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 2019-06-25温玉成先生是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于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到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所（后更名为研究院）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99年11月退休后仍然坚持专业研究，承担重要课题，并屡出新的重要成果。他的专业特长和突出成就在佛教考古学 ...

　　上海金城文物艺术专修学院 2019-06-25

温玉成先生是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于196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到洛阳市龙门石窟研究所（后更名为研究院）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99年11月退休后仍然坚持专业研究，承担重要课题，并屡出新的重要成果。他的专业特长和突出成就在佛教考古学研究方面。50多年来，他走遍了全国各地，远至青藏高原、天山南北，凡是著名佛教寺院以及有石窟造像的地方，都留下了他前往考察的足迹。他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中国佛教与考古》、《少林访古》等12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220余篇，在中国佛教考古学和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有卓越建树，成为全国著名的佛教考古学研究专家，曾受到北京大学阎文儒、宿白、周一良、任继愈、周绍良、季羡林等权威专家学者的赞扬，被称为“文革”前北京大学考古系培养的“四大佛教考古学家”之一（另三位是敦煌的樊锦诗、北京大学的马世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丁明夷）。他还曾参与接待过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丹麦首相哈特林等贵宾及各国驻华大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温玉成先生先后受邀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十几所大学讲学，又曾赴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退休后还被特聘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图书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辑委员会委员、台湾《世界佛教美术图典》审稿委员、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文物鉴定研究室兼职研究员等。

　　

一、奠定了洛阳龙门石窟研究的基础

温玉成先生长期在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院）工作，在对于龙门石窟研究的古迹维护、资料积累、工作开展、成果推介等方面，温玉成先生都是亲自参与者，并发挥了重要的骨干和核心作用，为洛阳龙门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成果有以下几点：

1.北魏——唐代年代序列的建立。温玉成先生在他的大学老师宿白教授指导下，运用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科学方法，完成了《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龙门唐窟排年》两篇重要论文，建起了中国石窟北魏——唐代的断代标尺，至今被学术界广泛征引，是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相关学科的指定参考文献。

2.温玉成先生对龙门石窟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作出诠释，超越了此前中、日学者的论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称赞为“新中国石窟寺研究的窗口”。（《考古》月刊，1989年第1期）

3.《唐代龙门十寺考察》。温玉成先生通过文献及考古调查，确认了十寺的遗址，讨论了佛教史上一些重要问题。还确认了密宗祖师善无畏葬地广化寺、金刚智葬地奉先寺，这使日本高野山大学静慈圆教授虔诚感谢。日本真言宗总大本山会在两寺遗址树立了纪念碑（1988年11月15日）。温先生就龙门宝应寺出土碑刻撰写的《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纠正了胡适先生的一些错误，很快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柳田圣山、小野胜年等老一代专家亲自进行翻译、介绍。

4.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组织的大型文献丛书《中国美术全集》60卷本，温玉成先生主编了《龙门石窟雕刻》卷；《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卷本，温先生主编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卷》。两书为研究龙门雕刻艺术提供了基本资料，阐明了美术学领域的基本观点。

　　

二、对河南省佛教考古研究的突出贡献

温玉成先生虽然主要在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院）工作，但是他对于河南全省的佛教寺院及古迹也非常关注，亲自进行有关的考察与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主要有：

1.关于安阳修定寺塔等六座古塔的断年及研究。号称“全国现存砖雕艺术价值最高的唐塔——安阳修定寺塔”，其确切年代在何时，功德主苻某是何许人，众说纷纭。温先生在《豫北佛教文物丛考》中指明，苻某就是苻璘，该塔应造于唐代德宗时，即公元783～795年间。宿白教授据此又作进一步研究，指出该塔造于唐德宗建中三、四年，即公元782～783年间（《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11月）。另外，温先生论证嵩山法王寺塔、林州洪峪寺塔均为隋塔，而不是唐塔。沁阳邠国公塔，温先生考证是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今俗称“白塔寺”）坛主知拣和尚（？～1312）的灵塔。汝州风穴寺的七祖塔，学者多以为是禅宗七祖。温先生考证确认是天台宗七祖可贞和尚（642～725）塔。风穴寺的中佛殿有《风穴七祖千峰白云禅院记》石碑，是由天台宗转为临济宗的四祖匡沼和尚（公元896～973）所立。中国佛教史上都把“匡昭”写作“延昭”，而不知道是入宋以后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讳所致。此错延用了一千多年。在辉县白云寺中，有五级方塔一座，上刻“遗山真隐”所撰《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这位“遗山真隐”就是金末著名文学家元好问，而徽公就是云门宗大师澄徽（1192～1245），既补充了元好向文集之缺失，又补充了关于元初云门宗研究的空白。

