，一直沿用至今。然而，这种袈裟形制在印度本土却极为罕见。本文作者针对佛像的半偏袒式袈裟形制，在反思先行研究及其所面临困境的基础上，以现存实物材料的图像与表现形式的探讨为主，文献查证为辅，得 ...

半偏袒式形制的佛像袈裟在现存最早的一批中国佛教石窟以及北凉石塔中极为常见，并在入唐后成为袈裟主流形制之一，渗透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藏传佛教地区，一直沿用至今。然而，这种袈裟形制在印度本土却极为罕见。

本文作者针对佛像的半偏袒式袈裟形制，在反思先行研究及其所面临困境的基础上，以现存实物材料的图像与表现形式的探讨为主，文献查证为辅，得出结论认为佛像的半偏袒式袈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西亚、中亚文化传统在犍陀罗、阿富汗相遇的产物。
一 引子
佛像袈裟的半偏袒式形制，不同于印度常见的通肩式、偏袒右肩式，特指以袈裟不同程度地遮盖右肩、右臂的穿着方式。这种袈裟形制，在现存最早的一批中国佛教石窟以及北凉石塔中极为常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图一〕麦积山石窟第78窟正壁坐佛 采自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 图5，文物出版社，1998年

A型，覆盖右肩与部分右上臂，露出右肘及下臂。如莫高窟第268窟主尊、炳灵寺第169窟北壁9号龛像、麦积山第78窟主尊〔 图一〕、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图二：1－2〕等。

〔图二:1〕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 张冬萍摄影

〔图二:2〕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  王云绘制

B型，覆盖右肩及右臂，右手从袈裟上缘伸出。此类又可细分出两种类型：B-1：露出双手型。如炳灵寺第169窟北壁6号龛像〔图三：1－2〕等。B-2：覆盖双手型，即右侧袈裟自右手臂外侧向内缠绕，末端于腹前下垂覆盖双手。如北凉石塔岷州庙塔像〔图四：1－2〕、莫高窟第272窟北凉千佛等。

〔图三:1〕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6号龛像 采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 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 永靖炳灵寺》 图21，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89年

〔图三:2〕炳灵寺第169窟北壁6号龛像 王云绘制

〔图四:1〕岷州庙塔佛像 敦煌研究院藏 采自殷光明:《 北凉石塔研究》 页313， 图106， 财团法人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出版， 2000年

〔图四:2〕岷州庙塔佛像 王云绘制

从北魏中期到东、西魏，中国佛像的袈裟形制经历了褒衣博带式（右手从袈裟下缘伸出）〔图五〕的短暂流行。之后，A型半偏袒式在北齐重新登场，入唐后成为袈裟主流形制之一〔图六〕，并渗透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藏传佛教地区，一直沿用至今。然而，这种袈裟形制在印度本土却极为罕见，因此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关于这一袈裟形制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中国起源（中国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并未指出具体出现地区）、中国凉州起源（出现于中国古代凉州地区）、中国南朝起源（出现于中国古代南朝地区）以及古代中亚起源（出现于中国新疆乃至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北部等古代中亚地区）四种观点。本文将在反思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现存实物材料的图像与表现形式的探讨为主，文献查证为辅展开讨论，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图五〕褒衣博带式坐佛 云冈石窟第6窟 南壁中层中部 采自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 图112，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91年

〔图六〕阿弥陀净土变 唐贞观十六年( 642)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 采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三)》 图26，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87

