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不久在兰州博物馆举办的“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复制展”让珍藏在其他国家的敦煌藏经洞文物以复制的方式回归故里，让曾经的“唯一”，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中华文化。在这里遴选了展览中数件文物，穿越时间隧道，追溯历史。　　《灵鹫山释迦说法图》唐代，8世纪，绣品，长方形，高241厘米，宽159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灵鹫山释迦说法图》是中国古代刺绣 ...

　　前不久在兰州博物馆举办的“敦煌流散海外文物复制展”让珍藏在其他国家的敦煌藏经洞文物以复制的方式回归故里，让曾经的“唯一”，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中华文化。在这里遴选了展览中数件文物，穿越时间隧道，追溯历史。

　　《灵鹫山释迦说法图》唐代，8世纪，绣品，长方形，高241厘米，宽159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灵鹫山释迦说法图》是中国古代刺绣中尺幅最大的一幅。整幅作品气势恢宏，着重刻画五尊佛，画面中心为释迦牟尼立像，佛陀立于青色华盖遮蔽的莲花宝座上，扁桃形的身光环绕着身体与头光等高。曼陀罗的背后有一座岩山(即《法华经》中所说的灵鹫山)。释迦牟尼身披红色袈裟，偏袒右肩，右手臂自然下垂，左手轻执衣襟，赤脚立于莲座之上，莲座两侧各有一白色狮子，华盖两侧各有一飞天。释迦牟尼两侧侍有两大弟子和菩萨，均为赤脚立于莲座之上，菩萨像基本保留，但迦叶阿难除残存头部之外，身体其余部分均已缺失。绣品的右下方跪着四个男供养人，其中一人为和尚装扮，另外三人则均头戴黑色襆头，身穿蓝色圆领袍，身后是一个站立的男性侍者；左下方则跪有四个女供养人，头梳发髻，身穿窄绣襦，外罩半臂，身系各色长裙，有的披有披帛，一妇女身旁还跪有一小童，她们身后站立着一个身穿袍服的侍女。供养人身旁的题记上绣有字迹，但已凐灭不可辨认。

　　整幅刺绣作品色彩丰富，技艺精湛，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比较精美的作品之一。从刺绣做工来看，我们会发现绣样先直接描绘在绢底上，然后照样刺绣的。主线基本上是用深藏青色丝线割绣。但有一部分如裸露的山石、侍立右侧的菩萨的袈裟等，则用褐色取代了藏青色。然后用柔软的单股绢丝认真填平用线圈起来。绣品中不仅运用直线针，更多则采用织锦似的针法，且在填埋各部分时，通过变换针脚的长短或所用丝线的种类来产生色彩的微妙变化。这幅作品用刺绣表现出空间感和质量感，应为初唐时期绣制。

　　《药师净土变相图》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与西方净土阿弥陀相应的是药师如来的东方净土，药师信仰曾在敦煌地区极为流行。本图可能是存世敦煌绢画中最大的一幅，在构图方面可与敦煌石窟壁画中最复杂的净土图相媲美，是敦煌绘画中十分罕见的超大型绢画。

　　《观音菩萨像》唐代中期，9世纪，绢本设色，高101.6厘米，宽58.5厘米，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此像虽然褪色严重，残缺不全，却是敦煌绢画中极为精美的佳作。观音菩萨面朝前方，腰肢微扭，左肩前倾。面部轮廓清晰雅致，大耳垂肩，双目微敛，神态慈悲安详。右手持柳枝，左手提净瓶，弯曲的长茎从瓶口伸出，莲茎与观音的站姿相呼应，摇曳向上在左肩上方开出一朵含苞红莲。画面右下方跪有持莲花女供养人像二身，她们衣着发型简朴。其边缘和画面下部缺损严重，上部和两侧保存较完整，左上角长方形榜题呈空白。整幅画面造型柔美繁复、勾勒紧劲严谨，衣带翻转飘舞，线条行云流水，疏密有致，加之斑斓的色彩，令画面熠熠生辉。

　　《丝绸残片》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

　　丝绸之路得名于丝绸，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地，在藏经洞发现了大批纺织品文物。作为文明的载体、中华民族必备的生活用品以及奢侈品，无论是工艺、图案还是文字，它们都蕴含着太多信息有待解读。这些丝绸残片虽已残缺、褪色、糟朽，但历经千年，是今天信息采集、分析其材质、工艺、编织技法、图案、染料等不可多得的藏品，极富研究价值。