2.浚县大伾山依山而雕的大弥勒佛，有学者断定为“唐代后期”所造。温先生在《浚县大弥勒佛及相关问题研究》中，指出大佛始造于北齐，历代皆有修补。

3.洛阳大福先寺原名太原寺，是女皇武则天为悼念亡母所造。温先生在《洛阳大福先寺考察》中，调查得知洛阳东郊“塔湾”即是大福先寺故址。明朝天启年间，洛河暴涨，冲毁了寺院及大塔。另外，温先生著《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经幢》考证，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为白居易所书写。这是首次确认的白居易书法真迹，极为珍贵。

4.巩县、陕县、嵩县古寺址调查。巩县青龙山慈云寺，史料缺乏。有专家依据明代碑刻推断该寺建于东汉汉明帝时代。温先生在《关于青龙山慈云寺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该寺元代后期一度归白马寺管辖，始建年代不详。说它建于东汉，实乃一大误会。著名的空相寺，“失踪”了几百年，温先生在陕县西李乡支沟村找到了它，写了《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一文。温先生自2001年9月以来，三次深入嵩县白河乡八百里伏牛山中，考察了云岩寺遗址，证明这就是公元820年以后自在禅师所建的寺院。同时，他还考察了伏牛山深处的慈光寺、红椿寺、演法坪、圣水寺、五顷寺和五马寺，写成了《伏牛山下古今传》的论文。

5.《玄奘生平中几个问题考订》，重点考证了“玄奘故里”是在偃师市府店乡滑城河村，不在缑氏镇陈河村。文献及文物都可以为证。唐高宗下令在玄奘故里所立的王行满书《圣教序碑》，出自滑城河村，便是铁证之一。

6.洛阳周边小型石窟调查。温先生先后调查了偃师市水泉石窟、孟津县谢家庄石窟和新安县西沃石窟。西沃石窟在黄河峭壁间，传说为隋代所造。1984年温先生冒极大风险，腰系绳索，攀缘而入，证实为北魏所造。《郑州晚报》发表了徐长青的报告文学《访黄河峭壁探古者》（1984年1月13日），对温先生的考察于以报道。

7.温先生长期以来多次考察禅宗祖庭少林寺，发表了《禅宗北宗初探》《少林寺与孔门禅》等重要论文5篇，专著《少林访古》一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夏维明（Meir Shanar）评论说：“少林寺最好的现代史是温玉成的《少林访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于2008年评论说：“温玉成对河南禅宗碑刻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了新的禅宗资料，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的禅宗史实（如北宗消亡的大致年代），解决了一些禅宗史上有疑问的问题（如神会的生卒年问题），这是禅宗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该书上市二三个月，便已脱销。

　　

三、在全国各地石窟造像研究的重要收获

温玉成先生随着研究范围的开拓和学术视野的扩大，他的学术成果在全国考古界与学术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研究领域也就向全国各地延伸，对于河南省外的许多佛教古迹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河北省、北京市及天津市，温先生的论文《迁安市万军山三世造像碑考察记》，首次揭示了河北省迁安市一通大型红砂岩造像碑，具有中印度艺术风格，其原型可能是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国大和尚浮图澄携来的。在该处建寺立碑者是雄踞渤海湾的辽西鲜卑大单于段波（段末杯），约造于公元330年前不久，是中国最早的野外大型佛教造像。论文《封龙山禅窟考察记》，考证河北省元氏县一处禅窟是道安等高僧坐禅之地，至迟造于十六国时期，即公元351年，比著名的敦煌乐尊、法良的禅窟（366年）早15年以上。河北正定县隆兴寺有《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温先生考证此国师是蒙元初年从克什米尔来华的高僧那摩，元宪宗蒙哥任命他为“国师”（1252），比元世祖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还早8年。1984年9月，温先生与高英民、刘建华等人考察了井陉县南障城石窟，确认它始造于北宋真宗时期，明代续有雕造。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农场车耳营村有一尊大石佛像，北京的专家们认定为北魏太和十二年（488）所造，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佛造像并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温先生观察后指出这是一件“赝品”，引起北京学术界的重视。在天津市蓟县盘山，有北少林寺遗址，温先生考证认为，这是元代少林寺住持雪庭福裕的弟子巢云云威主持的道场。

在山东省，温玉成先生在青州市及周边各县作了五天考察，写了《青州佛教造像考察记》，作为应香港艺术馆邀请去香港演讲所准备的论文。他的研究，兼及文献、文物，大大地扩大了青州佛教艺术研究的视野。山东长青灵岩寺，是我国著名的古刹之一。温先生著《李邕<灵岩寺颂碑>研究》，考证该寺约建于公元420年左右，隋代始建辟支佛牙塔，唐代北宗禅大师净觉传法于此。在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于2008年8月出土了石碑、金棺、佛牙、舍利，温先生考察后著文《于阗僧人法藏与兖州宋代金棺》，论证法藏入宋是“使臣”的身份，金棺图像中包含诸多于阗因素，金棺上的吐蕃形象的国王很可能是古格王国国王柯日（法名意希沃）。这是宋代佛教考古的重大发现。