二 先行研究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一）中国起源论
半偏袒式袈裟的中国起源论，最早由杨泓在1963年《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一文中提出。在这篇讨论褒衣博带式出现问题的论文中，作者对半偏袒式没有展开具体讨论，但认为以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袈裟为代表的半偏袒式，是“在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出现的“具有新的特征的斜披式服装”，是褒衣博带式出现之前的过渡形式。论文将搭在右肩上的衣物称为“偏衫”，理论依据为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卷三“偏衫”一条。
然而，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袈裟右肩上的衣物是否可以称为“偏衫”？仔细阅读文献，首先会发现《事物纪原》与其所引《大宋僧史略》内容在具体用字上略有出入。《大宋僧史略》曰：“乃施一肩衣，号偏衫，全其两扇衿袖”，《事物纪原》则云：“乃施一边衣，号偏衫，全其两肩衿袖。”所幸这样的出入对整体文意没有太大影响。不过，根据文献描述还原“偏衫”时，会发现“偏”只是一个字面上的陷阱。因为，施“偏衫”的目的在于“全”其两扇衿袖，即让僧衣两侧的衿、袖看起来是一样的，并且要遮蔽穿僧衹支（内衣）的身体。而云冈第20窟大佛仅仅覆盖了右肩肩头，袒露着大部分右臂、右胸和右侧的僧祗支，衣物对身体的覆盖程度完全没有达到“全其两扇衿袖，失衹支之体”的程度，因此与《大宋僧史略》描述的“偏衫”并不存在对应关系。
（二）中国凉州起源论
1985年，浅井和春在《敦煌石窟学术调查报告（第一回）》中，认为以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建弘元年（420）佛像为代表的半偏袒式袈裟形制，是从印度马图拉的偏袒右肩式变化而来的，即用袈裟的边缘覆盖右肩。并且，称之为“凉州式”，即出现于凉州文化圈的一种特殊形制。
1993年冈田健、石松日奈子发表了《中国南北朝时代如来像着衣研究》上、下两篇，认为中国南北朝时代如来像的着衣变化有两大趋势：1、沿着减少肉体露出程度的方向发展；2、采用中国民族服饰。认为“以袈裟遮盖右肩的偏袒右肩”式袈裟形制是“佛像着衣中国化的第一步”。并且指出，此时如来像着衣“沿着减少肉体露出程度的方向发展”，其原因在于古代中国人忌讳袒露，而且露肩、跣足的行为容易让人联想到葬仪。作者虽然延用了“凉州式偏袒右肩”一词，同时也指出，这一形制“确实最早出现在克孜尔、库木吐喇等中亚乃至河西走廊一带的凉州文化圈”，只是目前还无法判断这种形制到底更早地出现于中亚还是凉州。有鉴于此，石松日奈子在其后来的文章中，有时会更笼统地称之为“西方式偏袒右肩”，但没有对其“西方”所指作出明确的界定。
陈悦新根据右肩覆盖程度的不同，将半偏袒式区分为“覆肩袒右式”和“搭肘式”两种，前者以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为代表，后者以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建弘元年（420）佛像为代表，指出“覆肩袒右式”最早见于西秦和北凉地区，但没有论及半偏袒式的起源问题。因此，暂且将其归入凉州起源论的范畴。
（三）中亚起源论
1986年宿白的《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一文，没有具体涉及佛像袈裟形制问题，但将含有大量半偏袒式例证的北凉石塔、莫高窟早期洞窟、炳灵寺第169窟等纳入“凉州模式”的范畴，并明确指出“凉州系统的窟龛造像，大多源自于今新疆地区”，等于间接指出半偏袒式袈裟形制源自新疆地区。
