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可谓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他不仅以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多个遗址所藏文书卷子、经幡绘画的发现者和转运法国的经手人而著称，更以其渊博可畏的学识为世所重。伯希和的治学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但有两点是尤为可异之处：一是他的学生们均长期追随他，并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如韩百诗的高地亚洲史、石泰安的藏学 ...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可谓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他不仅以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多个遗址所藏文书卷子、经幡绘画的发现者和转运法国的经手人而著称，更以其渊博可畏的学识为世所重。伯希和的治学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但有两点是尤为可异之处：一是他的学生们均长期追随他，并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如韩百诗的高地亚洲史、石泰安的藏学、李盖提的突厥学、戴何都的唐史以及丹尼斯·塞诺的内亚史，但却并没有形成所谓的“伯希和学派”；二是伯希和在身前撰写了大量大部头的论文，但却没有发表任何一部著作，他死后留下了大量未出版的手稿，其中还有一些时至今日都尚未经过整理。

 

一、《圣武亲征录译注》的成书过程

 《圣武亲征录（HISTOIRE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译注》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根据韩百诗所撰写的前言，这部书的底本实际上是由韩百诗从汉文的《圣武亲征录》译成法文并加以简单注释的一个稿本，韩百诗的这项工作，是应伯希和的要求，于1931年开始的，直到1935年完成了译注本的初稿。这里还要指出，韩百诗完成伯希和交托的这项任务，是在他25岁到29岁之间。我在此还有一个推测，就是韩百诗的这项工作，不能视为他本人闭门造车的产物，而应该是在伯希和讲授的研讨课（séminaire）上，经过师生共同讨论的结果。这个推测的证据之一，是《圣武亲征录译注》中提到“h̯ūn-i zär即‘黄金之血’，解释不通，有位同仁建议我读作h̯ūn-i räz‘葡萄之血’”，这应该就是在研讨课上由学生提出的意见，并为伯希和所采纳了。直至如今，还有很多法国的研究生研讨课是以这样师生共同阅读原文并进行译注的形式进行。有可能中国蒙元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韩儒林先生1934-1935年在巴黎时，就参加了伯希和有关《圣武亲征录》的研讨课，所以在回国后才写出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1940年）这篇著名的论文，而其论文的主题，也正是我们本书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

在接受了伯希和对初稿的指点之后，韩百诗又对自己的翻译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但等到1941年他同伯希和再谈到此事的时候，才发现伯希和既对他的翻译进行了订正，又大量补充和改造了注释的内容，正像伯希和的弟子丹尼斯·塞诺对乃师治学所采用“水蛭学问（leech - scholarship）”的评价，“当他分派韩百诗翻译……《圣武亲征录》时，他是为了搭设一个蓬架，好在上面铺上他自己评注的葡萄藤”（参见丹尼斯·塞诺《怀念伯希和》，罗新译）。当然，这可能是作为葡萄种植者的伯希和在生命结束前种植的最后一株葡萄藤了。由于二战的爆发，法国遭到德国的全面占领，从一开始就是纳粹政权抵抗者（résistant）的伯希和，陷入了艰难的境遇之中，据塞诺回忆，伯希和还曾经被短期逮捕过。这从《圣武亲征录》一书也能看出当时局势的痕迹，在书中他多次提到，“目前的状况不予许我们在新出准确的高比例地图上确定这些名称”（原文第45页）；“很可惜我既未能参考箭内亘的著作，也未能参考《热河省全图》，幸运的是《钦定热河志》中汇集了很多我所未见的文本，在当前我所处的不利的环境中，这就是我所能搜集到的了（原文第98页）”；并且由于战争的影响，他没有办法参考包括《通鉴续编》、《岷峨山人译语》、《明实录》等在内的多种汉文著作。当时，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已经完成，据伯希和自己所述“正在印刷之中”（原文第9页）。因此，《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可以说是伯希和学术生涯最后的一项大工程，很可惜的是，根据韩百诗所说，当伯希和于1945年去世时，时他仅完成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篇幅的注释。但是，从本书中经常出现的“将在下文xx节中讨论这一问题”、“将在XX节中进行详细讨论”可以看出，对于《圣武亲征录》剩下的三分之二当中，伯希和还是作了一些注释的，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他进行了一些准备，并且这些准备是以笔记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从韩百诗的前言来看，在他的“大师”去世之后，本来他是想用几年的时间，让《亲征录》的剩余部分也都能出版，但出于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这部书的剩余部分终究未能闻世。