在山西省，1987年8月，温先生考察五台山寺庙后撰写了论文《五台山与蒙元时代的佛教》，汇集了各种文献中有关五台山的史实。另一篇《五台山佛教札记》，注释了“慧印碑”，披露了八国联军之法军统帅巴饶游五台山的故事。《谈云冈石窟之开创年代》一文，认为云冈石窟开创于“神瑞”年间之说，不应轻易摒弃，公元444年大同附近已有禅窟。

此外，在陕西省，温玉成先生考察了名震中外的扶风法门寺地宫；在吉林省、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考察了一些古代高勾丽墓葬和古塔；在江苏省，考察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镇江市西津渡的过街塔；在湖南省，考察了岳阳市洞庭湖君山上的摩崖石刻；在甘肃省，考察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在青海省，考察了平安县出土的一组六块汉代画像砖；在四川省，考察了广元市嘉陵江边的千佛崖石窟；在重庆市，考察了南岸弹子石镇长江边上一处石造弥勒像，还考察了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窟；在云南省，考察了所谓的古南诏“建国观音造像”；在福建省，考察了永泰县名山石室造像和泉州市清源山碧霄岩；等等。在各地的考察，温先生都撰写了重要论文，解决了考古界的不少疑难问题，受到全国考古专家同行的称赞和重视。

　　

四、对韩国佛教考古的研究

值得提起的是，温玉成先生对于韩国的考古活动也有所参与，并有惊人的发现。新华社1997年5月21日转发记者田健民的文稿《温玉成解开韩国国宝之谜》，说的是韩国扶余市陵山里古寺遗址中，1993年10月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金铜大香炉”，韩国学者定名为“龙凤博山炉”（时代为6世纪下半叶）。温先生在韩国讲学时，观察记录了该文物。回国后撰写了《谈百济金铜大香炉》，论证炉顶所立者是“天鸡”，不是“凤凰”。绕天鸡的五位奏乐者，是百济国土著的马韩族少女，整个炉表现的是朝鲜祖先诞生的故事（卵生说），反映了庄严的祭祖场景。韩国闻讯，为之轰动。《汉城日报》1997年12月18日用整版刊出了《是天鸡，不是凤凰》的专题报道。韩国美术研究所所长洪善杓撰文称，“温先生的论文终于破解了这件国宝的谜底”。

韩国庆州石窟庵，是世界文化遗产，造于公元751～775年间。据了解，自1912～1996年间，日韩等国学者共发表论文、图册300多件，但没有中国学者的成果在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仅在《新罗统一时代庆州地区遗迹》条目中，有不足200字的介绍，连方位也搞错了。1996年6月15日，温玉成先生有幸被特别允许进入此石窟内拍照、记录达3小时之久。温先生撰写的长篇论文《韩国庆州石窟庵的原型探索》，2001年12月在新加坡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指出这种以十一面观音为中心的布局，来源于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为击败契丹叛乱，由康法藏和尚所作的“十一面观音道场”。新罗国倾力作此石窟，也是为了“摧伏怨敌”倭寇。温先生的观点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五、温玉成在佛学研究上的理论创新

温玉成先生在长期的佛教考古实践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取得真知，既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在此基础上有许多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教授在1997年评价说：“温玉成先生是我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他从60年代起就致力于佛教考古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一特长，使他能够充分利用现已发掘到的各种石刻铭文墓志，去补文史藏经材料的缺陷，并将两者对照起来研究，发前人所不逮、今人所不见之音声。”（《佛学研究》总6期，1997年刊）。著名哲学史专家、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教授看过温先生的一些论文后感言：这使得中国“佛教史的一些问题应该重新进行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积累，温先生于1999年正式提出了“仙佛模式”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公元1～3世纪中国人在接受佛教以后，从汉明帝晚期就开始以神仙为模式创作过中国式的佛像，它是与健陀罗、秣菟罗并存过的世界上最早的佛像之一。但随着“西国佛画”的传入以及佛道斗争的加剧，这种“仙佛”在西晋末年左右（公元3世纪末）消失了。

这一理论框架的建立，解决了许多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例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孔望山造像，河南新密县打虎亭汉墓，青海平安画像石，湖北鄂州铜镜（佛兽镜），日本三角缘佛兽镜，四川等地摇钱树上的梵形天尊（多被误称为“佛像”）等等，都有这样的一类维系疑难问题。温先生还批评了热闹一时的“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的错误学术观点。

