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代印度尼西亚王国，在我国古代史籍记载的名称为室利佛逝和三佛齐。室利佛逝是海上强国，通过海上贸易和控制贸易要道及沿线重要港口，成为重要国家。其疆域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部，并向北经过马六甲海峡扩展到今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以南的马来半岛；向东到达邦加岛，北临南中国海。后来自中爪哇的山帝王系与室利佛逝的王系联姻，和平地接替了统治权，是为三佛 ...

古代印度尼西亚王国，在我国古代史籍记载的名称为室利佛逝和三佛齐。室利佛逝是海上强国，通过海上贸易和控制贸易要道及沿线重要港口，成为重要国家。其疆域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部，并向北经过马六甲海峡扩展到今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以南的马来半岛；向东到达邦加岛，北临南中国海。后来自中爪哇的山帝王系与室利佛逝的王系联姻，和平地接替了统治权，是为三佛齐国。

唐代以来的市舶贸易

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往来由来已久。自西汉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至唐代进入繁荣时期，成为中外交通贸易的主要渠道。中国与印尼之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主要是市舶贸易。唐宋时期，中国因经济的发展，造船、航海业的进步，以及对外采取积极交往的政策，同印尼各古国间的贸易关系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局面。与官方贸易相比，民间商业贸易活动在规模、品种数量和频次上都要远超之，更能反映出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两国统治阶层有良好的接触后，贸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得到了保障，民间贸易呈现爆发式增长。唐朝中后期，政府出于增加税收的目的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民间市舶贸易，广州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外贸港口。宋廷对于市舶贸易也十分鼓励，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温州、密州、秀州、江阴军等地设市舶司或市舶务，管理市舶贸易，极大地便利了蕃货入境和国货流出。印度尼西亚特殊的位置和众多海岛的国土构成使其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中转站，是欧洲、南亚、西亚等地与中国货物交流和贸易的集散地。据统计，在广州市舶贸易中，贸易量最大的是阿拉伯，其次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而阿拉伯船只前往中国需在三佛齐境内的港口中转和补给。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三佛齐王国与唐宋王朝的交往从质和量上较以往历史时期都有很大的提高。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呈极盛之状，开辟了通向阿拉伯和东非的直达航线。孙光圻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一书中，根据抵达地区的远近，将这条总航线归纳为六条航路。其中，便有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航路，广州 （或泉州）至阇婆国航路。足见，从唐、宋间中国远洋航线来看，印尼各古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为唐、宋间两国贸易关系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史·三佛齐国》记载，自唐末天祐元年至南宋淳熙五年的274年中，三佛齐使者前来唐、宋两朝通好达26次，平均十年左右一次。若以建隆元年至大中祥符元年的48年而论，通好达14次之多，平均三年多一次。

元代市舶司制度发展，贸易区域扩大

在元代，两国的贸易关系出现了既停滞又发展的特点。元朝政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曾四次 “禁商下海”。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之间，两国在东爪哇发生了政治上的磨擦和军事上的冲突。在“禁商下海”和双方关系隔阂期间，两国的贸易关系自然处于停滞状态。不过为期不长，仅十几年而已。在元代的绝大多数时期，基于满足庞大军费开支的财政需求，元朝政府比之宋代更加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不论是官方贸易还是商船贸易，均得到较大的发展。中国和印尼在这一时期的贸易货物，在《元史．食货志》、《岛夷志略》和印尼德克尔的《印尼历史大纲》等书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概括起来，中国主要输出吉布、丝织品、铁器、铜器、陶瓷、药材、伞等。印尼输入的除了供贵族享用的珠宝珍品（如珠玑犀角、象牙、玳瑁、珊瑚）外，更多的是一般生活物品，如米、藤器、木器、木棉、苏木、胡椒以及能治病的各种香药等。

元代时期对印尼贸易路线图

长期的贸易不仅促进了两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丰富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例如福建、浙江瓷业的大发展，显然同元代泉州、温州等港口贸易的繁盛有关。丝绸对印尼等国的畅销，使元代丝织业扩大了规模，并且从印尼输入苏木紫矿中，获得了重要的染料，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印尼进口的硫磺，是元代制造火器必须的原料。印尼受益更为显著，德克尔阐述说：与中国等的贸易收获极大，许多爪哇后裔发了财，它使商港发达，航业进步，经营方法改进，土产业、冶炼业、雕刻业… …等都很发达，关税收入益多，国富日增。王任叔的《印尼社会发展概观》中还指出，麻喏巴歇王国，特别在卡查·马达当政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措施是“与中国通商很久无形中得到了一种影垧”有关。显然，这种密切的经济交流，又促进了两国邦交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朝贡”成为政府间商业贸易的主要特征