　　《马、骆驼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画中描绘的是一匹马和一头双峰驼，马前有一位牵引的人，驼后画面断开，右端后续残画可见又一牵马之人(人与马均不完整)。

　　马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在古代人们的生活、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最亲密、最忠实的朋友，其精神和神韵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骆驼在丝绸之路上是沙漠戈壁中负载驮运重要的交通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故其艺术形象出现在藏经洞绘画或敦煌壁画中，俨然成为古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符号。

　　本幅作品画面构图形式类似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五马图》，只是方向相反，此画面以极其简练淳朴的线条，高度凝练的线条勾勒出生动逼真的马与骆驼之形象，赋色简洁明快，无一丝拖泥带水，虽着笔不多，但造型准确，动感十足，跃然纸上，妙趣横生。

　　《狮子图》

　　唐代，9世纪末，纸本，墨线勾勒，高29.8厘米，宽42.8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中国本无狮子，原产地是非洲和南美洲，约在汉武帝时才经西域传入。狮子作为进献的礼物，是敦煌壁画中最早出现的动物形象之一。由于它的勇猛威仪备受佛教推崇，故在造像和壁画中曾出现大量的狮子元素。除此，狮子形象还被吸纳成为陵墓装饰和传统建筑的基本元素。这幅纸本画，造型准确、健壮饱满，昂首阔步、气宇轩昂，线条遒劲、中锋用笔，弹性十足，显示出画家娴熟的造型功底，长短弧线勾勒卷毛，寥寥数笔，却灵动活泼、洒脱不羁，为不可多得之线描精品。

　　局部图《柳公权书金刚经》唐拓孤本，墨绘纸本，纵28.5厘米，横1166.6厘米，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柳公权书金刚经》刻于唐长庆四年(824年)四月，系柳公权47岁时所作，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右街僧录准公书，原石早佚。1908年在敦煌石窟发现唐拓孤本，一字未损，极为珍稀，故为敦煌文献中的稀世珍宝。柳公权因书写此经而深得穆宗赏识，得以升官晋爵。在唐代书法中当以颜正卿、柳公权为其代表。颜书丰腴，柳体瘦劲，变内蕴为外拓，追求一种笔到力到，清癯精劲的艺术情调。

　　此拓本书体用笔灵巧劲健，虽有与“颜书”同法之处，但更多融入魏晋及初唐楷意，并掺之以北碑的骨力洞达，故初观此碑似觉平常，颇有剑拔弩张之势，然细察之则一招一式颇富变化，方劲整饬中寓清灵通秀之气，其一点二画，一如刀斫般齐整，干脆利落，节奏明快，极富动感。

　　局部图《文选音》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文学总集，是由梁代萧统选编文学作品而成，并非专人著作。它选录的作品上启秦汉，下至南朝的梁代，其内容分类之细，选材之广，质量之优，使它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

　　此书问世以来就在文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尤重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进士科，蔚然形成“《文选》学”，成为考生学习诗文的主要范本，尤其在唐朝盛极一时，随着《文选》在文人中的广泛传习，对它的注释也就应运而生。遗憾的是，《文选音》残卷首尾不全，无法得知其作者，学者们对此说法不一，但对该残卷为唐代写本似乎并无多大异议，因此，我们亦可将《文选音》视为唐写本的语音材料。

　　藏经洞发现的《文选音》有两个残卷，经过辨认，其内容同属一个写卷，只是内容不能衔接，字体、抄例相似，故合而为《文选音》。它虽是残卷，但可一窥当时具体语音面貌，且不只是语音，这些手抄本还具有独特的字形，里面有许多异体字，与传世的各种版本并不同，也值得琢磨。总之，它对于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校勘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孔子备问书》唐代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孔子备问书》属通俗类蒙书之一，此蒙书历代史志典籍中无记载，后世亦无传，今仅见于敦煌遗书中，尤显弥足珍贵。这部蒙书在思想上融儒、释、道三教混同民间信仰杂糅的色彩，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

　　《孔子备问书》现存四个写卷，三个抄本，从避讳推测，应抄于唐太宗时期，从文书内容来看，大致成书于太宗时期或更早些。四个写卷皆为卷子本，四卷不同程度略有残损。全篇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行款的排列上，皆采用每行大字体为“问”，双行小字体为“答”的形式。主要就天文、地理、时序、历史、官职、礼仪、人情等常识进行启蒙教育，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当时敦煌一带的社会生活与普通民众思想的真实面貌，成书具有思想多样化、知识地域化、通俗化等特点，既反映蒙书教育思想中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又折射出敦煌文化与中原文化属一脉相承，实属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敦煌原生态训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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