美国学者玛丽琳·马丁·丽艾（Marylin Matin Rhie）在其巨著《中国与中亚早期佛教艺术》卷三中，称半偏袒式为一种“混合模式”（sling mode），指出纯粹的偏袒右肩和混合模式的变体在犍陀罗和阿富汗艺术中，特别是在泥塑中极为常见。并进一步推测这种变体可能是在以克孜尔为代表的中亚，甚至是中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四）中国南朝起源论
2010年，夏朗云在《炳灵、麦积早期半偏袒袈裟西渐高昌——从5世纪初的关陇石窟到5世纪末的吐鲁番石窟》中秉承杨泓观点，认为半偏袒式袈裟是“东土汉文化”的产物，并进一步提出了南朝（东晋）起源说。论文以慧远《沙门袒服论》中的“专本达变”为理论依据，认为东晋的沙门袒服之争是半偏袒产生的文化背景。并推测关注东晋佛教的后秦王姚兴应该了解东晋佛教服饰的新潮并进而效法，于是在麦积山石窟中出现了半偏袒式袈裟。论文还进一步指出，炳灵寺石窟、河西北凉石塔乃至高昌时代的吐峪沟第44窟中的半偏袒式，是半偏袒式西渐的实物证据，而吐峪沟以西的半偏袒例证年代都比较晚。
这一推论，在中国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以及印度本土不存在半偏袒式例证的前提下，显得颇具说服力，似乎也符合历史潮流。即随着沮渠北凉兵败北魏，被迫西迁高昌（443年），产生于东土的半偏袒式袈裟便随之从中原地区传到了高昌，出现在了吐峪沟石窟中。但令笔者感到不安的是，首先，该文在没有深入分析作品形式的情况下，就简单排除了克孜尔、库木吐喇GK20窟像乃至犍陀罗地区的相关例证；其次，论文将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寻本达变”，误读为了“专本达变”，而且对《沙门袒服论》一文的理解也偏离了慧远的原意。对于克孜尔、库木吐喇GK20窟乃至犍陀罗地区的相关例证与中原地区的半偏袒式袈裟的关系，笔者将在后文展开讨论，在此不作赘述。那么，“寻本达变”是否能够成为半偏袒式袈裟产生于东土的理论依据呢？
佛教在向中国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南朝上层士族对僧人的“不敬王者”、“袒服”、“踞食”等习俗感到难以接受，是慧远撰写《沙门袒服论》的时代背景。不过，慧远的这篇文章是想巧用儒家思想证明袒服的合理性，捍卫沙门袒服制，没有妥协的意思。文章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首先，慧远认为袒服是合乎于理的，因为“玄古之民，大朴未亏，其礼不文”，而袒服正是“去饰之甚者也”。其次，慧远认为袒右便于活动，因为“人之所能，皆在于右，若动不以顺，则触事生累”。而行动方便，则“理悟其心”。第三，慧远认为释迦牟尼“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所以我们也应该“缅素风而怀古，背华俗以洗心”，需要“寻本达变”。关键的“寻本达变”应理解为：追寻本源，通晓权变之理。这里的“变”为“权变”之意，慧远是想说袒服本身就是符合儒家精神的权变。最后，慧远还进一步说，有些人因为没有理解这些，所以想要改变袒服，而这实际上是“反古之道”的。因此，“寻本达变”非但不能用作袈裟从袒右到半偏袒转变的理论依据，而且正好相反，只能说明慧远根本不打算向世俗妥协。
（五）先行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回顾以往的研究，会发现持半偏袒式袈裟中国起源论的学者，就其落脚点而言，虽然有南朝起源和凉州起源的区别，但实际上具有共同的立论前提和理论依据，并且面临共同的困境。
共同的立论前提是印度、中国以西不存在这种袈裟形制。就理论依据而言，无论是《大宋僧史略》的“偏衫”记载，还是《礼记》的《奔丧》、《问丧》，其背后的根本理念都是：中国人忌讳袒露。于是，就能殊途同归地推出一个结论：半偏袒式是产生在中国的一种过渡形式，介于偏袒右肩与褒衣博带之间。从中国传统观念来看，这样的结论颇具说服力。不过，从现存中国佛教造像情况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背景来看，几种中国起源论必然面临一些共同的困境。