明代中国对印尼的贸易，有政府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政府经营的贸易往往以“朝贡”、“赉赐”贸易形式出现。所谓“朝贡”虽有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和意义，但最主要是体现出政府间商业贸易的关系。时人郑若曾说：“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 …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 …”。宋人马端临也指出：“朝贡”的实质“不过利于互市赐予”。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给爪哇国王的信中更坦率地说：“虽云修贡，实则慕利”。通过所谓“朝贡”形式而体现政府与政府间的贸易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各国政府垄断了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同时对印尼古国来说，采取这样方式而达到贸易目的是更为有利的。既不要税收，又可得较为丰裕的交换品（即所谓的“回赐”）。如水乐四年爪哇国西王都马板“遺使陈惟达等来贡珍珠、珊瑚、空青等物”，明廷则回“赐之钱钞采币”。永乐八年“命礼部加赐爪哇国使臣路费钞，正副使人百锭，通使八十锭，头目六十锭，从人四十锭”。永乐五年，苏门答腊国王先后遺使来贡方物，明廷回赠钞币、铜线、冠带、白金，袭衣等。洪武四年，三佛齐来“朝贡”，明廷回赠“其国王织金文绮、纱罗杂采二十四匹，其臣八蹄足翰等三人文绮纱罗各二匹，衣一袭… …通事以下布帛… …”。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所谓“朝贡”，不仅互表盛情，而且是一种平等互利，甚至可以说大有利于印尼的官方贸易活动。故也有私商假“进贡"之名而来，以便获得更多的利益。

进入十五世纪，明朝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不仅严禁商船贸易，对官方贸易也给予各种限制。这无疑对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但由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强化了官方贸易的发展，致使两国间互派使节赠送方物的活动并未减色，其商船贸易则以走私的方式进行。据《明史·外国传》的记载，明代印尼各古国前来中国通好并赠方物的使节多达50余国次。其中尤以爪哇为突出。自洪武二年至弘治十二年间的一百三十一年中，爪哇先后遣使来华达24次之多。若将永乐六年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以及永乐十六年后“朝贡使臣大率每岁一至”的情况估计在内，爪哇使节前来的次数则远超以上的数字。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由于荷兰殖民者先后入侵印尼群岛，中印(尼)官方“朝贡”、“赉赐”贸易中断了,但民间贸易仍然相当活跃。

16世纪西方殖民者纷纷来到东南亚地区。1511年7月1日A.de阿尔布凯克率领葡萄牙舰队侵入印尼。1596年荷兰商人组织第1支殖民先遣队闯入印尼。1602年荷兰政府批准成立具有政府职权的联合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公司)。1619年公司占领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后，就以它为基地,开始了长达350多年的对印尼的殖民掠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1602~1799)，印尼各族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例如杜鲁诺佐约的抗荷武装斗争(1674~1679)、基·托坡领导的万丹人民起义(1750~1755)。179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印尼成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尼于8月17日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荷兰与印尼经过多次战争和协商，于1949年11月签订印荷《圆桌会议协定》。根据此协定，印尼于同年12月27日成立联邦共和国，参加荷印联邦。1954年8月印尼脱离荷印联邦，实现独立自主。

印尼是东南亚，也是全球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浪漫主义者下西洋，革命者下东洋，劳动者下南洋”。清末民初，有很多沿海一带的底层人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抛弃家乡下南洋。华人凭借吃苦耐劳，勤奋淳朴的特质在那里生根发芽。现今，2013年印尼总人口2.48亿人，华人至少占3%-4%，印尼华侨华人实际总数应当在1000万以上。最早的华人移民潮发生在荷兰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数都是寻找商机的商贩。印尼华人拥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时间，分布于印尼不同的地区。根据研究，印尼华人大多来自于中国的南方省份，如福建、海南、广东，在地域上大多分布于雅加达、泗水、棉兰、北干巴鲁、三宝珑、坤甸（庞提纳克）、锡江（马卡萨）、巨港、万隆及邦加槟港等。

古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贸易不断发展和繁荣，促进了物质文化、生产技术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中印(尼)两国间的友谊。由于商业贸易关系，华人不断流寓印尼，他们与印尼人民一起，为印尼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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