温先生还依据《后汉书》等文献进行考证，证明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早在东汉末年已秘密传入中国内地（河南省淮阳县），三国时代蜀国也允许信奉火祆教。这就把陈垣先生的“北魏说”（1923），唐长孺（1955）、饶宗颐（1978）先生的“东晋十六国说”，又向前大大推进（见温玉成论文《天神传入中国内地的最早史料》，2005）。温先生也论证了婆罗门教早在唐高宗时代就已传入云南大理地区，并与大乘佛教混合流传，为研究云南宗教史打开了一扇大门。

温先生还在多次讲学中指出，各地窖藏残佛像（成都万佛寺、曲阳修定寺、青州龙兴寺等），下限都在北宋，用“战乱说”和“灭佛说”是解释不通的。他依据龙门石窟宋代题记提出了“圣葬说”，即举行法会，以葬舍利之仪埋葬那些残破佛像。这些观点都有独到见解。

　　

六、宝刀未老，再立新功

温玉成先生在退休后一直没有闲下来，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奔波，每年都有新的发现，都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在考古界和学术界一直表现得相当活跃。比如，他在2008年69岁那年，一年中就跑了十二个省。考察过程中获得大量新的材料，回到家里就抓紧读书，进行写作，把考察和研究形成新的成果。他奉行“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治学格言，虽然已经学富五车，却仍孜孜以求学问的长进。2015年11月，温玉成先生作《七十五岁感言》诗写道:

头枕大藏经，摩挲龙门佛。

千里嘎仙洞，万仞东女国。

遥参西王母，穷究论吐蕃。

追寻铁木真，几度大渡河。

此诗写成后，先在朋友圈传阅过，后来刊载于《南海佛教》2016冬季版。据此诗可了解温玉成先生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的执着与辛劳。诗的首句，作者自述平时就把《大藏经》放在身边，这是进行专业研究工作的常备文献，洛阳的龙门石窟大佛像是作者几十年间陪伴着的，反复进行观察和研究已化于心。次联中的“嘎仙洞”，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作者曾于2009年9月前往考察，之后写成论文，发表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6期，论证建立北魏的“拓跋部”不是“鲜卑人”，而是“索离人”（原居地在黑龙江北岸）。“万仞东女国”，是指东女国“王城”遗址，在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独脚沟村附近的高山上，作者曾前往考察，予以确认，中国新闻社于2013年5月24日报道。诗中第三联，记述的是作者考察、研究西王母和吐蕃史的情况。西王母是古代昆仑邦国的女王兼巫师（公元前10世纪），“昆仑”是西戎语，意为日月山，即今祁连山，主峰在甘肃省酒泉南山。作者曾于2015年9月前往考察，证实《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所记载西王母的史实是可信的。关于吐蕃史以及苏毗、羊同（象雄）、苯教等问题，温玉成先生自2010年以来考察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五省藏区，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的论文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如苯教源西王母祭祀文化等等，已经陆续发表，中国新闻社还对其考察活动予以报道。

此诗中没有提到的温玉成先生的考察活动还有很多。如：2011年夏天，温玉成先生对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噶托寺进行了考察。噶托寺位于四川西部白玉县的金沙江流域，朵念山腰，始建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后世多次重修，是藏传佛教在康巴区的第一座红教寺庙。2012年，温玉成先生考察了位于四川甘孜道孚县的协德乡（木雅噶），认定这里是成吉思汗的死亡地，在学术界引起高度关注。2015年，温玉成先生考察了兰州市附近的河口古镇，对于这里的风土民情特别是当地的陶器制作格外关注，论证了兰州一带是大月氏原居地。

时光进入2017年，温玉成先生已是78岁高龄，4月，他应邀请考察了西华县女娲城遗址，写出了《女娲城考古调查》报告。6、7月率领“《穆天子传》六省学术考察团”，计划考察周穆王及西王母的有关史迹。《穆天子传》是西晋武帝太康年间盗发战国魏襄王墓发现的一部重要文献，晋郭璞注本题为《周王西行记》。穆天子即周穆王，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先行者，他的西行早于张骞通西域八百年，早于司马迁著《史记》八百年。郭璞之后，历代学者对于《穆天子传》多有关注，当代学者郭沫若、翦伯赞等也曾进行过研究。破解《穆天子传》的千古之谜，仍然是当今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之一。温玉成先生担任考察团学术指导。考察团领队是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王文秀馆长。考察团成员有郑州大学李晓敏教授（女），著名摄影家韩世华先生，河北省廊坊市文管处张新平女士，甘肃省酒泉博物馆王宝东馆长，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丁得天博士，以及北京市的扈新昭等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徐文海教授也参加部分考察。考察时暂定于2017年6月1日至8月8日。考察路线是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经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的许多城市和地区，最返回河南洛阳、郑州结束。现在，这一重要考察活动还没有开始，我们期待温玉成先生和他的团队取得圆满成功，期待温玉成先生有新的发现并取得新的学术成果。

河南省文史研究馆《中原文史》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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