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巴县第三区龙凤乡的望族有龚家、胡家，财力旺、势力大。李姓，家族人口繁盛、分布广，但多数穷困。谢家、程家，虽然有点势力，但族小人稀。其他还有何姓、石姓、申姓、刘姓，也是乡里有名姓氏。
本人少年时读书、赶场、走亲戚，吃春酒，常听大人们摆“龙门阵”，他们爱谈“张献忠洗（屠）四川”“湖广填四川”的故事。说得高兴，各自争说自己的老祖宗来自“湖广”、来自“麻城孝感乡”、来自“广东过湖广”、来自“江西过麻城”，来自“湖广过贵州”。听多了，逐渐知道龚、胡、李、何、程、谢、石、申、刘等姓都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家乡人打趣谈，常提到胡家花园、胡家花房子和龚家举人、龚家老房子、龚家新房子、龚家祠堂、龚家寨子，龚家祖坟（蛇坟和龟坟），龚家神龛上供着放鸭竿子的故事。
龙凤乡的龚氏家族，尤以十四保的龚家寨子、老房子、新房子、祠堂的族派为盛。这里地处龙凤乡、走马乡、白市驿（镇）交界处，小地名就叫龚家寨子。在这约4平方公里以内，主要是龚家的寨子、园子、祠堂、坐屋、机房（织布）、田土和佃客。龚家寨子，圈地约1.5平方公里。正门洞上有城楼，有瓮城，城墙有三丈高，墙基用大石条、其上用大方砖砌成。城墙上宽三、四尺，可行人、跑马。寨中有田土、水池、房屋，还有演武厅，厅前有练武场。练武场与正门洞之间一座高大的石牌坊，练武场东西两边各立一根铁旗杆。
解放初，将城楼、演武厅等撤除，城墙内全改为耕地。
1956——1960年，邻近两个乡（公社）的农民修堰塘，引水渠，修房屋，修牛圈将城墙撤毁殆尽。龚家老房子，一大朝门，二小朝门，三进六天井，七八十间房；龚家新房子，一大朝门，三小朝门，四纵列，五横列，九个天井，百余间房。解放后土改时，前者搬进8家贫农居住，后者搬进12家农民居住。龚家祠堂，是典型的长方形围龙屋，外墙高于内屋顶，土改时5家贫农搬进居住。这些土改“新分户”，有的是本地的贫农、长工，多数是从缙云山上搬下来分田土的山民。减租退押，打破迷信，挖了装有双龙拥圣旨石冠的龚家祖坟、蛇坟、龟坟，砸毁了石牌坊和祠堂神位。不知显赫了多少年代的龚家风物，随着时代风暴被扫荡了。“新分户”不知道住地旧物的昨天，当地老人偶尔也把龚家故事作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风吹倒前朝树”的闲聊笑谈。
提起
龚家的故事，最有趣的是龚家老祖宗放鸭入四川。香火（神龛）上供祭放鸭竿的故事。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龚家在未入川前的老祖宗是以放鸭为生的。放鸭为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年四季都养一群鸭，冬天、春天主要圈养，或在园林畔，小溪沟，湿地养鸭，夏天秋天将鸭赶入麦收后的旱土和稻收后的水田；一种是春夏孵蛋，卖小鸭，刚收早稻，开始养群鸭，将几百上千，甚至几千的鸭子赶下稻谷收后的水田。农历七、八、九、十月份是放鸭最好的季节，田里割谷时抛洒的谷粒和水田中虫鱼田螺，是丰富而天然的饲料。鸭子长得快、长得肥，会生蛋。至九、十月就可全卖给制板鸭的作坊，少的可以卖给多家餐馆和乡间农民办酒席。放一群鸭的收益，比一个种二、三十亩田的中农收益还多。不过，放鸭比种庄稼更辛苦，风险亦大。