〔图七〕陶制摇钱树座 东汉晚期 四川彭山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采自金维诺、 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 页41，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

首先，从现存遗物来看，中国现存最早的一批佛像的袈裟基本都是通肩式的。如东汉晚期四川彭山出土佛像陶器座〔图七〕、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浮雕佛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藏西晋（3世纪末）的金铜坐佛、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金铜佛像等。到了西秦（385－431）、北凉（397－439），佛装主流是通肩式和半偏袒式，偏袒右肩式仅见于菩萨和弟子装，如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11号西秦壁画中的菩萨和弟子，天梯山石窟第4窟北凉的供养菩萨等。偏袒右肩式佛装主要见于北齐和唐初，如山东龙兴寺北齐造像，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的“优填王像”等。
可见，通肩式袈裟传入中国在先，之后才出现了包括偏袒右肩式在内的其他形制。因此，如果“忌讳袒露”是古代中国人改变偏袒右肩式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不直接采用把身体遮蔽得严严实实的通肩式袈裟？却偏要一步一步地将偏袒右肩式改变为褒衣博带式？而且，偏袒右肩式作为佛装大量出现于中国，已在北齐之后，比褒衣博带式的主要流行期（北魏中期到东、西魏）还要晚。因此，从现存作品来看，很难搭建起“偏袒右肩式→半偏袒式→褒衣博带式”的变化模式。
其次，既然中国人忌讳袒露，为什么又在完成了汉化改革（褒衣博带式）之后再次回到半偏袒式？褒衣博带式作为主流佛衣，流行时间非常短暂，大约在5世纪后半期到6世纪中期，即在北魏中期到东、西魏之间，北齐之后就变得比较罕见了。如前所述，A型半偏袒式在北齐重新登场，唐代之后与通肩式袈裟共同成为主流形制，且被周边地区广泛接受。同时，原本为僧衣、佛衣的袈裟，还被广泛应用在了菩萨、罗汉、弟子、宗师〔图八〕、居士乃至具有双重身份的中国民间神灵身上，如无生老母（观音）〔图九〕。这显然是一种混乱。不过，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半偏袒式袈裟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佛教文化圈内，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体现造像主体佛教身份的象征符号。褒衣博带式流行时间尚短，“过渡性”的半偏袒式何以具备如此强大的力量？

〔图八〕宗喀巴大师像 15世纪前后 阿里托林寺白殿 东壁壁画 采自《 中华书画家》 2017年第2期， 页36

〔图九〕无生老母(观音)  清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采自王海霞编:《中国古版年画珍本( 河北卷)》，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5年

再者，如果半偏袒式是产生于中国的过渡形式，如何理解龙门宾阳中洞主尊〔图十〕特殊的“褒衣博带+凉州式偏袒右肩”式袈裟形制，也是一个问题。冈田健、石松日奈子认为宾阳中洞主尊是“裹着偏袒右肩袈裟的皇帝像”，即“孝文帝本人的像”。“褒衣博带+凉州式偏袒右肩”是“帝王即如来”思想的体现，即褒衣博带是帝王服饰，凉州式偏袒右肩是佛的衣装。我们暂且抛开其论据略显薄弱以及宾阳中洞主尊与其他相似例证的先后关系问题，假设宾阳中洞主尊就是这一形制的最早例证。即便如此，问题仍然存在，即褒衣博带式作为中式帝王服装，代表孝文帝没有问题。但象征佛陀的半偏袒式袈裟，却是中国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制，这就不太符合佛陀作为西来神灵的身份了。

〔图十〕坐佛 北魏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正壁 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9， 文物出版社、 平凡社， 1991年

以上这些问题，在中国起源论的视角下都无法解决。此外，除石松日奈子对半偏袒式是否最早出现于凉州地区尚存疑问之外，其他研究者认为半偏袒式的产生地或在凉州或在南朝。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克孜尔石窟等地大量的半偏袒式就是从东土传过去的，这显然不符合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大趋势。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僧人前往印度、中亚求法的兴盛期。龟兹国在当时已经是一大佛教中心，373年前凉招纳月氏人、龟兹人组织凉州译场，4世纪末鸠摩罗什等龟兹高僧受邀在凉州、长安译经，还有大量中原高僧到龟兹求法。佛教图像往往伴随佛教思想同步传播，一种单薄的袈裟形制，是否可以逆着佛法由西向东传播的历史洪流影响到龟兹国呢？当然，中亚起源论不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但遗憾的是，宿白和玛丽琳在论著中并没有就其观点展开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