即便如此，正如钟焓 在《一入考据深似海——伯希和及其内亚史研究概观》里指出的，《圣武亲征录》原书的21条注释，却被伯希和和他的弟子“加上了400页以上的详细注文，可以说在迄今为止欧美汉学界所产生的大量汉学及内亚史笺注类著作中，尚无一本书的正文与注文在篇幅数量上反差如此之大。换言之，在目前如林的汉学或内亚史学术著作中，要找出一部对正文笺注最赅密之作，恐怕非《圣武亲征录》莫属。纵然暂不考虑该书的考据原创性如何，仅从这一点上观察，它在相关学术史中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伯希和之所以能够对《圣武亲征录》进行详尽的注释并提出创见，除了他精熟相关的汉、蒙、波斯文文献之外，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有几个需要强调有利条件：一是1934年屠寄《蒙兀儿史记》的成书。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读到的，对于屠寄书，伯希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任意而为（arbitrairement）”，他针对屠寄的很多解释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在某些地方又对屠寄的重构和解释表示赞同，甚至加以赞许。虽然对于刘迎胜先生提出的，伯希和在撰写《亲征录》的注释时，“凡是屠寄用过的书他就用过，凡是屠寄没有用的书他也没有用”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我至少部分同意刘老师的意见，也就是伯希和是以中国学者（当然也包括日本学者、西方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二是蒙古学者送给伯希和的罗卜藏丹津所著之《蒙古黄金史》的抄本。这部书发现于1926年，伯希和使用的抄本，是该书的发现者札木养公复制并送给他的，我们在下文中可以看到，伯希和在复原蒙古人名和地名上，对这一抄本有多么依赖。三是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的出版。格鲁塞此书出版于1941年，现在看来这本书利用的多是二手资料，没有什么太大的学术价值，但如置身于伯希和的时代，则会发现《蒙古帝国史》为法语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成吉思汗早期历史的叙事框架，而这个框架正是伯希和所需要的。

 

二、《圣武亲征录译注》所使用的版本

关于伯希和、韩百诗所使用的《圣武亲征录》底本，据韩百诗在前言中导论中提到，是羽田亨在对袁昶刊行的版本进行校对后，于1920年11月借给伯希和的。这就是世所谓袁昶刊行的何秋涛校注本，但这里指的到底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莲池书院刻本，还是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的小沤区巢刻本，则不得而知。羽田亨对这个版本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并用红笔记在书上。而他所使用来进行订正的，是王国维所未曾见过而被傅增湘收藏的一个本子，这就是经常在本书中出现的说郛本（3）。这可能就是贾敬颜先生在《圣武亲征录（新校本）》缀言中提到的“傅增湘旧藏明钞说郛本”，这个钞本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根据贾敬颜的校勘记，《亲征录》开篇提到的“烈祖神元皇帝”即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在傅本中误作“神尧”，从《圣武亲征录校注》最后所附的对照表可见确实如此，因此便可以从而确定我们的猜测。

上海图书馆藏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不但伯希和、韩百诗都没真正见过这个本子，甚至连身在国内的贾敬颜，也没有亲眼见过，而是使用了顾廷龙先生寄给他的写真版。韩百诗虽然在在1947-1950年间，担任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所长，但当时他对这个问题也没搞清楚，并且随着傅增湘的去世，而与这个版本的真容永远失之交臂。

另外韩百诗还提到了一个本子，就是出于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王重民先生的关心，而使他能够得以检视的当时（1950年左右）新从天津购得的一个古本。据韩百诗说“它发现于内库（Nei-ko），并被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因为该馆当时还没有这部书。”笔者推测这部书应该就是贾敬颜所记录的建德周暹（即周叔弢）所收藏的徐松手钞本。从目前所知的各本看，这个本子应该是最符合韩百诗的描述的，而周叔弢当时也确实在天津。这个本子据说是钞自钱大昕所藏本，书眉、行格之间还有徐松根据《元史》所作的校语。韩百诗说“它发现于内库”，恐系传闻之辞，未可尽信。

 

三、伯希和的辛辣与幽默

《圣武亲征录译注》的学术价值，自不俟译者肯定。但这里想略谈一下伯希和辛辣幽默的语言风格，而这是一般读伯希和书之人较少注意的。在《译注》中，有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他批评勒·斯特兰奇（Le Strange）在《心之喜悦（Nuzhat al-Qulūb）》地理部分的译文中提到的一句话，“颚嫩河乃克鲁伦河之支流，靠近库伦”。伯希和并没有简单的指出勒·斯特兰奇的错误，而是相当辛辣的加了这么一句话，“这就好像我们说，‘塞纳河乃卢瓦尔河之支流，靠近里昂’一样”（原文第182页），比起连篇累牍的考证，这种短小精悍的一笔无疑要有力的多。

在辛辣之外的，还有幽默，这种幽默是纯然法国式的。比如在提到《史集》中乃蛮部一位传说中的君王时，他援引拉施都丁的记载，称这位乃蛮君主不仅具有统御人类的权力，还可以指挥精怪（ǰinn），以至于他竟然能挤精怪的奶。按理说这就该结束了，可是伯希和却不忘在这段话的末尾加一个括号，其中注出“显然是女妖精”。