放鸭专业户，我家乡人称“鸭蓬子”。一般是三个人，两个放鸭，一个看守蓬子、煮饭和送饭。赶鸭子的二人，大多是请的“丘二”（短工或长工），老板守蓬子，有时还需上街买油盐米，谈生意。
旧社会，一切私有，惟独放鸭，哪家哪姓的田土都可以放，只要鸭子不损害蔬菜和庄稼，田土的主人认为鸭群来田土，可吃掉害虫，泥土踩得柔和，鸭粪肥了田。这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放鸭子可算是“逐水草而居”的生计。鸭蓬子为中心，四周三、四里路内的水田都放过鸭群了，就得移动地方，远了不便送午饭，傍晚也不便赶回鸭群。鸭蓬子搬家十分简单，守蓬子的人第一次将竹篾编的，三个人蔽风雨、睡觉的蓬子扛到新选的平地放好，第二次回来搬煮饭的鼎锅、菜刀、碗、筷和围鸭群的竹围，一挑子就担到新住地。新住地距原住地不过四、五里。放鸭人以一个竹蓬篾床、一鼎锅、一群鸭，白天黑夜，风里雨里辗转生活在广大乡村田野间。放鸭人几个月回不了自己的家。倘若遇到瘟疫（症），眼睁睁看着倒霉。民间有一句形容遇难遭败的歇后语：“三千鸭子死了八百--快完了”。虽然养鸭可赚大钱，可是很少有人愿意干这门活计。龚家老祖宗，龚恒运在广东的家乡遇到了大旱灾，移居到湖广（另有一说来自湖南宝庆），重干起放鸭生计。两年后遇到了“八大王”（张献忠）之乱，又离开住地，到邻近的县放鸭。这里离川界不远。有一天在驿路旁水田放鸭，见到不少的过路人，有的
单个青壮年，背着搭裢急走；有的三三两两一伙，背箱挑担；有的还扶老携幼；有的妇孺幼童走得很疲惫，就在路边大树下的大石坝坐卧歇脚。龚恒运觉得奇怪，这么多老少行人是逃难的吗 ？到哪去 ？他上前攀谈，
歇息的人七嘴八舌说：“上四川去”；“四川没人了，荒了。皇帝都发下诏书，没有田土耕的人可到四川插占田土”；“四川是天府之国，好田好土，什么都出产，撒下种子就有收成”。
龚恒运如听到天外福音，当天回家与家人商量，决定上四川发家去。逢场天，他将鸭群卖掉筹措盘餐费用。他选留下五只鸭母，三只鸭卿（公鸭），心想到了四川占不到地，还可干老行当，人少的地方更好放鸭。
大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九月，龚恒运告别老父母，挑着8只鸭和一篓鸭蛋，妻子和14岁的儿子背衣物食粮行李踏上了去四川的路。途中歇息都找有水田、山溪、堰口的地方，将鸭笼放置水中；休息上一天，就用细绳串联8只鸭，放入水田或山沟，让其自由扑打活动。经过一番艰难，翻越过了两省交界的群山，次年初春，来到了重庆府西边的缙云山下。这里是浅丘和冲田地带，虽已有了住户，但仍显蛮荒，处处野溪横流，竹木葱茂，成片成林。龚恒运和妻儿三口暂在破庙歇息，支起鼎锅煮食，拿出砍刀伐竹木，几天编织好放鸭的蓬子。三百鸭蛋还剩80，8只鸭还剩5只，全都孵小鸭。第一年几十只鸭生的蛋，全部用于孵小鸭，第二年就有数百只小鸭，第三年，就有了上千只鸭。
秋收后，天高气爽，鸭正肥，龚恒运赶一大群鸭（留下少数孵蛋的种鸭）去白市驿卖。
白市驿是成渝东大路出重庆府的第一个大驿站，是镇的所在地，是歌乐山与缙云山之间近百平方公里内最热闹的地方。龚恒运赶鸭翻山坡至土地垭，鸭群散了，都拥向路旁小峁边的一堆石谷子（红砂石受雨淋风化成的小石子，当地俗称此名），嘴啄足刨。龚恒运用竿赶，鸭不走，十分奇怪，走过去用手和脚赶鸭，发现这土红色小石堆里露出一个包袱，他拉出一看，里面尽是银锭。他十分惊喜，忙收拾好背上，急忙赶鸭去白市驿卖掉。
龚恒运用土地垭拾得的银锭买下一片地，这片地上还有明代遗留下的几处屋基。早来插占者占有许多地，并没有那么多能力来耕管。龚恒运选一旧屋基修座屋，风水先生说要把原旧屋基大门前的小坡削去一半，与外冲田相通，才会使这地穴的气凝而不窒，气不散有出息才能发达。他雇人挖坡取土筑屋，并将这里下挖成塘。有一天，取土工匠挖出许多金色的小条子，不知是什么，大家议论着。龚恒运看到工人闹嚷，走过去一看大为惊讶，又忙说：“这是小蛇死了变的石头，全给我搬进屋去”。原来，这些是金条。
龚恒运有了这许多金条，重新规划座屋，要建一座“大瓦围”，即遗存至今的龚家老房子；用这些金条又买了龚家新房子、祠堂至牛老滩一大片田土。龚家入川始祖站住了脚，开始了发家历史。
龚家祖宗发财了。不放鸭了，当大老板（地主）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放鸭得来的，是上天保佑，是祖宗保佑，不能忘天恩祖德，于是把放鸭的竹竿用红漆和黑漆涂了，裹半截黑绸和半截红绸放置到香火（神龛）顶上供着。座屋修好了，豪华气派，要学点官家豪墅的文雅，于是重金聘文人题写堂屋门上大匾。有秀才知道龚家发家的故事，前去应聘。在一阵子弯酸摆姿态后，提大笔一挥，写下四个大字：“文方鸟甲”。主人一看，心想：“文方，就是文化方面；鸟甲，就是最大的鸟，最大的鸟就是大雁、仙鹅，在文界鹏程万里”。于是连声说好。主人将其制作成又大又厚的金匾，披上红绸，举行隆重仪式挂上。
原来，这位秀才是想轻侮、戏谑龚家发横财附庸风雅，使心计弄笔墨写下这四个大字。从前，写字认字都是从右到左，
“文方鸟甲”四字原是“放鸭”二字分开写的结果。当时龚家主人和宾客们都从文面看，正面想，一点儿没去想这秀才会如此奚落龚家祖宗出身低微。这故事在乡间里逐渐传开，龚家后裔子孙也有读书人，也出了举人，也看出来这块匾的名堂，不过，他们认了祖宗是放鸭进四川，放鸭致富发家的，神龛上不是还供着放鸭竿子吗。
龚氏家族后裔子孙改变了生活道路，社会地位，读书当秀才、举人作官，以诗书传家。同治年间，龚涵（字厚安）是巴县名秀才，精于四书八股文，其子龚秉枢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侄子龚樾当了秀才，龚权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人。龚秉枢考进士未中，回籍主白市驿观文书院。辛亥保路运动中，积极抨击清廷腐败卖国，入同盟会，参与革命事，蜀军政府成立，被推选为行政部副部长。民国二年（1913年），杨庶堪在重庆建署立讨伐袁世凯大旗，聘龚秉枢入幕掌内务、教育，不久回乡教书，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去世，时年53岁。龚家举人诸事，民国《巴县志》中有记载。
龚氏家族传300多年的放鸭竿、放鸭金匾，不少佣人、奶妈、长工都见过，故事成为乡里的趣谈。1950年“减租退押”高潮中，工作队说：“地主都是吸血鬼、寄生虫，龚家放鸭竿是骗人的”，佃农、长工将其撤下砸毁。
本人老家在龚家寨子附近，每次返乡都要去那里逛逛。2007年，我返乡又去探访，一条公路从龚家寨子墙基下穿过，老房子、新房子，祠堂都破败不堪，住户只有老人，小孩，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