又如他在提到塔儿忽台希邻秃这个人的时候，他引用《史集》的记载，说此人“高大肥壮”，接着又提到《史集》的校勘者和俄文译者贝勒津认为，“塔儿忽台”是一个源自于tarqun（tarγun）“肥胖的”的一个形容词。接着马上就评论“在塔儿忽台诞生被命以此名的时候，人们也不能预料到他将来是个胖子”。

像这样类似的笔法还有很多，这里恕不一一指出，敬请读者诸君自行探索吧。

 

四、《圣武亲征录译注》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韩儒林先生曾从伯希和学习，但他后来也并没有利用1951年出版的《圣武亲征录译注》，对有关成吉思汗十三翼的论文进行修订，在1982年出版的《穹庐集》中，这篇文章保留了初版时的原貌（仅删去了有关的平行文本）。1979年出版的《圣武亲征录》蒙译本中，也没能参考法文的译注本，从而在专有名词的转写复原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误，其中有部分已经被亦邻真先生所指出（《评蒙译<圣武亲征录>》）。亦邻真先生应该也没读过伯希和、韩百诗的这部书，但对专有名词的复原则往往与之相合。有的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曹金成的汉译文中，把《秘史》“阿剌屼屼_惕土儿合屼惕”山，转写为Ala’u’ud Turqa’ud，显然是因为亦邻真的蒙语原文中，结尾的-t和-d的写法是一样的，而译者不能区分所致。1983年《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26、27辑）中刊载了本书前言和导论部分的汉译文，1985年《参考资料》（新编第39辑）又刊载了黄振华译的《圣武亲征录注释》（一）。这部分据说是贾敬颜先生请人翻译的，但仅译出了目前所见的这部分，本书译者未及参考以上两篇译文。

刘迎胜老师应是国内比较早利用《圣武亲征录译注》的学者，他也常常强调亲征录的重要性。他在1994年出版的《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就注意到屠寄《蒙兀儿史记》的成书，与激发伯希和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研究热情，并最终撰成《圣武亲征录译注》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先发表在《欧亚学刊》（第一辑），后来又收入氏著《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一书中的《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运动》一文，更反映出他对伯希和、韩百诗这部研究成果中，与巴牙兀惕有关内容的全面吸收。

202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的《圣武亲征录（新校本）》，这个本子被认为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本子。但通过将其与伯希和、韩百诗的译注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新校本并没有很好的吸收前人成果，甚至因为校注者不通法文的缘故，对伯希和的注释每多误解。比如在贾书第17页提到，根据伯希和“盖录之作者，每以蒙古文之-ʼ-译-q-，而‘兰’与-rqa-之区别，错在两书所本之原文，增减一钩之差而已。”且不说这段话本身就有文意不通的地方，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亲征录》的译者用-q-来译写-ʼ-（蒙文书写中的-γ-和-q-）。至于拉施特书中结尾的-rqa，在我们的文本中作兰（-ran），其分歧既不能归因为汉文，也不可归因为是波斯文，而是蒙古文原文添了或缺了一小勾所造成（参见原文58页）”。又比如贾书第28页注释4中提到，“史集部族志照烈作Yadagana”，显然他未能参考伯希和的研究，伯希和这里正确的指出，《史集》里的这个名字，应该和前面的一个词Māqūī-连起来，读作Māqūī-Yādānā（参见原文145页）。还有在贾书第56页引用伯希和的话来解释“也的脱不鲁”这个名称的时候，说他的名字的含义，是“言有‘七首级’也，非突厥语词。”而实际上伯希和的原话是“Yädi-Tubluq的意思是‘有七个球的人’……无论如何，这个名字是突厥语而非蒙古语（参见原文第317页）”。可见，这里是完全由于错误的引用了汉译者不准确的翻译而造成的。

除此之外，《圣武亲征录（新校本）》里还存在着标点错误，比如第36页中注释8“原校：别吉，母也。”应该是整理者错误的点断了“别吉母也”一句所造成的，原意是指忽儿真哈敦是薛徹别吉的母亲。同页注释10“别吉，次母也。”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还有如应出校记而未出校记的地方。比如第34页中，“我专为他人所辱至此”，此处的“专”沈增植作“等”；第45页中，“适灭里乞部与我会战”，“会”，王国维本作“众”，这两处都没有写在校勘记中，从文献校勘的体例而言，也是很不合适的。新校本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笔者将另撰专文讨论。总之，以一本出版于1951年的书，来框正近70年后出版的另一部书，无疑有些令人惊奇，按理说应该是后出转精才对。而且，正像我们前面举出的“史集部族志照烈作Yadagana”这个例子所代表的那样，《史集》俄译本，以及在它基础上译出的汉译本中大量的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前后不统一，或是被胡乱译成一个史所不载的汉译名的现象，也能够因此而得以纠正。

 

从以上这些足可看出，《圣武亲征录校注》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为学界提供一、二参考，也就足感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